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唐代科举集阅考
阮爱东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
关键词：唐代科举；集阅；文解；朝集使；进奏官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6-0075-08doi：10.19742/jki.50-1164/C.200609
有唐一代继续实践和完善隋文帝创立的分科举士的制度，是科举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这个被多年深耕过的领域，仍然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细节。
以进士科举子报名和考试资格审核这一制度细节为例，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唐代实行的完整而又复杂的“集阅”制度。《说文解字》云:“阅，具数于门中也。”因此，从字面意思理解，所谓“集阅”，就是逐一清点考生，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作为唐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考前程序,“集阅”一词没有被《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和《中国科举辞典》等专业辞典收录，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等专著也没有专门拈出“集阅”一词来概括这个考前程序，而是分别以“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到省后的手续”等替代。因此，在讨论“集阅”之前，有必要先大致辨析它的意义。
“集阅”一词首次出现在杜佑《通典》中，之后《册府元龟》《新唐书》也有相似记录。姑将三者罗列如下：
（乡贡）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⑷353，君三
其不在学而举者，谓之乡贡，至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2]7382，贡举部•总序
（乡贡）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3]1161，选举志
收稿日期:2020-03-31
作者简介：阮爱东（1974-），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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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关于“集阅”的记录，描述的时间起止完全一致，都是起于举子来尚书省报到，终于整体行文移交给主持考试的官员，亦即举子报名和考试资格审核的过程。具体说来，它包括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候驳榜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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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引三条材料还共同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进士试的主持者是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但“集阅”却由户部完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呢？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官方馆、学解送的“生徒”，二是“不繇馆、学”的“乡贡”；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岁随方物入贡,,[3]1161-1163，即随同地方政府前往中央述职、进贡的“朝集使”一同赴京。朝集使述职的对口部门是户部，所以才会由户部“集阅”。因此，要讨论“集阅”，就得从唐代的朝集制度说起。
一、“乡贡”的解送者：从朝集使到进奏官
从先秦开始，地方政府就在京城设置专门场所，充当朝觐的临时住处，并且沟通中央和地方的政务，其职能类似今天的驻京办事处。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云:“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邸以奉朝请。”[4]5860先秦诸侯在王畿设有“汤沐之邑”，供朝见天子时斋戒沐浴之用；秦汉以来，郡、国在京城设置“郡邸”，每年遣“计吏”赴京“上计”，一方面呈上记录本地本年度的户口、粮谷、狱讼等方面信息的“计簿”，一方面进献地方贡物并将秀才、孝廉等不同名目的人才举送至中央政府。这是朝集使的制度渊源。
唐代实行的朝集使制度沿袭自隋。胡宝华《唐代朝集制度初探》、于處哲《从朝集使到进奏院》都认为隋代的朝集使制度创立于开皇初年。因为它在制度设计、功能赋予等方面与秦汉的上计制度基本一致，因而很多人直接以“计”“计吏”称呼“朝集”“朝集使”。关于朝集使的职守,《唐六典》卷三的记录非常全面：
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若边要州都督、刺史及诸州水旱成分，则佗官代焉。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陈其贡箧于殿庭。⑸79
