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古镇调查研究《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8 年第  3 期摘要长江以南的江南古镇已取得了瞩目的保护成效，与此相较，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古镇目前的生存状态、大体存量特征却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阐述了运河城镇的勃兴对全国城镇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曾起到的关键作用，论述了影响长江以北古镇形态的地理、文化与民族因素，并对现存古镇的独特价值和保护利用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关键词：京杭大运河；长江；古镇；保护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途经六个省市，沟通五大水系，元代形成鼎盛期，明清中期继续发展，虽屡遭重创，但它至今直面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城镇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对外交流、祖国统一等方面，都曾经或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腹地在世界上均属空前绝后。正因如此，大运河的保护问题就更复杂，层次更多，本文论述的研究范围是长江以北扬州至天津的“京杭大运河”古镇。2006 年8～9 月和2007 年8～9 月，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与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共派出五个小组进行现场调查。1 与大运河古镇调查密切相关的文献综述1933 年美军1-500 系列地图为大运河的研究提供
了十分可靠的历史信息黄仁宇，2005。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地测量、航拍修正结果为依据，完整记录了大运河段的通航、城镇、城墙、路网、农田等基本信息，是本课题搜寻古镇、进行比对的基础资料。大约从2003 年开始，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进入了具体的提速通道。东南大学陈薇主持“元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与建筑研究” ，对运河沿线的重要历史城市遗存进行了调研。2005 年国家文物局启
动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双双提升到重要高度。2006 年  6 月京杭大运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在58 名政协委员的呼吁下得到广泛关注，同年底京杭大运河进入“申遗”预备役名单。2007 年北京大学俞孔坚主持的“为实现整体保护目的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结题，该课题在两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对京杭运河的水质和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在1：50000 地形图的基础上，将运河沿线3km 内的村镇、道路、水系、林地进行GIS 处理，建立了宏观层面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保护分区。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环境保护方法流程和技术路线也同样得到清华大学GIS 学术团队的关注，上述成果均是本课题宏观背景与历史研究层面的重要基础。在大运河古镇研究领域，李泉、王云2006所著《山东运河文化研究》从山东运河的城镇分布、商帮经营入手对山东商业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2006 年9 月，基于扬州11 座古镇的调研，扬州市政协发表了《关于加强沿运河古镇保护的建议》，运河古镇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议题。在过去的15 年，中国可能没有一处文化遗产在短时间内产生如此与时俱进、内涵不断丰富的探索，保护运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本课题研究试图将运河古镇的调查放到一个学术发展历史的脉络中去，试图在现存的运河研究学术谱系图中寻可资借鉴、前后照应的立足点，这样至少我们能知道自己能贡献哪些有价值的研究。从文献综述中可知，上述任何一项研究都是大雄心、小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均不可能尽善尽美。越是偏僻、看似微不足道的遗产，越可能蕴涵着大量的历史信息，越容易被人忽略，目前宏观层面大运河的自然与人工构架、专题性历史研究与微观聚落现状之间的踏勘成果依然不平衡。近20 年，古镇堪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亮点，国家先后颁布了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跨过长江，
