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1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1，2021（总第226期）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No.226
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21.01.011
宋美杰，陈元朔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技术从被需要、被设计、被使用到成为一种战术工具的过程，成为日常生活媒介化的一个微观缩影。从“拍摄屏幕”到“用屏幕拍摄”的技术演变过程，展现了截屏“可复制”“可存储”“分享性”
和“瞬发性”的可供性。当下应用程序、图像编辑技术与媒介平台在相互交织、嵌套的过程中，又创造出
了超越截屏设计者所预期的应用方式。截屏为物的行为不仅催生了文字图像化、集屏审美、权限转移、语
境崩塌等现象产生，还成为管理与被管理者、平台与用户间围绕屏幕进行权力对抗的重要战术工具。对截
屏的媒介考古有助于发现来自于其实体前身的物质性隐喻，对个体的多媒材组织策略的观察兼顾到使用者
的能动性，二者结合成为数字技术物研究的新路径。
黄子韬从小就有黑眼圈关键词：截屏；可供性；物质性；媒介考古；媒介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21）01－0123－10
“Screenshot”由“屏幕”（screen）和“拍摄”（shot）两个词构成，意为“关于屏幕的拍摄”。作为当下电脑、手机等屏幕媒介系统功能的一部分，这种拍摄屏幕的操作常被称为“屏幕截图”“屏幕快照”或“截屏”，即分别强调对屏幕中瞬间图像内容的复制、截取和存储。无论哪种方式，都体现了截屏与“摄影”“拍摄”之间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媒介技术史的回溯亦可发现，截屏这一技术自诞生起就被作为一种特殊的摄影方式来使用。与摄影“向外”的拍摄方式不同，早期截屏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屏幕为对象”的特殊拍摄方式，且在最初阶段“屏幕”和“拍摄”分属于两个独立运作的媒介系统之中。随着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操作系统的发展，“屏幕窗口”（window）成为“人-机”之间的主要交互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截屏作为程序或插件的形式集成到计算机系统之中，从独立的摄影装置转化为代码语言。
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已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衣食住行、娱乐社交行动广泛为屏幕所中介，这让图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表征”（representation）系统。人们在聊天时截屏，在保存信息时截屏，在需要出具凭证时截屏。作为界面交互与软件程序的重要辅助手段，截屏扮演了多种微不可察但又不可或缺的角。因此与其说截屏是一种“功能”（function），不如说截屏成了人们云端生活、线上社交、数字化生存的惯习（habitus）。当截屏的身影不断穿梭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各种情境之中，我们不禁思考：截屏技术为何能够伴随着不同时期的屏幕媒介羽翼渐丰？当前数字环境中有关截屏的多种实践方式是怎样产生的其物质性又如何形塑着人们媒介操作中的行为惯习、思维方式甚至日常生活
收稿日期：2020-12-01
如何破解excel密码基金项目：福建省新闻理论课题“智能时代的媒体融合与网络舆论引导策略”（2018A07）。
作者简介：宋美杰，女，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技术、智能媒介、健康传播。
陈元朔，男，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019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学、智能媒介。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
一、技术可供性：截屏的物质化隐喻与实践
一种工具的功能不仅取决于它的物质属性，还取决于交互过程中使用者的认识与实践。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尔姆·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以“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系统地描述了这种关系，即环境能够给予动物的行动可能性。平坦、坚硬的地面为长有足的动物提供了奔跑的可能性，①但对鱼而言地面却无法为其提供行动支持，因此可供性是相对于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而存在的。吉布森提出可供性的初衷是希望提供一种勾连“环境-行动”的视角，此后其他学者尝试将这一概念用于解释人与工具之间的互动。在设计领域，唐纳德·亚瑟·诺曼（Donald Arthur Norman）提出了“感知可供性”（perceived affordance）的观点，②强调对象的物质性与功能线索设计会引导用户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它。威廉·盖佛（William Gaver）则提出可供性是在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不仅为个体的行动提供可能，也同样是社会互动的前提。③在人机交互设计领域，哈特森（Hart-son）提出了人造物的功能效果、线索设计的可理解性、物理属性的操作难度等更为具体的可供性维度。④上述学者的阐释将可供性理论的解释力从自然环境拓展到人造物与技术领域，但在跨学科的旅行中可供性有被逐渐诠释为“技术物的属性”的趋势。