大年初五拜年祝福语细绎这段文字，可以获得几个重要信息：
一是朝集使的人选。唐代的朝集使，除边地、要地以及发生水旱急务的州府以外，都由地方主官或其高级僚佐充任，这与两汉时以低阶官员充“计吏”不太一样。地方长官严格按照规定分番觐见，显示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二是朝集使的职责。朝集使最重要的职责有二，一是“应考绩”（即述职），二是“陈其贡籠于殿庭”（即贡物）。朝集使所贡之物，除了“方物”之外，还包括前来考试的乡贡。正因为这些参加科举的考生被视为地方政府向中央进贡的特殊“方物”，所以人们把他们称作“乡贡”“贡士”。在朝廷看来，地方进贡的人才比进贡的方物更重要，因此，武后长寿二年（692）二月，在左拾遗刘承庆的建议下，朝廷决定，元日朝拜时将乡贡举人“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6]1384。
三是朝集使进京的时间。朝集使于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因为其述职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的户口、钱粮、贡物等，所以与户部对接；十一月一日，各地朝集使经户部引导晋见天子，然后在“考堂”参加考核；次年正月一日，朝集使在朝堂正式献纳贡物和贡士。
朝集使制度是唐代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项举措。于屣哲认为它有两大职责:“一为参与对所部官员的考课，二为参加象征的朝廷礼典，所以对唐中央来说具备事务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意义。”[7]45«，随着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朝集使制度被迫终止，直到德宗建中元年
才重新恢复，但七年后再度被废止。该制度废止后，职能被“进奏院”取代o
安史乱起，朝集使制度名存实亡，但地方与中央之间不能没有沟通，于是各地普遍在长安设置“上・76・
都邸务”，派驻“留后使”处理相关事宜。代宗大历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朝廷下诏将“留后使”改称“上都进奏院官”同隔9，正式赋予“进奏院”合法地位。
进奏官与朝集使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任命的来源。朝集使由朝廷任命，但进奏官却由各藩镇自行指定。例如，晚唐时夏侯孜出镇成都，有人向他推荐“西川留后”的人选，他“一无所诺”，而是将这个肥缺留给一直追随自己的仆人李敬冋诅。也正因为这样，进奏官为地方藩镇服务的彩更浓厚一些，他们在京城搜集各种文件、情报编成“状报”供藩镇决策，为节度使及其亲友提供财会服务（如支付、汇兑、买房等），甚至敢于在进奏院内暗藏甲士谋叛作乱。
进奏院的负责人被称为“进奏官”“知进奏”“邸官”“邸吏”，其职能基本上与朝集使一致，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将其概括为“以尊朝觐，以率贡职”二职。但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削弱的背景下，进奏官朝觐、进贡的职能也相应弱化，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地方与中央之间进行联络沟通的中转站”的作用⑼”。作为中央与地方联络沟通的重要“中转站”，进奏官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以前朝集使的职责，包括解送乡贡入京赴试。只不过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严格区分朝集使、进奏官，而是把他们笼统地呼为“
上计”或“计吏”。如《唐摭言》卷一“乡贡”条云:“今之解送，则古之上计也。”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多文献都说唐代乡贡“随计”“与计偕”，但这只是习惯表达，不能望文生义。事实上，他们并不像两汉贤士那样由“计吏”带领，通过“禀食公车”甚至“安车蒲轮”递送入京，而是分散、自费赴举，因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计偕”。
从唐代乡贡的数量的角度即可知他们难以集体“禀食公车”入京。唐代乡贡数量远多于两汉，重要州府更是多得惊人，例如柳宗元《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记录说，天宝元年，单汝州一地就“计偕百数”[4：5978。这么多乡贡，再加上他们的仆人、书僮等随行人员，集体入京显然不太现实，所以只能分散赴举。试举两例：李义琛三兄弟赴举，行至潼关遭遇大雪，无店可住，幸得一名好心的咸阳商人收留才免于冻馁"两，这是乡贡自行结伴入京；又，李洞《乙酉岁自蜀随计趁试不及》诗云，因为他“寒梅折后方离蜀”，再加上路途风雪艰难，以至误了试期〔如82"，这是单独赴举。
从乡贡赴举的资费来源角度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是自费赴考。刘蜕在《上礼部裴侍郎书》中说自己“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往来要花半年赶路，而且还要花两个月时间“乞假衣食于道路”⑷血°；元载贫寒，为岳家所厌薄，其妻王覩秀对他说：“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⑴讯刘蜕、元载需要自己“乞假衣食”或者妻子资助，显然都是自费赴举。又，汝南周子桑在贞元十九年来到京师，打算应五经科，“秋及陕，见无举诏，东还”[4]704°，他在开科诏书都未发布的情况下赴京，
