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风俗化人名的修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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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一笑很倾城ko是谁摘要:鲁迅小说中风俗化的人名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数字人名,一类是拟音人名,还有一类是与绍兴地方掌故有密切关系的人名。这三类人名,不仅具有鲜明的风俗化特征,而且其艺术修辞的特征和效果,还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世界的个性彩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关键词:鲁迅;绍兴;风俗化人名
在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时,鲁迅曾说,为了免除一些人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他往往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或从《百家姓》上的最初两个字为人物取名,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钱太爷”;或从“描红字帖”上随意拿下几个字作为人物的名字,如“孔乙己”;或根据中国历法的天干地支为自己虚拟的人物命名,如《奔月》中的女辛、女乙、女庚等。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鲁迅还有意依据越地绍兴取名的习俗,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冠以九斤、七斤、阿毛等人名。如果说前几种为小说人物命名的方式,仅仅只具有避免“谣言家”穿凿附会的功能的话,那么,鲁迅依据越地风俗为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则不仅有效地塞阻了“谣言家”的口实,而且在成功彰显小说地域特的同时,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这些修辞效果正是鲁迅小说艺术性的一个特殊方面。
一、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
鲁迅小说中有些人名是用数字来称谓的。这种命名方式,与绍兴地区的风俗密切相关。在绍兴的风俗中,用数字
给人取名,一般有三种惯常的习俗:或按照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取名,如《风波》中“九斤”、“七斤”;或用婴儿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命名,如《离婚》中的“八三”和《社戏》中的“六一公公”;或按家族男丁的排行取名,如《离婚》中的“庄木三”、“七大人”等。
绍兴这种以数字为取名依据的风俗,或表明了某种纪念意义,或表达了祝愿祖孙健康、长寿的意思,或曲折地隐喻了家族兴旺发达的意思。总之,其价值取向都是善良的。也许正因为这种风俗包含了绍兴地区人们善良的企望,所以,这种用数字取名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鲁迅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取材,很多都与自己的故乡绍兴有关,他依据这种习俗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取名也在客观上反映了故乡的普遍风俗和与之相伴的普遍社会心理。小说所采用的修辞手法与绍兴传统的手法一样,即“纪实”的手法,这种纪实的手法,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也就是“赋”的手法,“赋”这种修辞手法的最突出特点及效果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写实与“直言”。这种修辞手段及所获得的效果,不仅十分形象地凸现了鲁迅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密切联系,而且也从一个特殊的层面显示了鲁迅小说这个海纳百川的艺术体的美学意义和个性风采。
鲁迅小说中这些具有鲜明风俗彩的数字人名的语用修辞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构成人名的语言单位;一个是话语组合。
就构成人名的语言单位来看,这些数字语言单位作为指称人物的符号,在语言体系中其性质是等价的,都具有别的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指称功能,如八斤就无法替代七斤的指称,反之也一样,它们的语用价值也不存在高低之分和良莠之别,在语用功能上都能较为客观地传递某种信息以及与这些信息相关的某种心理内容和良好的主观愿望。毫无疑问,鲁迅在小说中用数量词为这些人物取名的时候,也是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的。不过,鲁迅在叙事的过程中,立黄绮珊的前夫
足于这些以数字为名的人物的性别、身份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处境给他们冠以老太、大人、公公的时候,却不仅使这些人名具有了指称身份的意义,而且巧妙地完成了这些人名的艺术化处理,形成了生动形象,同时又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修辞效果,如,“老太”、“大人”这些语言单位。“老太”这个语言单位,其本义是指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词义性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不具有价值取向,但当这种年龄和身份的标志被鲁迅安放于《风波》中的那个常常抱怨“今不如昔”的九斤人名之后,构成“九斤老太”的称谓,则不仅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而且也为小说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表露自己的思想观念,塑造自身倚老卖老的性格特征,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大人”这一语言单位,虽然带着价值倾向,含有“尊敬”的意思,但当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将其安放在标志着排行的“七”字之后,构成“七大人”的称谓,则同样具有了讽刺意味,也同样为艺术描写的展开和人物性