大陆传播学界对可供性概念的引入源自潘忠党等学者。⑤他将可供性构造为一种“衡量和比较”媒介的分析框架，如移动媒体具有“可携带”（portability）、“可获取”（availability）、“可定位”（lo-catability）和“可兼容”（multimediality）的可供性。⑥正因具有上述可能性，移动媒体才拥有了场景
土豆红烧肉转换和嵌入的能力。⑦再如社交媒体拥有固续、复制、延伸、检索四大可供性，因而得以塑造出“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这一新的体。⑧这一路径强调在人们的具体媒介行动中发掘可供性，为我们思考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框架。但其风险在于将可供性固化为“功能”、将使用者的能动性简化为对技术物功能的接受或拒绝，将可供性简化成只存在于人和“技术物”（artefacts）之间的、功能性的对应关系。数字时代的截屏实践显然不能以功能关系简单概括。与截屏技术的演变类似，当前媒介技术与物质性研究对象从过去历史中的各种显在可见之物，更多地转向了CPU、内存、图标、手势、点赞等“不可见之物”。⑨如何研究软件程序的架构、嵌入的数据标准、各种元数据的编码方式，以及操作系统的可供性？ 瑏瑠那些从口语、文字、机械时代一直被使用却又被我们忽略的媒介物质性，在计算机时代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变？
达瓦尔·维亚斯（Dhaval Vyas）提出的“以交互为关键视角”（an interaction-centered view of af-fordance），从“物质层”（artefact level）与“实践层”（practice level）两个维度提供了一条处于物质421
①②③
④
⑤⑥
⑦⑧⑨
瑏瑠James J．Gibson，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Hillsdal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6，p.127．Norman，Donald，A，Affordance，Conventions，and Design，Interactions，Vol.6，No.3，1999，pp.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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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
性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观点。为此，本文首先以媒介考古的方式探究截屏技术的物质性，即截屏在设计之初回应了怎样的需求？作为一种与屏幕伴生的技术，随着其所依附界面的变化，截屏的物质性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技术”（technologies-in-practice），截屏是如何与其他媒介系统产生勾连的在与手机平台上众多应用程序相互嵌入的过程中，截屏是否诞生了新的可供性？
二、截屏技术：从“拍摄屏幕”到“用屏幕拍摄”
（一）摄影术与可复制性、分享性
据盖林（Gerling Winfried）考证，截屏起源于1930年代巴西医生曼努埃尔·德阿布雷厄（Manu-el de Abreu）拍摄X射线机屏幕影像的尝试。①医生在给病人做X射线检查后，希望能提供给病人X 射线机屏幕上图像的副本，但当时输出影像的方式既费时又价格昂贵。为解决这一问题，德阿布雷厄医生利用一台相机对着X射线机的显示屏幕拍照，然后将相片冲洗出来代替机器原尺寸的胶片输出方式。由于节约了大量费用，“拍摄屏幕”的图像获取方法很快被推广开来。采用“相机－屏幕”手段、以复制屏幕内容为目的的截屏在德语中被称为“荧幕摄影”（Schirmbildfotografie），②从这一术语中也可以窥见截屏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摄影术”。
尽管德阿布雷厄医生的尝试在今天看来颇为粗笨，但摄影术在发展初期确实满足着与截屏十分相似的需求：复制图像。19世纪20年代，经由法国人约瑟夫·尼瑟福·尼埃普斯（Joseph Nicephore Niepce）改进的“照相制版术”（Heliography）被视为摄影术的初始。③这一时期的摄影术不同于今天我们谈论的拍照，其目的在于“复制”而非“创作”。④当时摄影术主要用于复制画作以实现批量生产，如1826年尼埃普斯就利用涂有光敏材料的锡板复刻了《红衣主教像》。彼时，摄影的保存和呈现都拥有物质实体，因此复刻的画作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悬挂于厅堂。同理，在对着屏幕拍摄以后，医生也可以将小尺寸的胶片分发给病人，从而实现了截屏“可复制性”（Ｒeplicability）的最基本目的。将“屏幕”和“相机”两个技术系统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行动者在媒介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这种使用者以满足
特定目的为出发点的能动性也是促成此后截屏技术可供性继续演化的关键。
因此，无论是以锡板复刻画作还是借助胶片承载影像，从物质性角度而言都促使图像转化为可以切实握在手中触摸、把玩的实体。屏幕上闪烁变动的像素被抓拍、固定、物质化，满足了这一时期人们传递屏幕图像的需求，实现了“可分享性”（shareability）。拍摄屏幕不仅是截屏技术的前奏，更体现出新技术与旧媒介之间的继承关系。
（二）计算机界面化与瞬间触发性