显然不可能是官费。除少部分出身富贵之家的乡贡不必操心资费以外，大部分人都要自筹“举粮”，可能还有更多像刘禹锡《绝编生墓表》中所说的顾彖那样的寒士，会因为“家居亡皆，不能与计偕”⑷‘询，只能选择放弃。
海南岛旅游景点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也可看出乡贡不必“随计”。举子若当年未能及第，往往会滞留长安准备翌年的考试。顾况《游子吟》云:“三年不还家，万里遗锦衾。唤这种长期驻留长安的乡贡，自然不可能更不必“与计偕”。
既然朝集使（进奏官）并不真正带领乡贡入京，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解送”乡贡的呢？答案在“解”字里。“解”即“文解”，又称“文状”“牒”“牒文”，指官方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用以证明乡贡的身份。乡贡经县级考试合格，发给“文解”，解送至州府覆试；州府覆试合格，又发给“文解”，解送至尚书省考试。天宝六载，唐玄宗“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1217084，天宝十载又下《南郊赦》命各地寻访“怀才抱器未经荐举者”并“具名录奏”[131382，可见，所谓朝集使或进奏官“解送”乡贡入京应试，解送的其实只是一纸录有乡贡名单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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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送”的关键文件：文解
朝集使（进奏官）“解送”的“文解”，是证明乡贡身份资格的关键文件。《南部新书》丁卷云:“礼部驳榜者，十一月出。粗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此处所引点校版《南部新书》的本句标点为“粗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此处已据文意改正。）[14]48可见，在“驳榜”程序中，州府出具的“解”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解”，主事者可以直接驳落乡贡的考试资格。
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其实唐代地方州府签发的应考“文解”有两种：一种由乡贡本人持有，可称为“个人文解”；一种是由州府移文尚书省的本地乡贡总名册以及相应资料，可称作“集体文解”。县级初试后也会发给考生“个人文解”，因此应当也有解送州府的“集体文解”，只不过暂时未见相关材料，所以这里只讨论州府签发的两种文解。
先说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它由州府用印，相当于乡贡的“身份证”，投考时向有司出示。《新唐书•选举志上》说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叽，又载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绍上疏云:“又（进士）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仄席待贤之道……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3]1166-1167两处都提到乡贡“怀牒”“自投牒”，它由考生本人持有、怀藏于身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事例很多，不必详论。
再说州府行文给尚书省的“集体文解”。这个问题略复杂，所以先列出三则材料，以方便讨论：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符，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8]9,*二佯*■斤用速”条
开成二年，大尹崔洪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岂合差等?”……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⑷9，君二“蚱第”条宜令今后诸举人，委逐道观察使慎择有词艺及通经官员，各据所业考试，及格者即与给解，仍具所试诗赋经帖通粗数申省。⑷I",“畴b幸人九姜木说賊粉"超O
材料一、二说的是所谓“等第”制。“等第”又称“等列”“等例”，特指京兆府覆试中排名前十的乡贡，他们在京兆府的解送名单中被特意单列出来，主试的礼部侍郎（“小宗伯”）很尊重“等第”的排名，一般情况下会照单全录（“浑化”），再不济也会录取十之七八。材料二里，京兆尹崔琪不满“等第”制，理由是考生的排名应该由主考官决定，州府举送乡贡名册就够了，而不应该越俎代庖分出差等，所以他决定，京兆府本年举送的名单不再列出“等第”，而只“以所下文状为先后”，即按府试时考生的报名顺序排列。从“等第”制可知，起码京兆府解送的乡贡有一个总名单，而且这个名单还被分成了等第、普通两个等级。材料三是后唐明宗发布的诏敕，五代承唐制，可以用它来反观唐代的情况。敕书说“及格者即与给解”，说的即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仍具所试诗赋经帖通粗数一一申省”说的则是“集体文解”，里面包含了乡贡们在州府覆试中的试卷、成绩等内容。
常用词“解元”的意义也与“集体文解”相关。“解元”又称“解首”“解头”，字面意义是州府举送的“文解”中排名居首的人。既然有排名，那么显然不是发给个人的“解”。总之，虽然各类文献都没有明言乡贡举送时有“个人文解”和“集体文解”的区分，但以上材料表明，两种“文解”的确存在。
