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定义[1]--------《文化研究》第五期
早在一个世纪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评论说，美国人有调查研究的癖好；而这一盲点，今天同样限制着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
美国人在实践中形成了只依靠本身确立判断准则的心理。由于他们感到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那点困难不假他人相助完全可以解决，所以他们便轻易断言，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人的智力所达不到的。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有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于是很少相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而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几乎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由于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寻证据，所以喜欢刨根问底地对自己研究的事物进行分析。因此，他们要尽量揭去事物的层层外皮，排除自己与事物之间的一切阻隔，消除事物在视线之中的一切隐蔽，以便在最近距离内和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事物。这种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很快使得他们开始反对形式。他们认为，形式是隔在他们与真理之间的无用且麻烦的屏障。[2]吴亦凡现任女友
两狗谈天打一字作为所谓“屏障”的代言人和辩护者，我将进行五种非体系性的考察：首先我要指出，（1）从现代历史来看，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已经有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据此，（2）我们要对
儿童体质差怎么办当代大众文化的历史定位加以明确；接着，（3）针对有关当代大众文化社会功能的经验研究方法，我将尝试作出评判；（4）并简要地概述一下有关大众文化的三种研究现状：哲学分析、定性分析和非经验分析；最后，（5）我将对社会批判和经验的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些纲领性的评述。
一、大众文化——长久以来的尴尬
在一项对美国国外广播听众习惯的调查中，一位被访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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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是孤独者的伴侣。近半个世纪以来，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对于妇女来说，特别是那些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只靠微薄退休金为生的妇女来说，由于她们完全与世隔绝，今天，多亏有了广播，她们才和世界有了联系。她们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变迁，她们到了自己的第二次青春。她们跟上了时代的脚步，知道那些出现在报纸头条、剧院、荧幕以及体育场的众多明星等等。我就曾听到乡村人在讨论莫扎特和肖邦，说他们各有哪些长处，而这些都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另外一个妇女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她说她家里没有收音机。当被问及其中原因的时候，她回答说：
因为一旦家里有了那东西，就没有谁能不受诱惑。每个人都痴痴地听着，孩子们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一次，我们去拜访朋友G.，我丈夫就一直都在拨弄朋友家的收音机。
韩寒金丽华她的观点得到了一个男性被访者的赞同，他也不能忍受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他认为，学习、聊天和家务劳动就够让人应接不暇了，收音机里林林总总播出的那些音乐和谈话节目只会降低人的智力。
实际上，这些随意的评论突出了一直贯穿现代的两个主题：一方面，对任何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器物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担心休闲方式的大规模制度化要求个体努力做到整齐划一，会对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产生压制作用。
人们在满足生理的和物质的生存需求之外，还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生命中那段睡觉和工作之余的时光，究竟应该如何度过？今天，现代社会的每个社会和文化阶层都遇到了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手里有了空闲时间，该自己做些什么呢？而在哲学对话中，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得到过最精妙的知性表述。在十六世纪，蒙田（Montaigne）曾仔细审视中世纪文化崩溃后的个人境遇。由于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里，他尤其对困扰着个人的孤独深有感触，而且在后封建社会的情形下，每个人都要受到极大的压力。为了避免
被这些压力压垮，为了逃避在孤单抑郁中不知所措，蒙田提出消遣是一条出路，因为“杂耍表演总能使人得到慰藉，遣怀还有散心”。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习惯看来非常现代的基本概念，早在十六世纪就出现了：如逃避(escape)，消遣(distraction)以及“虚构情感”（borrowed emotions）。
对于我们天生愚钝和脆弱的心灵，甚至连艺术都要取以用之，这合情合理吗？在所谓辩护的闹剧中，律师说着花言巧语，被自己的声音和假装的感情所打动，同时，他也被自己所扮演的激情蒙骗。在他的表演场面上，他将一种确实而真切的悲伤，传达给比他更与案件无关的陪审团。就像在葬礼哀悼仪式中受雇哭丧的人一样，他们按重量和程度出卖眼泪与悲伤；然而，尽管他们是被虚构的感情所打动，但可以肯定，由于这种使自己的表情合乎场合的习惯，他们往往会难以自制，受到忧伤真情的感染。[3]
而与蒙田旗鼓相当的回应，于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此期间，商业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宗教的影响随着宗教改革前后在逐渐减小，且从一般生活方式上，人们已经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焦虑（restlessness），也就是想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幸福渴求，在每一个地方以及任何一个地方都成为了主要的社会问题。正是如此，帕斯卡尔（Pascal）反对人在自取灭亡的焦虑中完全屈服，他说道：
我们从小让人就要关心自己的荣誉、财富、朋友，甚至至于自己朋友的财富和荣誉。我们把各种事务、语言学习和体育锻炼都压在他们身上；并且，我们还使他们懂得，除非他们的健康、荣誉、财富以及他们朋友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否则他们就不会幸福，而且只要缺少了任何一项，就会使他们不幸。这样，我们给他们施加了种种负担和事物，使得他们从天一亮就得忙个不停。——你也许会说，这真是一种让人幸福的奇怪方式！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让他们不幸呢？——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好不得不取消这一切负担。因为他们会看到自己：他们会反思，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从何而来，自己往何处去；于是我们就不能大大地利用他们或者牵制他们了。而这就是何以在让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假如他们还有时间轻松一下的话，还要劝他们从事娱乐、游戏，特别是永远一直要有所事事的缘故了。人心是怎样地空洞而又充满了污秽啊！[4]
反复再三地，他提醒说不要把他所谓的“遣心”（diversion）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那只会带来永远的不幸：
有时候，当我想到人们各种各样的消遣，想到他们在宫廷或战争中所面临的种种痛苦与危险，那里有那么多的争执、情欲、大胆而往往又凶恶的冒险，如此等等，扪心自问，我就发现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一件事，那就是不能安安静静地呆在屋里。
……一种内心的本能驱使他们到外面去寻求快乐和消遣，而这种本能就出自于他们无穷无尽的不幸感。[5]
因此，对于闲暇的态度，蒙田觉得是生存保证，而帕斯卡尔则认为是自取灭亡。双方的对立仍然在继续，在日常生活的所有知识层次上，每一方都有其鼓吹者，这在广播调查中以及诸多学术论文中都可以看到。一方是仁慈的大众传媒分析家，他们似乎认为，虽然每件事物还不是那么完美，但一切正在日渐变好。[6]另一方则是标新立异的社会批评家，他们把现代人的孤独与其对大众传媒的兴趣联系起来，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组织机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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