科举制的利与弊
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历来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责难却更多，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中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康有为怒斥：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全是八股考试惹的祸！李光耀更直言：科举使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百年后的今天，把科举放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也许可以更理智地审视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
（一）科举制度的利
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自此在华夏大地绵延了十三个世纪之久，这自然有它赖以存在的道理。
首先，科举制度为国家选官用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否定特权制度，是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比起只讲出身的世袭制，比起看重门第的荐举制，比起拿钱买官的捐纳制，科考选人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科举制度本身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但千百年里争来议去，在朝廷选官国家用人这个万民关注的问题上，除了科举，终究没有到更好的办法能够替代它。换句话说，若用其他办法选官用人，其弊端会更为严重的。诸弊相权取其轻，科举制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寒门士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参政治国的行列。科举制向全天下抛出诱人的平等光环，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进身之阶，所谓“吴秀波和海清>p6 root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科场就像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天底下思想最活跃的文人，使他们把才智和精力全都用到拥拥挤挤抢过科举独木桥上。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封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有利于天下士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调整，自然也就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科举制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
第三，科举制度确实为历代的封建王朝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唐太宗李世民就为用科
举这张无形的网收罗了四海英才而沾沾自喜，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唐朝，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大多是由进士出身的，其中像张九龄、陈子昂、刘知几、颜真卿、王维、裴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柳公权、李商隐、杜牧等等，都是千古称颂的奇才。两宋时期的状元共有脸长18cm118人，其中正史有传者就有55人，这中间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有爱国作家张孝祥，著名学者陈亮，还有堪称朝中栋梁的吕蒙正、蔡齐、王曾、吴潜，以及清廉正直政绩颇佳的张观、贾黯等人，可谓星璀璨，名臣贤相辈出。明清时期的张居正、唐伯虎、汤显祖、李光地、纪晓岚、林则徐、翁同龢、张謇等等，这些建立了不朽功业的历史名人，也都是科甲出身。当然，金榜题名者也有不少无所作为的，而名落孙山者也有业绩斐然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总体来讲，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读书人，有的入仕参政，通过科场走向官场，成为维持和支撑国家机器的栋梁，更多的则仍滞留于社会中下层，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者，这些人都可称得上是国家通过科考选拔出来的人才。
第四，科举制度还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科举考试就像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一样，对世界文明都是一个重大贡献。在近代西方人的眼中，落后的大清国度里，除了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就是满大街吸食的烟鬼，
而只有沿袭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让他们打心底里折服惊叹，甚至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高丽（今朝鲜）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全盘搬了过去，也实行糊名、誊录等一套做法；安南（今越南）同样仿照中国进行科考，而且也用八股文，越共领袖胡志明的父亲就曾考中了进士。欧美各国在近代推行的学士、硕士、博士这一学位等级体系，恰是中国科举制中所实行的秀才、举人、进士那套三级科考取士的做法。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孙中山考察研究的结果却是，“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二）科举制度的弊
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弊端是考试内容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
在科举考试的天地里，独尊儒术，排斥多元文化。它只讲诗赋文章，排斥自然科学，千百年间，考试内容翻来覆去总是涛声依旧的《四书》《五经》。发展到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呆滞死板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著名学者李国荣曾评价道：“除八股之外，当时
还有六股、十股、十二股、十四股以至十六股、十八股，但不管分多少股，八股文的基本格式不能变。这八股文本来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可是从命题到答卷都走进了僵化的死胡同，它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精细的文体，由此选拔出来的，不知有多少是不谙世务的迂腐书生。相反的，一些有创造力的才子却往往被挡在科场的龙门之外，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才气十足，却科场失意，终生没有当上举人。而推出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竟连个秀才都未曾考上。”
其二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于是，有多少读书郎念念不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正因这样，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初动力和毕生追求，甚至七老八十的书生入场应考也是常有的事。正因这样，现在看来很奇怪的“白发童生”、“寿星举人”，在当时竟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康熙年间，广东顺德有个百岁开外的老人叫黄章，竟在曾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到京师会考，灯笼上面还滑稽地写着“百岁观场”几个大字，实在是莫大的嘲讽！
这种教导人们死读书的制度使得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诺基亚520怎么样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
技淫巧”。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科举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其三，科举还常常以字取人，因而屈抑了不少真才。晚清大思想家龚自珍才华横溢，却因楷法稍差在朝考时名列下等，难怪龚自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再加上科考中舞弊成风，诸如贿买、夹带、顶名、冒籍、替、传递、关节等等，作弊手段五花八门，搅得科场斯文扫地。譬如，顺治十四年（1657）的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卖出24个关节条子。雍正十一年（1733）河南学政俞鸿图在许州考试期间，一次就卖了47个秀才，捞了12000多两的银子。乾隆九年（1744）顺天举人考试，搜出的夹带士子多达42人，因为心里有鬼害怕搜查而临时放弃考试逃离龙门的，竟有2800多人。还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顺天府的八旗子弟考试，一个叫海成的考生，他一人考试竟了三个手，开考后的贡院，信鸽飞舞传文章，鞭炮声声递暗号，八旗子弟们简直在科场上闹翻了天。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为儿子考举人密定关节，最终败露而蹲了大狱的。层出不穷的科场案件，具体而形象地折射出清代科场的百态。
（三）科举制的启示
今天，我们对科举制度是非功过的认识和解读，恐怕也要更全面一些，再客观一些。不能盲人摸象，不能仅仅限于管窥，更不能戴上有眼镜来激扬文字。
历史地说，从隋唐到两宋，科举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对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一，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若说科举对历史起了窒碍作用，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事。这个时期，西方已经出现近代科学，而贡院高墙内的科举仍在《四书》《五经》的小圈圈里打转转，单一的科举考试科目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呆板的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时的科举已渐渐远离了近代世界迅猛发展的大潮，正如李光耀所言，科举“使过去帝制的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电瓶车电池保养。在新旧文化撞击交替的历史契机，科举制抱残守缺最终走上了绝路，成为封建制的陪葬。
说到科举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启迪，我想说三点：一是，科举制已退幕百年，我们需要的是，把科举考试制度放入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加以理智地考察，目的是抛弃它陈腐僵化的东西，吸取它合理积极的因素。应该说，科举制度中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能随着这一制度的废除也一并否定的，考试选人在历史上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使得选拔更具客观性。千百年的历史说明，考试
还是选拔人才较为成功的方法。不论是古代历史上，还是“”期间，考试都曾多次遭到废止，但最后又都不得已恢复。“”时废除高考，拾起一千多年前就已淘汰的推荐制度，结果一塌糊涂。因此说，考试是经过历史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二是，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形成了一系列考场规则和考试方法，诸如对出题判卷考官的锁院隔离制、对考生衣着用具的搜检制、对考卷的糊名弥封制等等，都是防范科场舞弊的有效举措，有些做法至今仍得到借鉴和沿用。而历史上按不同地区划分录取名额的规制，实践已证明对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有益的，今天的高考仍继续实行不同省区录取的定额制。这样看来，科举文化确有不少值得继承的积极因素。
三是，科举考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关键是它内容的陈腐和方法的僵化。因此，今天的各类考试，特别是高考，应该对其内容和方法不断地革新调整，以确保考试制度能够选拔真才，并促进全社会的人才培养。可称道的是，在今天这个多元社会，已不是仅仅一座独木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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