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
    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是“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典型游牧经济。既然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秦、赵、燕）边于匈奴。”则那时长城以北的地区已是游牧人活动的地区了。
    司马迁的《匈奴列传》是综合了大量先秦时代有关北方长城地带的文献记载写成的，有整理和保存重要史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汉族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先秦文献中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戎狄，与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属于同一族。从而造成了两个相互关连的历史误解：一、先秦的戎狄就是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的前身，二、北方长城地带自古以来被游牧民族占居，后来才被中原农业居民向北方的拓展而逐步排挤到更北的地区。
    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有很大影响。例如，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声称：“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玁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1]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于中原型式的青铜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成为研究先秦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由于这些青铜器和欧亚大草原上古代游牧人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中外考古界都加强了北方长城地带早就是游牧地区的印象。以1997年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印行的《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图册为例，就把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分布图名之为“中国北方游牧民关系图”。[2]
    其实，从日益积累的北方长城地带田野发掘资料出发，结合环境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和战国才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种新认识下对先秦的原始文献（包括地下出土的文献）作重新分析，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现择要列论如下：
   
一、            从最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看“戎狄非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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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北方长城地带先秦史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这个地区是否始终为同一族所占居。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则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是和中原的夏人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族。这种观点究竟是汉代人出于大一统的流行观念而作的大胆想像，还是真有其事，这是须要今天科学研究的检验的。然而，司马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直到1997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居然还有一个既对考古资料没有实际了解，又不懂体质人类学常识的人，试图论证匈奴在文化和人种上都起源于中国中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这种谬论并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看待。
但是，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基本是凭文献考出的结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后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仍被多数人奉为信条。上引《中国通史》的说法实本诸王说。在考古学界，像田广金主张商代以来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均属早期匈奴遗存。[4]靳枫毅坚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遗存。[5]其实都基于北方长城地带不同时代的遗存均属于同一大族的信念。
1992年夏天，我在呼和浩特和石家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宣读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6]和《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7]两篇论文，主旨都是批驳把东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遗存笼通地与史籍记载的匈奴、东胡混同起来。1995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戎狄非胡论》[8]。以上三篇文章虽然有很多方面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其实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当时已经收集和鉴测过的古代颅骨资料表明，战国晚期以后的北方长城地带的主体居民在人种上是不同于战国早期以前的主体居民的。但是，当时一方面受到古代颅骨资料相对贫乏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到陈旧的分析方法的局限，还不能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9]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10]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已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
宇智波歹徒
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现代蒙古族即为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11]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12]
    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古颅骨资料可分为三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
而狭窄的颅型。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很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大的差异，这恐怕并不是与更北地区的人混血的结果，而是本地固有的体质特征。它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已发现的察右前旗甸子沟新石器时代的一份标本，即属此种类型。庙子沟文化广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原仰韶文化农人沿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与河套地区原有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13]庙子沟的古颅骨和中原仰韶文化居民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仰韶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且有中等的面部扁平程度，而庙子沟居民却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很大的上面扁平度，这些与仰韶居民不同之点，恰恰也就是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在种族特点方面主要的区别。推测庙子沟居民的这些相异于仰韶居民的体质特点，就是内蒙古中南部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原住民固有的性状。
    从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华北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大概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地带。重要的有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夏至早商的标本，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的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Ⅰ组标本。这种类型还辐射到东北地区，重要的发现有彰武平安堡遗址的夏代纪年内的标本，康平顺山屯遗址的商周之际的标本，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克什
克腾旗龙头山五个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标本。如何制作幻灯片母版>安全工作总结范文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也较为密切。所不同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在中国东北地区。在北方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代居民的代表有：翁牛特旗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的标本，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到早商）主要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合并的大甸子Ⅱ组）的标本，敖汉旗水泉墓地战国时代居民的一部分标本，张家口市白庙墓地春战之际的白庙Ⅱ组标本。
王思思演员古西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为：颅型偏长，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它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显得颇为相似。该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区，向北可扩展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在稍晚近的时期可渗透进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及其临近地区。在西北地区属于该类型的古代居民主要包括：菜园墓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柳湾墓地的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居民，杨洼湾墓地的齐家文化居民，阳山墓地
的半山文化居民，火烧沟墓地、干骨崖墓地和东灰山墓地的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核桃庄墓地的辛店文化居民，阿哈特拉山墓地的卡约文化居民等。至于青海湟中李家山组和新疆哈密焉不拉克M组的基本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的其他居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也许是面宽值略大一些或颅高值偏低一些，或许反映的是一种较之其他“古西北类型”居民保留了更多原始特征的地方性变体的性状。除此之外，在西北地区的蒙古人种资料中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颅骨组：宁夏固原彭堡组和青海大通匈奴组。这两组居民的年代普遍偏晚一些，前者为东周时期，后者为东汉时期。他们的种系特征与“古西北类型”差别较为明显，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某些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体质因素。他们的种族类型似乎与分布于内蒙古长城地带蛮汗山北麓的凉城县崞县窑子东周时期居民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进入汉代以后，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体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过鉴测的几批资料：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代鲜卑墓地、辽宁朝阳地区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墓地、察右前豪欠营辽代契丹墓地、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都呈现显著的低颅性质，并伴以短阔的颅型，宽阔而扁平的面形，明显属于现代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范畴了。外贝加尔的匈奴人，也是低颅的，但是是中长颅型和低颅的结合，俄国人类学家都认为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即“贝加尔类型”）。[14]杜门认为蒙古
境内的匈奴人与外贝加尔的匈奴人在人种类型上是一致的，只是蒙古的匈奴人的面高略高一些。[15]在我国的北方长城地带，这种低颅和长颅结合的颅型，目前仅在战国的凉城崞县窑子墓地的颅骨标本中见到过唯一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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