综言之，乡贡每年七八月间在州府“取解”，称“秋荐”，所以有“槐花黄，举子忙”的俗谚。“取解”一般要通过县、州两级考试。韩愈《赠张童子序》记录说，“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州府“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⑷紳。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李肇《唐国史补》云:“外府不试而贡举者，谓之拔解。”⑴说即已经小有名气的举子可以不参加州府的“秋试”而直接获得考试资格，这叫“拔解”；又，后唐明宗《疏理选曹并免落第人来年再纳文解敕》规定，上年落第的乡贡,“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再参加省试，可以免于取解⑷。与此同时，州府将覆试合格的•78•
乡贡的名册、考卷、成绩等内容合并到一起编成“集体文解”，用印，然后行文申送尚书省。朝集使或进奏官“解送”的，即是这种“集体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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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期将临的时候，乡贡陆续进京，来到本州府朝集使（进奏官）处汇合，然后在其带领下参加“集阅”。
三、“集阅”的主持者：从户部到礼部
参加考试的乡贡“每岁仲冬，率与计偕”，与朝集使（进奏官）同时抵京。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到户部报到，十一月一日在户部引导下陛见，然后在“考堂”接受考核，翌年正月初一参加元日大典。乡贡是地方献纳给朝廷的“贡士”，与地方贡物一起，被朝集使一同进奉给掌管“徭赋职贡之方”的
户部，这是“始由户部集阅”的制度依据。由户部主持“集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朝廷原则上要求乡贡“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6]1384，而户部存有各州府的户口资料，方便审核乡贡的考试资格。从这个角度来看，最早由户部“集阅”确实有其合理性。
乡贡到户部报到直到开始考试，期间除了“集阅”，还会与朝集使（进奏官）一起参预一些重要活动。他们到户部报到的时间与朝集使一样，也是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据《唐会要•贡举中•缘举杂录》，唐代乡贡在“元日”这一天会与各地贡物一起“皆陈在御前”，也就是集体接受天子的接见。据《南部新书》，乡贡还有一次陛见机会:“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刚"大历十二年进士及第的黎逢著有《贡举人见于含元殿赋》，记录了乡贡在含元殿前陛见的详细过程，文中提到的时间是“当仲冬月”⑷8，两相印证，可见“仲冬”（十一月）含元殿陛见的程序实有其事。综合以上信息，则是朝集使（进奏官）“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时，各地乡贡也一同被“引见”，只不过都在含元殿前由当值的四方馆舍人代为宣慰；只有在更为正式而隆重的元日大典时，天子才会亲自接见朝集使（进奏官）和乡贡。
从时间安排来看，乡贡在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参加两次陛见，办理完“集阅”的手续，再略微休整，正好参加来年的春闱。从“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的说法来看，主考官考功员外郎应当只负责考试事务，所有“集阅”程序都在户部完成。
开元二十四年，因为主持科举考试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位轻务重，名实不伦”，朝廷决定改由礼部侍郎掌贡举[13]549O一般认为，科举主司换人后，“集阅”的主持部门也会相应改变。傅璇琮据《唐会要•贡举中•进士》所载文宗开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中的“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内容，认为“则有关举子报到、核阅等一系列事项，可能都由礼部掌握了”[16]78。其实在此之前的德宗建中三年就有敕书规定:“有应举者，先于举司陈状，准例考试。”同诬。可见中晚唐“举司”确实既负责考试，还负责接受和审核考生的“文状”。
似乎还可以更大胆地把礼部“集阅”的时间往前推。《册府元龟•贡举部•总序》云：“明皇开元二十四年……是年，始置礼部贡举印o，，[2]7382为主持贡举的礼部侍郎专门置印，目的是为了服务科举，而“集阅”作为一道重要的考前程序，当然有理由用这方印章来审核乡贡的“文解”“家状”等考试文件。
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更有理由让主考官主持“集阅”。因为在非正常年景（尤其战乱时期），很难按照正常程序“集阅”。例如，肃宗至元二载（757）分成凤翔、江淮、成都、江东四地贡举，这样的情况如何由户部“集阅”？再如，代宗广德二年（764）“时艰岁歉”，时任礼部侍郎贾至“奏请两都试举人”⑷唤，直到大历十一年⑺6）“罢两都贡举，都集上都””皿，期间12年都是长安、洛阳两都同试，这又该如何“集阅”？显然不可能让举子先到长安户部核验，然后再分赴两地考试。而且，从德宗朝开始，科举基本上放弃了本籍举送制度，出现了“不本于乡，不序于庠，一朝而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⑷妙7的混乱局面，考前由户部核验户籍已经完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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