江南古镇的保护工作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古镇历史悠久、人物殷埠著称于世，它们究竟还有多少留存至今，大部分人对其知之甚少。该种遗产类型亟待整理，避免臆测的基本方法就是取得详细深入的调查资料，这正是本项目的意义所在。研究小组先后考察了扬州、淮安、济宁、聊城、徐州、临清、德州、沧州、天津九座重要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此基础上，工作目标收缩在重要城市周围，且昔日位于主航道边或水系交汇点的58 处古村镇。2 大运河城市与古镇的重要关联元三十年1293，会通河与通惠河经过彻底整治，相继凿通，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至清道光六年1826漕运改为海运止，大运河虽然时而疏通、时而淤塞，但基本兴旺了600 年，元、明、清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京杭大运河发展完善的高级时期，元朝建都大都北京后，为保证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完整，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造，水利科技、城市建设、文化交流曾一度达到了空前活跃的阶段。大运河不仅是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而且也是一条城市发展主轴，运河城市因交通便捷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长江以北如通州、直沽天滓、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扬州、淮安等城市是带动和辐射区域城镇、广大乡村发展的区域经济与政治中心，它们的周边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因河务、漕运管理地位显著而形成的商业城镇。扬州处于沿运河和沿长江发展的两条发展轴的交汇点上，不仅是淮南盐业集散中心，也一度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瓜洲镇、湾头镇、邵伯镇、车逻镇、高邮镇、界首镇、范水镇、安宜镇、射阳湖镇、真州镇、十二圩镇形成以扬州运河为纽带的城镇链；淮安扼江北黄、淮、运要冲，从元三十年1293会通河开通以后，至清咸丰四年1855黄河北徙之前，淮安一直是治理黄、淮、运河的重点和关键所在，至晚清的漕运中心地位不曾改变，从末口到清
口，夹岸50 余里，有淮城、河下、板闸、钵体、清江浦、王家营、韩城、杨庄、码头、清口等十来个城镇；济宁从明代开始已经是全国瞩目的33 座大商业城市之一，雄据南北大运河的枢纽地段，与淮安同为漕运转输两大中心，也成为南北贸易集散、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南阳镇、鲁桥镇、开河古镇、安山古镇、长沟、南旺、袁口、靳口是元代会通河沿线的重要城镇，袁口、靳口与刘口、王坝口、张坝口、王仲口、常仲口等共同构成了济宁以北至大安山镇之间的重要渡口，俗称“百里十八口” 。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以天津三岔口为界，运河入津后注入海河，天津成为重要的漕运要道和河海陆交通枢纽，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埠，杨柳青镇、河西务、双塘镇、静海镇、独流镇等形成以回民聚居为代表的专业市场。济宁是“江北小苏州”、码头镇乃“小淮安” ，河下镇、邵伯古镇均被叫做“小扬州” 、新沂窑湾则自称“苏北、南阳镇被唤做“小济宁” 、小上海”“南有苏杭，北有临临清张张秋”，南北运河、运河之间的城镇密切关系、繁华程度从古镇“微缩城市”般的称谓中足见一斑。由于南北地理位置、漕运开发早晚、运河兴废的影响，以京杭大运河为轴心的城市发展不尽相同。淮安、济宁曾是国家漕运中心；扬州、徐州、临清、直沽天津是全国范围流通枢纽；通州、沧洲、德州、聊城、张秋、邳州、宿迁是运河沿线重要的地区性商业城市。依托并服务于城市，原来在运河津渡要道、陆水转换、桥闸坝址附近形成的农村集市逐渐发展成具有多种经济规模的市镇，专业性强、密度适中，相隔距离当天能来回的集市、庙会浸入到农业村庄。这样各级城市通过大运河及其他天然河道分支，与周围中心市镇、农业耕地之间的村落连接，逐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覆盖江淮平原、鲁西平原的地区性的产品交换和全国范围内的货物周转渠talk的过去式
道。运河沿线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增强了人口的集聚，积聚带来信息的流通、流通促使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传播，运河城镇的勃兴对全国城镇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3 影响长江以北大运河古镇存量的主要因素3.1 漕运税关地位的变化道光年间1821～1850开始海运代替内河运输，加之盐税改革，经济中心转移到汉口、上海。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完全废止。政治因素变化无常，独特的、延续数百年的漕运政策对中国运河发展的兴衰影响深远，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漕运而兴建起水陆运输、搬运、仓储、守卫、服务、榷关等机构对古镇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影响深远，如淮安码头镇、板闸镇。3.2 水利、交通运输方式的变迁运河运行艰难，关卡众多。据统计运河全程共有船闸62 座，其中47 座集中在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这一段运河全长不过133km，船闸密布，滞留带来商机，古镇多依闸河而建赵冈，2006。当河道淤积，闸口管理荒废后，这些古镇衰落明显。袁口、靳口均位于济宁以北，是元代会通河沿线的重要闸口城镇，目前都已经成为普通村落，历史环境基本无存。位于济宁的南旺分水坝工程、戴村坝工程历经近600 年，多次遭遇洪水冲毁而修复，是黄运分治、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历史上曾形成包括禹王殿、观音阁、关帝庙、蚂蚱庙、望月楼的庞大古建筑。现南旺分水设施现已无踪影，分水龙王庙建筑有部分留存，运河河道和小汶河河道依稀可辨，两侧现为农田及防护林，运河北侧的古镇则沦为普通农村。值得注意的是，穿山东南阳古镇而过的水系，是目前山东省唯一一段未被淤塞的古运河，水系的通畅是自然生态、聚居落稳定的重要保障，完整的南阳古镇与运河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与利用价值。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邮驿，称之“国之血脉” 。沿水路平均25 里设置的驿站构成了重要的通讯中心，是递送仪客、运
