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 李国豪是谁“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
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一、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
吴雨霏宣布怀二胎汉代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为形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思想条件; 而汉代孝廉制度成为稳定的入仕制度，为形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供了制度条件。欲为官者必须由人举荐，而被举荐的先决条件是以孝廉为代表的个人德行，这就逐渐形成了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同时，孝廉制度还通过考试审查了被举为孝廉的人的真才实学，对人才的质量进行把关。在入仕的这条路径下，欲为官者首先必须有所学，有所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当时的京师设立太学，成为中央的官学府和最高学府。太学由熟悉儒家经典著作的博士传道授业，成为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培育人才的地方。至此，汉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整套以重视德行为内在根本，以举孝廉为实现形式的人才培育和选拔制度。
孝廉制度为社会阶层的流动建立了一个通道，此前，这一通道是闭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汉武帝之前，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为贵族团体所垄断。汉武帝推行孝廉制度后，这一通道逐渐打开，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可能。孝廉制度所举荐的不再是全部由贵族子弟所组成的内部集团，从理论上把可以被举为孝廉的人员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在这一制度的激励下，形成了读书人重视名节、重视个人德行的良好风气。由于大量吸收有德行的读书人进入统治阶层，也促进了汉代政府本身统治方式的转变。这样的政府，钱穆先生称之为“读书人的政府”或“士人政府”，逐渐变为崇尚文治的政府。
汉武帝没有将孝廉制度仅仅视为一种选官制度，而是认为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教化方式。这才是汉武帝推广孝廉制度的直接目的，他在 《议不举孝廉有罪诏》 中特别指出:“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联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汉书·武帝记》) 汉武帝是试图将孝廉引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通过移风易俗，对社会风气的改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废铝价格“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企业愿景使命二、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
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
王志文的妻子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