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给孩子的一封信
青春有你2开播时间总第246期2021.2
vol.43
社交活动中国新一代
老年人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2018的实证研究
杨雪,王瑜龙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养老负担和经济压力。然
而,老年体的发展并不是静止的。随着、支付宝等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方式的迅猛发展,老年
体的社交形式和消费习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本文基
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最新数据构建“社交活跃度”指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工具变量两阶
段回归模型分析社交活动对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社交活动确实会对中国新
一代老年人口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学历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及较高的社交活跃度会对新一代老年人
口消费产生积极正向影响。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能够显著促进其衣着、食品、日常居住杂费、文娱
出行(旅游)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参与多项社交活动且参与频率高对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的
提升作用尤其明显。因此,一方面老年人应积极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尤其应注重学习和构建
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线上社交模式;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继续完善老龄化制度与政策,尤其应该对老
年网络消费、老年旅游出行等较新较热行业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为挖掘老年消费潜力提供成熟而完备
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交活动;新一代老年人口;老年消费;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ki.1004-129X.2021.02.005
【文章编号】1004-129X(2021)02-0061-13
【收稿日期】2020-11-17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交叉学科科研资助计划项目:新老年崛起对中国文化消费影响的实证
研究(101832020DJX097)
【作者简介】杨雪(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怎样解方程王瑜龙(1991-),男,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民生政策及发展方略的制定都离不开对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问题的准确判别。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
程度在加深,老年人口数量多,规模大。[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59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2.57%,比2018年增加了941万人。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也给国家、社会和每一个家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养老负担和经济压力,部分老年人为了养老而导致的高储蓄率和低欲望消费并不利于拉动民间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老年体的发展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具有代际更替特性的,随着部分特定人相继进入老年,新老代际更替的过程实际是老年体内部始终保持的一种时空常态。“新一代”老年人与“老一代”老年人在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经济来源以及消费能力与潜力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2]在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大规模、快速的老龄化高潮时期,老年消费产业供给能力将进一步提高,随着“新一代”老年人消费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且消费意愿明显,中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潜力将变得极其可观。2020年11月阿里巴巴发布的《老年人数字生活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中国银发消费体对数字智能科技和互联网络生活的接触过程,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络购物为例,老年组网民在疫情期间的月网购活跃度增速异常迅猛,国内所有年龄段网民的月网购整体活跃度的同比增速相比单一老年组还要低29.7%。
目前学术界对于老年人口消费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层次,对于“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中国当下“银发一族”不仅点外卖、会网购、爱旅游,而且愿意在中高端医疗保健和美容上花钱。2019年我国“银发族”的旅游消费金额整体是“00后”的3倍,注册和使用智能手机APP生活服务平台的老年用户比例显著提升且主要消费特征为高消费、低频度,购买生鲜原材料显著高于现制餐饮,与老年人居家做饭的生活习惯吻合。随着、微博、抖音、支付宝等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方式的迅猛发展,老年体的社交形式和消费习惯等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提到国家应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深入研究我国“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引导老年人树立健康、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对于“后疫情时期”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文献回顾
1.“新一代”老年人口
学者翟振武在探讨我国当下的养老政策时最早提出要“关注‘新一代’老年人口的新特点”。“新一代”老年人口的特点是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对互联网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不断提升且多为“有房族”,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消费实力,“新一代”老年人口会面临更加“老年友好”的生活环境,自理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但也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空巢甚至独居的生活形式。[3]乐昕研究发现老年人口的消费具备年龄
和城乡等人分化特征,存在“新老人”消费模式逐步代替“老老人”消费模式的代际更替效应,老年消费的未来走势受年龄效应与代际效应的共同影响。[4]本文使用CHARLS2018数据,结合前人已有文献和研究实际需要,将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定义为截至2018年处于60-69周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口,即出生年份在1949-1958年的人口体。“这一代”人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正值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方略,高考制度恢复,国家秩序在经历十年动荡后也开始逐步走上正轨。这一代人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秩序恢复,开始走上腾飞发展之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等是前代人甚至其后代都无法相比的。在这一代人进入老年时期后,与
总第246期2021.2
vol.43
其相关的消费问题值得我们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59-1968年出生的人口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如前所述的“新一代”老年人口的若干特征,但局限于本研究所能获取的最新数据以及部分人口体到现在还未进入老年,故暂不纳入研究。
2.老年人口社交活动
国内外学者对于老年人口社交活动的内涵和外延给出了不同阐释。有国外学者将老年人社交活动进行
了分类,Engelhard将社交活动划分为参加体育运动;参加老年兴趣或技能培训课程;做慈善或志愿活动;参加各种性质类型的协会组织或俱乐部以及为亲朋好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若干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参加任何类型的社交活动都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这与Crowe、Pedersen、Greenfield等人的研究结论相同。[5-6]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老年人口社交活动与社会参与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其定义主要涉及社会交换、角扮演、符号互动、价值实现等基本内涵并体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邬沧萍等人认为老年人不论以何种形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都属于社会参与,不仅如此,老年人需要通过社交活动与社会参与满足自身的多元需求,同时最好也发挥“余热”,贡献社会,实现双赢价值。社交活动是个体与社会之间有机整合而成的一种行为模式。[7]这与杨宗传等学者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8]