格的揭示提供了话语组合的基础。而当小说的话语组合一步步展开,数字和身份构成的人名“九斤老太”和“七大人”的修辞意义也就得到了生动的展示。杜汶泽为什么遭内地封
话语组合,是这些数字人名语用修辞效果的更有深意的体现。在鲁迅的小说《风波》和《离婚》中,无论是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还是七大人的话语组合,不仅意味更深长,而且修辞效果也更为可圈可点,但,他们话语组合的基础,却是以这些数字人名的语言单位,也就是他们的名字的指称为基础的。如,《风波》中九斤老太的话语组合的基础就是“九斤老太”这个人名所标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又正是鲁迅能在小说中对人物言行展开真切、生动描写的艺术性依据。九斤老太之所以根深蒂固地抱定“一代不如一代”的价值判断并只要有机会就喋喋不休地展开言说,是因为她的名字和身份表明她的确具备了如此言说的资历――年近八旬的“老太”,是家中最年长者,辈分最高者;她“一代不如
一代”的话语之所以常常显得“理直气壮”,也是因为有她的名字所标示出的九斤的事实和她的孙子七斤的名字、曾孙女六斤的名字所标示出的事实作为直接的证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六斤的确“不如”七斤多,七斤也的确“不如”九斤重,九斤老太据此认定“一代不如一代”自然合情而合理,而鲁迅在小说中如此描绘“九斤老太”的话语,从艺术的构成来讲,也当然顺理成章,真实可信,且生动而深刻,很充分地发挥了“赋”这种修辞手段的功能,达到了朱熹所说的“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的艺术境界。
同样,《离婚》中的“七大人”的话语组合的修辞效果,也与其数字加身份的名字有直接关系,或者说,鲁迅对他的话语的描绘,所依据的正是他的名字所标示的规范及义指。“七大人”这一称谓中的“七”作为排行的数字表明,他家里至少有七个兄弟妹,这么多的兄弟妹正表明他的家族人丁兴旺,这也说明由他来裁定与“人丁”密切相关的婚姻事宜是恰切的;而他被乡下人尊崇为“大人”的身份,又表明他有裁定爱姑离婚事宜的资格。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实在没有让人尊崇的内容,尽管他在私下与人交流的话语庸俗不堪,但既然乡下人都尊称他为“大人”,且是家族中排行为“七”的“大人”,他在公开场合的话语,也就自然具有作为绍兴地区“上等人”的特点:短促而具有权威性。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曾十分明了地指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从这方面看,“七大人”在“正式”场合的话语与他的资格和身份是一致的,也是“名符(副)其实”的,但,当名字所标示的资格和身份与他这个人在“私下”和“公开”两个不同场合中的话语的内容和特点相互对照,其讽刺和相互否定的意味也就跃然纸上了,名字和称谓所表示出的良好和尊崇之意,也就如泥菩萨掉入水中一样地被消解了,鲁迅讽刺批判的意
图和对这些上层人深恶痛绝的情感倾向也就直观而生动地体现出来了。二、拟音人名主旨化的修辞智慧
在鲁迅的小说中,与绍兴风俗有关而又最有意味,最值得分析的拟音人名当首推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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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阿Q这个拟音的名字与绍兴风俗有关,是因为鲁迅在小说中谈到为阿Q取名时曾如是说:“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我曾经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鲁迅通过阿Quei的发音推测阿Q的名字可能叫“阿桂”,这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越地绍兴取名风俗依据的。在绍兴的取名风俗中,有这样一种风俗:按孩子出生的月份取名。而一年十二个月,绍兴人又分别按每个月作物生长的特性给月份命名,如,称一月为茶月,二月为杏月,三月为桃月,四月为梅月,五月为榴月,六月为荷月,七月为凤仙月,八月为桂月,九月为菊月,十月为芙蓉月,十一月为荔枝月,十二月为腊月。并由此给在相对应的月份中出生的子女取名为“阿茶”、“杏生”、“梅仙”、“荷姑”、“桂香”、“蓉英”和“春芳”、“秋芬”等。再加上,绍兴人又有崇拜树神、祈祷树神辟邪护生的习俗,特别是对一些名贵的树种,如樟树、桂树等更是崇拜有加,并将这种习俗用在了取名上。鲁迅的乳名“樟寿”正是这种习俗的反映。鲁迅说阿Quei可能是阿桂,也是依据绍兴地区这种特有的习俗作出的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阿Q的名字具有风俗性,尽管鲁迅在小说中说,由于无法确认是阿桂还是阿贵,只好按英语的规范取了英文字母Q为人物命名,也无法遮蔽其本土彩。
如果说,从阿桂的“桂”字所标示的对象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名字的风俗特征的话,那么,从Quei的语音修辞中则可以发现阿Q这个名字不仅与绍兴的民间文化有直接关系,具有鲜明的风俗性,而且与鲁迅小说的主旨有深层的联系,具有艺术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