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和城市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在关系。实证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占比。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因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存在差异，目前对东部城市银行信用贷款促进作用更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相对更重要。四是是否为农商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提升银行信用贷款占比，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居民共同努力，策力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夯实信用贷款基础。
一、引 言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下，小微企业融资难、居民就业难等问题格外突出，为帮助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居民就业，落实“六保、六稳”工作任务，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银行信用贷款被国家寄予厚望。如202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中提出“确保2020
年普惠小用贷款占比明显提高”，国家“十四五”规划也提到要推动信用贷款占比提高。然而一直以来，监管部门的政策呼吁、指导或强制规定等带来的效果不佳，难以根本扭转银行投放抵（质）押贷款的固有偏好，银行信用贷款占比提升慢。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仍是以银行间接融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大多数银行囿于“抵押物崇拜”的经营惯性、风险控制水平、激励约束机制和信用体系不完善的发展环境等内外因素，不愿或不敢大规模投放信用贷款，特别是小微企业类信用贷款发展缓慢、不容乐观。当前，我国信用贷款具有线上消费类信用贷款发展迅速，小微企业类场景单一、产品缺乏、引进积极性较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信用贷款偏好高于区域性中小银行的特征。这由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产品体系完善、风控能力更强，客户遍布全国有利于分散风险，因此其信用贷款规模较大、占比更高。而区域性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主要面向某个区域农户或小微企业发放小额信用贷款，规模较小，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信用贷款规模小、占比更小。据博瞻智库数据，我国银行信用贷款占比由高至低分别为股份银行（28.85%）、国有大型银行（27.47%）、城商银行（16.35%）和农商银行（9.78%）[1]，即地方性银行更加依赖于担保类贷款，其信用贷款占比较低。赵德汉原型
近年，数字经济如火如荼、新基建加速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
李英爱吧技术日新月异，金融科技在银行的作用由后台支撑逐渐变为前台引领，越发占据核心地位，赋能信用体系建设和银行风险管控等成为首要功能，数字化有望成为改善银行怯于发放信用贷款困境的重要助力，信用贷款大发展时机来临。同时，在此背景下，共享、成本低、广覆盖、使用便捷的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新冠疫情的暴发蔓延更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价值、加速了其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传统金融服务的边界，丰富了金融服务主体和手段，延伸了金融服务触角，提高了市场竞争性，对居民创收、扶贫以及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领域发挥着愈发积极的作用，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可获得”“商业可持续”“成本可负担”三大难题。可以推测，促进信用贷款投放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关键路径之一。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城市发展水平是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信用贷款的重要因素？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等三种数字普惠金融维度与信用贷款间是否存在不同作用关系？解答以上问题，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对促进国内消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落实监管部门信用贷款方面政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和信贷管理研究领域文献的有益补充。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从2005年普惠金融概念被联合国初次提出，到如今数字普惠金融常听于街头巷尾、频见于书刊杂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普惠金融的内涵、风险、发展模式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渐转移至数字普惠金融的现实效应，并形成较广泛的共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结合体，具有覆盖广泛、触达便捷、政策靶向性、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等独特优势，可从规模、速度和准度这三个维度显著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控能力，对减贫扶贫 [2-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5]、促进消费 [6-9]、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 [10-12]、居民创业增收 [13-17]、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18]、经济增长 [4]等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基于现有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和理论基础，结合信用贷款原理，可推测数字普惠金融与信用贷款关系密切，前者可能通过多渠道、多效应作用于后者。然而，仔细梳理相关文献仍鲜见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關系的成果。
（一）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信用贷款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完善征信体系，
提升银行风控水平，银行有信用贷款产品供给，消费者能使用信用贷款。傅秋子和黄益平[11]研究指出数字金融整体水平的提升减少了农村生产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增加了农村消费性正规信贷需求概率。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消费者就业、增收以及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使得消费者敢使用信用贷款。如方观富和许嘉怡[16]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的就业，增加了工作收入。三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广、使用便捷、嵌入消费场景丰富，促使消费者愿使用、容易使用信用贷款。易行健和周利[8]、邹新月和王旺[9]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且对西部地区影响大于东部。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一是银行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优势，降低获客和风控成本，逐渐有能力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二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银行越发表现为一种服务，而不是物理场所，跨界竞争日益激烈，信用贷款成为争夺重点，叠加监管部门推动，银行信用贷款供给增加。三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小微企业扩大信用贷款需求。Manyika et al.[13]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因缺乏信贷获取渠道而受阻的
小型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廖婧琳等[12]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四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增加信用贷款需求。王博等 [19]研究表明网络借贷通过信用认证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多次借贷积累的声誉软信息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间接推动企业扩大生产，从而增加融资需求。杨伟明等[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创业行为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张林和温涛[17]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一方面直接促进居民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创业。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地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提升银行信用贷款投放。
（二）银行所处城市区域的异质性
银行信用贷款与经营所在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信用贷款间的关系不可能千城一面。现有研究也较一致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的各种效应都或多或少存在某种明显的异质性，特别是区域、地理带来的异质性被论证最多。方观富和许嘉怡
麻辣烫配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就业促进作用更大。汪亚楠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从区域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地区社会保障的促进效应为中部最强、西部其次、东部最弱。杨伟明等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张林和温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创新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我国各城市间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信用环境、金融发展水平、民营经济规模、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消费习惯等差异大，而这些可能都是影响信用贷款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最能代表城市体间差异，现状显示东部城市整体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信用环境好、金融业发展水平高、民营经济活跃、居民消费能力强，更有利于信用贷款发展，学术界也存在诸多证实其差异的证据，因此，提出假设2。
莲姬假设2：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三）不同数字普惠金融维度作用的异质性数模论文格式
从已有数字普惠金融实证研究可发现，大多实证论文所采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都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该数据包
括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包含内容差异明显，因此其对信用贷款发挥作用机制时，定然存在结构化差异。具体而言，覆盖广度代表着数字普惠金融的用户数量、用户比例以及用户绑卡情况;使用深度则反映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实际使用情况，各个细分业务的使用活跃程度;数字化程度表示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贷款利率成本。如汪亚楠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从结构上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数字化程度的效应不显著。杨伟明等认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提出假设3。
int占几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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