3.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消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某些议题上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退休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会提高,高收入、高学历且拥有良好的家庭互动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等因素更加有利于老年人消费潜能的释放。[9]然而还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教育程度、参加社交活动等变量对城镇老年人口基本需求型消费的影响很小。例如参加社交活动越多,城镇老年人口基本需求型消费水平越低。[10]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中国老年人口消费的类型仍属于温饱型,其特点是重饮食、轻服装,重实用、轻时尚,娱乐、旅游消费在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本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11]中国城
市老年人在消费行为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理性与非理性交织、认同与重构并行、自我消费与利他性消费错位、“消费反哺”等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和意向均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各类社会关系的影响。[12-13]另外,老年人的孤独感对其保健消费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产生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就是社交活动,在消费保健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老年人通过与销售人员和其他老年人进行交流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进而增加其医疗保健消费。[14]
总的来看,一方面学界对于老年体内部的“异质性”考察越来越重视,低龄、高龄、失能等老年体类型均得到了人口学及相关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受过良好教育且有稳定收入的“新一代”老年人和老年消费者越来越多,他们健康水平较高,生活环境较好,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消费需求更具多样性,消费行为更为活跃,而学术界对于“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的相关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本文的创新性及必要性体现在:一方面,聚焦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从社交活动角度出发,利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有效解决了社交活动与老年人口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明晰了社交活动与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间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社交活动相较于学历程度等来讲是一个相对复杂且难以量化的变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老年人口“社交活跃度”指标及其“衣食住行医”五种消费类型的量化指标,使得老年人口社交活动对其消费的影响研究更易从创新及实证的角度去深入发
掘,同时也为相关对策和措施的提出贡献了科学依据。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第四期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8),该数据于2020年9月正式公开发布。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持运营,采用科学抽样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国45周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万余条,涵盖面较广,代表性较强。基线调查开始于2011年,每两年追访一次,每次追访问卷的相关的提问及选型都会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调整,还会视情况增加新的提问和被访者,从而保证了项目数据的科学性、创新性和时效性。本文采用的是2018年截面数据,选取受访者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个体进行统计分析,除缺失项外,还剔除了含奇异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752个。其中依据本文第二部分有关“新一代”老年人口概念界定而筛选得到的数据样本数量是5363个。
2.变量选取本研究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追访问卷”中的有关提问和选项,参考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支出分类》中的相关规定,设置了衣着消费、食品消费、日常居住杂费、文娱出行(旅游)消费以及医疗保健消费等五种消费支出类型及其消费数量作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即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衣食住行”消费及医疗保健消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以上五项消费类型进行了统一的以年度为单位的消费量换算。本研究关键解释变量“社交活跃度”的构建算式为:
表1
变量设置及样本描述
注:追访问卷给出的社交活动选项包括:串门、跟朋友交
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
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跳舞、健身、练气功等;参加社团组织
的活动;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照顾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
残疾人;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炒股、基金及其他金融证券;
上网;其他社交活动等共计11项形式与类型。
张婉悠厕所门是什么总第246期2021.2vol.43
C =∑i =1N =11()A i *F i (1)
其中,C 即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
艾薇儿 拉维妮“社交活跃度”。A i 表示社交活动(Activity ),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8年追访问卷”中为了解个体样本“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状况而进行的提问“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可多选)”,根据回访问卷共有11项社交活动且每一项社交活动的回答选项结果均可标记为二分类变量,
分别记为“0=没有”和“1=有”。F i 则表示每一项社交的频率(Frequency ),来源于追访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过去一个月,您每隔多长时间会做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或不经常?”,对回答选项结果的赋值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另外,经济状况作为中国老年人口及其家庭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是研究“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
问题所不能绕开和忽视的重要变量。[15]根据追访问卷中的相关提问,本文设置了衡量样本经济状况的控制变量“经济状况”,即样本自身所能支配的手中现金与机构存款的加总数量值。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而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本研究中“经济状况”低于相关标准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比例为85.11%,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绝大部分样本个体的经济状况水平偏低。
3.模型设定本研究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求参量估计值,初步判别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社交活动对其消费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为解决“新一代”老年人口社交活动与其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研究拟采用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 Variable ,IV )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有效的工具变量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所选用的IV 与内生自变量(社交活动)之间必须具有相关关系;二是IV 与
误差项(影响老年消费的随机项)之间必须为不相关关系,即所选用的IV 是客观且独一无二的。[16]结
合高翔等人对于工具变量内容选取的指标,本研究拟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社区问卷中的提问“你们村/社区有下列机构或者活动场所吗?”作为工具变量,选项包括篮球场、游泳池、露天健身器材、乒乓球桌、活动室、书画协会、舞蹈队或其他锻炼队、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老年活动中心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等十余项回答。所有回答选项的结果均为二分类变量,分别记为“0=没有”和“1=有”。只要调查样本个体所在的村或社区有以上任一机构或者活动场所,我们都将IV 记为“1”;若该村或社区没有任何老年活动机构或者场所,则将IV 记为“0”。选取这个变量作为IV 工具变量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社区老年活动机构或者场所的建设对于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及作用,经常去老年活动中心的老年人会更加倾向于参与书画、广场舞,甚至志愿服务等各种社交活动;二是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机构或者场所虽与老年人社交活动具有积极的正相关关系,但与老年人消费行为和消费数量的关系为不相关,因此非常适合作为本研究实证部分所需要的工具变量。
本研究拟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两阶段估计。[17]模型设置如下:
X i =θ0+θ1IV 1i +∑γi Z j +v i
(2)Y i =α0+α1i T +∑βi Z j +εi (3)
其中,公式(2)为模型估计的第一阶段回归,反映的是工具变量与中国老年人口社交活动之间的
feynman妈妈关系。IV 1i 为工具变量,X i 为内生自变量社交活动。公式(3)为模型估计的第二阶段回归,
Y i 表示与中国“新一代”老年人口消费相关的被解释变量,例如衣着消费、医疗保健消费等。T 为第一阶段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