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让人们能够在软件层面实现截屏，不过这一转变的前提是计算机拥有一块可以实时显示进程的屏幕。与今天我们提及计算机时脑海里浮现的“扁平薄”的屏幕形象不同，早期的计算机由纯粹的运算部件组成，并没有“屏幕”这一部件。其原因除了技术所限，也与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需求和想象相关。1950年代，初步实用化的计算机主要用于工程辅助设计领域，人们对于“计算机在设计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辅助角”这一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计算机如同画笔一样是一种工具性的角，目的是代替人工的演算劳动，为使用者输出计算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计算机应该参与设计的思考过程，如绘图中的草稿在与使用者的交互中提供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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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爱莲说④②Winfried，Gerling，Photography in the Digital，Photographies，Vol.11，No.2－3，2018，pp.149－167．
Agnès Lattuati-Derieux，Echard J P，Thao-Heu S，et al，"Analysis of a varnish applied by Nicéphore Niépce to make a print used for
photographic purpose transparent"，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Vol.11，No.4，2010，pp.477－481．Winfried，Gerling，Photography in the Digital，Photographies，Vol.11，No.2－3，2018，pp.149－167．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
改个有意义的号id值。根据盖林和艾伦（Allen Matthew）的研究，当时的计算机更接近于第一种角，即纯粹的运算工具，“使用计算机”就等同于“雇佣一房间的人做计算工作”。雇主负责把新项目从窗户里递进这个房间（把打点卡放进机器），然后在一旁等待结果输出，再将输出的结果翻译出来。从输入项目到输出结果，计算机运行的过程处于“黑箱”（blackbox）状态，既不可见也不提供任何可交互性。①②军事领域对可交互性的需求最终决定了计算机的发展方向。“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希望开发一款计算机来模拟复杂的空气动力状况以训练飞行员，这不仅要求计算机具有高速运算的能力，还需要能够给予实时性的反馈。③项目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弗雷斯特（JayForrester）等工程师决定采用数字技术取
代模拟技术来完成实时运算的设计，最终，第一台实时交互计算机———“旋风机”（Whirlwind）于1951年问世。④旋风机有一块16*16像素的屏幕，能够持续反馈当前的运算进程，这对之后其他的商用计算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屏幕的计算机从纯粹的演算工具转变为可实时交互的对象，人类面对的不再只是面孔（face）还包括了界面（interface）。
随着计算机越来越长时间地参与人们的工作，人们展示和分享界面的情境由偶然变得经常。显然，界面作为一种图像有着纯粹文本不能存储和表达的信息模式，因此，复制图像的技术成为计算机使用中的迫切需求。解决这一需求的方式依然是截屏，人们将拍摄屏幕的相机改造并设置为专门用于屏幕拍摄的装置。1960年代，哈佛“交互式计算机辅助项目”中的实验人员制作了一套由两块屏幕组成的装置。主屏幕的背面设置了一块专供拍摄的屏幕，并在其前方固定了一台相机，使用者只要按下按钮即可拍下屏幕的照片。⑤虽然此时用于计算机的截屏装置在本质上还是独立的光学摄影系统，但其触发方式已经从相机快门转为计算机按键———截屏已然成了计算机设备的一部分，为时刻准备好对准虚拟世界的快门提供了“瞬发性”：用户不需要调用其他设备就可以随时拍摄界面。
（三）个人计算机与可存储性
1980年代初期，计算机逐渐走出专业化领域、成为个人的信息处理助手（Personal Computer）。用户从专家变迁为公众，这对计算机界面交互性、程序设计简单易用性、操作系统视觉化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要求，1984年，苹果“麦金塔”（Macintosh）电脑搭载了第一款商用图形用户界面“System1.0”。微软紧随其后，于1985年推出了Windows1.0系统，该款系统在MS-DOS的基础上添加了图形操作界面。操作行为可视化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后续计算机界面的发展，最终，图像超越代码语言成为人机互动的主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前后，万维网、超文本技术改变了信息搜索的方式，人们可以在不同界面之间频繁地切换、跳转。计算机个人化、操作界面图形化、万维网连接快捷化推动截屏朝着简易化、便捷化、快速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使得截屏操作被纳入操作系统中。比如MacOS操作系统采用的“cmd+shift+3”组合键触发系统截屏，并且设置了全屏截屏、当前窗口截屏、所选区域截屏等功能区分。
从实体相机到个人计算机，光学设备被抛弃，截屏渐渐与屏幕融为一体，成为“软件层面的虚拟操作”，截屏操作越来越快捷。一方面，截屏作为摄影技术“再媒介化”（Ｒemediation）的形式，指明了媒介可供性分析的另一条路径，即以媒介考古的方式从其所借鉴和吸纳的原型中探索其可供性的演变进程。另一方面，截屏生产的图像也不再依存于可供拿取、触摸的实体，其在存储与显现的机制只是一段记载像素彩属性的代码，因此可以被数字计算机的内存识别、写入和读取。这在另一个层面意味着截屏已完全成为一种数字化、信息化的操作，正因如此，截屏获得了电子层面的“可存621
①
②③⑤Allen，Matthew，Ｒepresenting Computer-Aided Design：Screenshots and the Interactive Computer Circa1960，Perspectives on Science：
Historical，Philosophical，Social，Vol.24，No.6，2016，pp.637－668．