输军需的重要机构。邮驿兴废与大运河的兴衰几乎同步，1912 年近代邮政制度建立，数以万计历代建立的驿站递铺，现今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天津通洲的河西务，水陆通衢，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大型驿站所在，钞关、驿站、武备所构成的经济、军事和交通枢纽地位使河西务被赞誉为“津门首驿” ，目前仅剩1986 年所立石碑一座，邮驿为核心的历史街区不存。大运河沿线保存最为完整的高邮盂城驿经东南大学潘谷西主持复建，现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标建筑对促进高邮古镇区的保护作用显著。1905年横贯中国东中西部的陇海铁路动工，1916 年到达徐洲，1912 年英德资本建设南京至天津的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是影响大运河交通地位的最初关键因素，几乎波及所有古镇的盛衰。如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咽喉的台儿庄成为东南大门，江苏北端屏障，历来是兵家与商家的必争之地。交通方式的转换也留下了珍贵的产业建筑遗产，1912 年津浦铁路在杨柳青镇建造杨柳青火车站，乃占地不足600m2，红瓦坡顶砖混二层德式建筑，目前整个建筑基本保存了旧时火车站的原貌，对研究我国早期铁路的发展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杨柳青镇也因此成为大运河沿线极少的、古老水道运输与现代铁路相结合的典范。3.3 宗教传播与民族聚居的影响古通洲城有一相当奇特的建筑景观——三教庙，是儒、佛、道三家庙观同居并存、和睦相处的历史建筑。儒、道、佛是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如果说杂糅三教教义的各种民间信仰堪称大运河瑰宝的话，那么儒教为先，天主教、基督教传教为后，至今强有力的伊斯兰文明则在大运河沿线古镇上具有突出的反映。宗教活动不再局限于个人的信仰范围，而成为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体行为，通过宗教制度与信仰的共同仪式，增强了聚落的凝聚力，是历史上不能忽视的潜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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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山东是邹鲁发源地，鲁桥镇原为济宁的四大名镇，鲁桥古镇的运河位于老街后部，目前运河水质差淤积不通航。距鲁桥约6km，大运河从西北而来，由东向西穿村而过的家浅村现基本为仲姓家族聚落，乃孔子大弟子子路后裔聚居地。宋金元明清以来仲家浅村成为皇家礼制规定祭祀的儒家圣庙所在场所之一，元代以后此处为水路要冲，设有仲浅闸，闸翅有存，为大运河重要遗迹。仲庙、仲府、仲林均位于此，可谓是京杭大运河与儒家圣人故迹的交汇之地，古村能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儒家的代表是孔庙，它的特征是规模大，形制完整，几乎一座孔庙就占据了几个街坊的尺度，是整个古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江苏宝应县，古称安宜镇，宋、元、明三代，孔庙虽两度毁于兵乱，历经重建增建，但均不曾离开京杭大运河交通枢纽，最佳的商业发展空间让位于极具代表性的“政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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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至清代中叶已形成一组占地50 多亩、完整的、规模宏大的建筑。清代中叶以后，儒家在全国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宝应孔庙建筑物大部分毁坏，1960 年代破坏加速，现今孔庙大成殿完好，明伦堂已成危房，整体格局不存。2006 年县政府启动了古学宫、钟秀门、迎秀桥等复建工程。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普遍传播的阶段，至明清，伊斯兰教把注意力转移到精神文化的介绍、发展、融会方面，使中国的清真事业进入了新的时期杨怀中，1995。很明显，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整体勃兴在时间上恰好相辅相成。回民善于经营，遍及南北，聚集之地通常主动选择都市繁华之地。他们作为大分散、小聚居的社会，在大分散的客观形势下，尽量争取小的集
中。大运河便利的交通、宽阔的全国性市场、人口稠密的社会网络结构为回民的小定居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以回民传统聚居区为载体的各种习俗得以系统地保存与延续，不仅推动了伊斯兰文化沿运河的传播，而且成为逐渐加深回汉、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沂窑湾镇、台儿庄顺和古村、北观街、济宁州城、临清、聊城、张秋镇、通州张家湾镇、河西务、天穆村、杨村、天津唐官屯的回民分布更为集中。明万历年间运河改道台儿庄，漕运兴起，台儿庄成为著名的水旱码头，顺和街古村现存骆家、郁家、王公桥、四十万等青石码头，运河古道南岸坐落着山东特有的海草屋顶民居，门脸有显著的伊斯兰装饰，是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地。西方宗教的传华与殖民主义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交流密不可分，运河沿线聚落也成为传教士的重镇，并向乡村辐射。根据顾为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的研究，1920 年之前中国天主教分为五大教区，其中山东和苏皖有四个主辖区顾为民，2000。中运河古镇土山镇、窑湾镇有比较完整的德国天主教堂及附属物留存，建筑功能以慈善与传教为目的，形式比较自由，丰富了大运河的建筑遗产。传教士曾经对古镇的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做出过一定贡献，但并未对古镇的传统形态产生过决定性的改变。3.4 无徽不成镇与晋商独执牛耳的作用扬州—淮安的里运河由于同江南经济富庶地带紧密相连，长期作为淮北盐运中心，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美誉的徽州盐商与淮北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曾拥有对整个运河的强大政治和经济辐射力。目前“独为一邑冠”的淮安河下镇、码头镇、高邮镇、湾头镇、邵伯镇、宝应安宜镇成片历史街区最具代表性。尽管各古镇大多曾建有八省会馆、十八省会馆，徽商、晋商依然是大运河古镇商业曾经兴旺的重要影响因素。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无徽不成镇，在运河周围重要州、府
、县周围诸如扬州、淮安、瓜洲、临清、济宁等地均留下徽商的足迹。然而根据相关研究，清代晋商控制了整个北中国的市场，济宁一台儿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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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鲁运河流域出现了晋商独执商界牛耳的局面，徽商的地位在里运河以北无法与晋商相比，山东运河如台儿庄、临清等地的金龙大王庙、关帝庙多为晋商或江西商人所建，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建筑文化现象李泉、王云，2006。土山镇是江苏省邳州市治下的一方古镇，为获得商业壮大的机遇，境内开挖横切镇区边缘的房亭河与大运河相通。根据土山镇原文化站站长王会廷的统计，土山镇加上周围乡村，共60 个姓氏，其中20 多个是从山西省迁来，沿大街与小街两条商业主街现存有山西宝泉涌经营的酒油坊、徐五酱园店等晋商产业。4 当前古镇保护中的问题分析“历史”一词本身是多义词，即指历史本身，也即客观的发展过程，又是人们的长期认识成果。究竟怎样保护历史信息，这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不断深化、变量较大的研究课题。2006 年文化路线成为中华遗产的关键词，颇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是作为文化路线代表的京杭大运河加入“申遗”扩充名单孙华，2007。大运河“申遗”表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前沿保护议题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三世界文化遗产大国将勇于承担更多脑鹑魏鸵逦瘛?值得关注的是，京杭大运河作为一种新型的、保护难度极大的文化遗产，目前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亟待澄清。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对京杭大运河的时间跨度规定为从春秋开始至清代，横跨了2000 多年。大运河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大量聚落并没有更为连续的时空背景和更为稳定的经济背景作为支撑，时间界定未加详细说明，抽象与理想化，不仅使管理难度增加，而殷桃包养
且为大量重建、仿建的历史主题到借口，埋下隐患，一种浮躁的情绪在“申遗热”中涌动。历史上运河古镇某些早已完全消失，“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瓜洲自唐代设镇，根据《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到元代已相当繁荣，但光绪二十一年1895老瓜洲城沉入长江，瓜洲已成口传历史。一部大运河历史即为一部治黄历史姚汉元，1998，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和频繁改道对中国中部平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运河作为一条人工水道，在创造人类奇迹的同时，其诞生具有某种反自然的行为，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重要的在于缺乏长远的规划，只顾解决眼前问题，很少考虑后果和影响。许多水系与自然河道遭到无情的破坏和硬性的改变，进而造成很大的自然报复，高屋建瓴的淮阴高家堰淹没了洪泽湖以西淮河沿岸的良田，小清口、著名的泗州城在黄河夺淮后相继沉沦，洪泽湖以西聚落发育迟缓，洪泽县水域面积高达58。黄运相交、长江与运河相关的大运河一直很不太平，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经过了清太平军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年烽火，战争固然能创造新的文明，甚至留下红遗迹，但不能否认更多的古老文明遭到蹂躏。目前长江以北大运河依然在执行或酝酿着屡建屡废、时兴时废、利用效益极低的某些工程，为古镇保护带来莫大隐患。与江南古镇相比，长江以北古镇保护起步比较晚，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中，水体环境污染、交通不便、缺乏保护资金、公众参与性差、历史街区自然衰败等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失。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已将长江以北运河古镇推到了十分有限的边缘。假如有一天，我们提笔草拟京杭大运河“申遗”报告的时候，必须要交代文献与景观记录相互可资借鉴的真实环境存量，事实依据不足，难免在“申遗”的过程中夹杂对申报对象的随意再造甚至伪造现象，本应挖宝、护宝的事业却经常演变成了一种缺乏关注人民生活的“造宝”
行动。1855 年鲁运河断航后，很多与大运河发展休戚与共的历史城镇迅速衰落，昔日名噪一时的古镇除了赫赫大名，历史街区几乎荡然无存，重塑历史、模仿历史在长江以北大运河古镇反映突出：淮安名邑河下古镇街区基本格局尚存，但典型民居院落仅存1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