Winfried，Gerling，Photography in the Digital，Photographies，Vol.11，No.2－3，2018，pp.149－167．
④Ｒedmond K C，Smith T M，The Career of a Computer，Science，Vol214，Iss.4524，1981，p.1020．
第1期宋美杰，陈元朔：为何截屏：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
储性”。摆脱了媒材形态的限制之后，截屏信息可以更自由地转移至其他应用程序、硬件设备甚至内容语境之中，以一种全新的图像性、物质性方式嵌入媒介化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三、敲击屏幕：媒介化生活中的截屏行动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平均每日花费5.43小时在手机上，①工作、社交、购物、娱乐甚至思考，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为都经由屏幕展开。同时，不仅贴身的设备拥有屏幕，ATM机、汽车仪表盘、烤箱面板
、空调遥控器甚至智能音箱都装配了大大小小的屏幕，越来越多的人-机交互以屏幕为中介。“云端”与“线上”的比喻遮盖了互联网的中介性与物质性，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则更本质性地指出人类必将成为“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②在这一背景下，截屏也被纳入众多媒介体系之中。手机的移动性、多媒体的混杂性、软件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互涉，导致硬件、系统、程序间的功能交相作用，截屏的可供性也在相互嵌套的过程中变得更为混杂。除物质性以外，文化和社会条件也形塑着可供性的方向。在移动互联时代，截屏技术早期的“可复制性、可存储性、分享性和瞬发性”会延伸出怎样的新的可供性？处于不同媒介生态中的截屏与其他技术结合将产生何种反应？不同能力主体在目的迥异的媒介实践中该如何战术性地应用截屏
（一）截屏社交：文本图像化与语境崩塌
云端生活的最大变革是手机作为一种中介将远方的“彼在”转为切身的“此在”。社交平台和即时通讯应用技术的成熟，使得、微博、豆瓣、知乎和贴吧等平台逐渐成为数字时代个人与社会网络相连的基础设施。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人与体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也更多被屏幕对话所取代。从物质性角度而言，对话框、私信、、聊天窗口的设计要求人们以文字的形式取代面对面对话时的口语表达。在声音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失去了情绪、体态、氛围等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因素，③而获得了将非连续性“资料”（discrete）转化为线性的、随意“近用”（Ｒeal-time Access）对象的可能。④一方面，文本化让社交媒体上的聊天对话可以被复制、裁剪、编辑和转发；另一方面，截
屏则提供了将文本转为图片这一“文本图像化”的新可供性。
等熟人社交平台上的私信或聊对身份关系、上下文语境、平台封闭性等有着一定的要求，对话人所使用的头像、回复时间的间隔长短、使用的表情符号、拍一拍提醒等，都具有无法脱离语境和身份关系的复杂意涵。因此，单纯地复制对话文字往往仅能转达对话内容而无法呈现言外之意。截图则可以借由“图像”（Graphic）保留一切细节，形象生动、逼真地还原物质性特征，再现聊天对话中的语境。无论是对话内容还是回复节奏，文本与非文本信息都可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便没有参与对话，观看过聊天截图的围观者也可以获得仿佛置身于组之中、成为内部当事人的临场体验。正因如此，对话截屏在多种网络舆论事件中都扮演了证据证实、还原现场、唤起情感的角。如国内与国外的“反性骚扰运动”（Metoo）中，许多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受害女性都采用以截屏公开聊天对话的方式唤起公众情感、获得网络支持。社交媒体对话框中的文本不再只是指使病灶根源的X光影像，而成为人与人、人与体之间的关系、情感和行为，以及在上下文脉络和特殊场景下形成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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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④APUS研究院《APUS研究院：2019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大数据行为报告》，2020年4月12日，http：//www.199it/ar-
chives/1034098.html，202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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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杰：《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新视域与新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第87－98页+第128－129页。
钟蔚文（Wei-Wen Chung）、陈百龄（Pai-Lin Chen）、陈顺孝（Shun-Hsiao Chen）：《数位时代的技艺：提出一个分析架构》，《中华传播学刊》，2006年第10期，第23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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