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谈当代大学生的成才之道与历史责任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怨气很重，总是埋怨自己的国家不够先进、不够开放、不够民主。在过去的一年，我率浙江大学两个博士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日本和台湾。访问日本的是浙江大学医学代表团，访问一共7天时间，有两件事情想说给你们听。第一，日本的宾馆开关房门时都是采用老式的铁钥匙，几乎没有一家宾馆像中国的宾馆那样采用时髦的磁卡钥匙；洗澡间同样采用老式的水龙头，这恐怕是中国人装修时绝对不会买的；宾馆里看不到壁挂式电视，全是老式的台式机；全日本的电视频道加起来都比不过杭州一个城市的电视频道多；第二，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一个电台——NHK的报道中看不到国际新闻，更看不到有关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巨大变化的丝毫消息。同样地，日本民众也绝不会知道巩俐、张艺谋等所谓的中国明星。访问台湾的是浙江大学艺术代表团。同样的现象，整个台湾的电视频道也不及杭州一个城市的电视频道多。由此来看，中国在信息开放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这也或多或少带来了某些弊端。
我要批评一下中国电视台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联播，有时大篇幅地报道一些极为无聊的国际新闻或是花边新闻。这些报道对国民而言是有害无利的，尤其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
《教育人生》是中国教育界非常推崇的一个栏目，但这么好的教育节目在杭州、合肥又有几个孩子的妈妈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观看呢？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就是通过电视报道让自己的国民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最好的，而极少提及其他国家的优势。与此对比，也反映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败。
 
现在我已获得了很多荣誉，比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浙江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这一称号。之所以这样说，就要讲到我80年代做学生、现在当教授的角转换中产生的一种深切感受了。我想大家都已看过《高考1977》这部电影，当时这部电影在浙江大学举行首映式时我作为主要嘉宾进行致辞。这部电影拍得很好，轻而易举地激起了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也让我重温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艰辛。但除此之外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个年代的老师，他们都单纯地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一生追逐的理想，而不是像现在的名教授一样天天忙着跑项目、搞科研，把学生放到一边不予理会。现在很多关注学风的老教师对当今大学的教育捶胸顿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教风、学风不满意。恕我直言，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中最失败的一点便是放弃了“把培养人作为大学的根本”这一信条。
基督教新年祝福语
之所以会被选为“浙江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真才实学”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学得扎实，学到家。这也是我拥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诸多荣誉的原因。第二，要有爱生之心。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大牌教授都在忙着搞“863”、“973”等项目而乐此不疲，却忽略了作为一名老师最起码的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说轻一点是丧失了职业操守，说重一点就是没有良心。相反地，我可能就是比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精力要多一些，会主动去关爱学生。比如当得知某个学生的妈妈得了重病而在黑龙江不到好医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妈妈接到杭州来，院士、医学家给她会诊；西部的同学春节买不到票时，我会给他买卧铺票；包括我的女博士的婚姻大事我都会竭力帮她解决。同时如若学生犯了错误，我会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以此来点拨学生的成长。第三，要有沟通的本领。恕我直言，现在有一些大学教授在沟通能力方面甚至比不上幼儿园的老师。“教授”一词，我认为一是教，二是传道。现在全国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让大学教授上课赵金昊”。这种提法听起来很好，但却不一定科学，因为现在很多大学评定教授的首要条件是做了什么项目、拿了教育部的什么课题或是发表了多少篇文章，但把教书育人特别是课堂授课的效果作为评定教授的条件的大学则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不上课便当了教授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很多
大学教授的授课水平、与学生的沟通能力都或多或少地下降了，比不过上课上得好的副教授，甚至比不过上课上得好的讲师。因此“让大学教授上课”的科学提法应该是：大学应该回归“本源”，把上课效果的好坏作为评选教授的最重要条件；要让上课上得好的老师讲课，当然如果是教授的话就更好了。
熊乃瑾整容前 
同学们，送你们一句话：要如热爱自己的生命一般去热爱自己的专业。不要认为法律、金融、贸易才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值得追求的职业方向，其实专业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在大学里应该努力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形成自己的特优势。我现在已经是全国二十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也包括厦门大学。最近当厦门大学再次恳请我去做一个演讲的同时，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易中天教授请出来和我同台演讲。当时我开玩笑地说要他们爱护自己的易中天教授。玩笑之余我也把自己和易中天教授的优缺点进行了一下比较，用来阐释我的“非对称思想”。所谓的“非对称思想”即取博弈双方的优势依次进行比较，追求非对称的发展成才之路。
先由书法讲起。我曾应邀为杭州移动公司总裁写过一幅书法，想到当下很多企业赚了学生
诸多昧心钱，于是便写了“悟道”二字，不过那位总裁还是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些老板在我面前之所以恭敬得像我的学生一般，是因为我在有钱人及当官的人面前从不说钱说官，而说知识。由此我联想到当今很多大学生不懂得“非对称优势”，在求职时面对企业缺乏自信，不清楚自己走向社会要依靠什么生存。作为中国创业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我认为大学生工作不需要所谓的培训，关键在于树立自信心，要懂得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社会上立足。
书法之后，再谈艺术。我现在一切的成功都来源于“非对称思想”和《动物世界》的启发。我总觉得一个男人必定在经历过诸多的痛苦乃至不幸之后才会真正变得成熟。拿我自己来说，由于之前跳舞受挫，我精心学习了声乐。在浙江大学“宝来杯”歌咏比赛中，我以高分子学教授的身份在众多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了桂冠。无独有偶，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使我萌生了为当代大学生写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军训之歌的想法，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我真的写成了这首以“谁说我们不像当兵的模样，谁说我们没有当兵的形象。我们就像当兵的模样，我们就有当兵的形象”为灵魂的军训之歌。
讲完艺术，再谈谈体育吧。我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的新任主席，同时我也很喜欢兵乓球，是浙江大学的乒协主席。
当然，我也懂得在“品三国”等诸多文科知识方面我还是与易中天教授有很大差距的，毕竟我的研究领域不在文科方面。我在书法、文艺等多方面与易中天教授的比较并不是想证明谁更加强大，更无意贬低或是伤害易中天老师，而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我的“非对称思想”，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12月的说说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天性是当代大学生创新的源泉。去年我在杭州做报告时曾讲到“孩子的天性需要被保护”。最近社会上大力倡导人们去关注并加强学前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口号也大为流传，从而促使整个学习过程的向前推移，但诸如学生择校已从幼儿园开始、强调胎教等社会现象在我看来是不科学的。学前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孩子在“学”之前不能“学”，不然就无所谓“学前”了。
在浙大，男女生比例接近7：3，但去年学校评选“十佳大学生”，十个候选人中只有1个男生，而且还是我力荐的。现在大学生谈恋爱分手时要死要活的很多都是男生，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80%是女生关之琳与任达华······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严重伤害了中国男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男生的天性。女孩要学会爱护身边的男孩，不要让他们丧失作
为男人的自尊与自信，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男孩的不自信、不勇敢，造成了难以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悲剧，最后伤害的还是女孩。而女孩越纯洁、越保持本性则越自然，保持美丽的时间也越长，过早经历复杂的情感、丧失自己的天性就意味着性早熟。
其实很多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高考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要因未能进入名校而沮丧，而要为能够进入安徽大学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因为我觉得学生高考分数越高则意味着进入大学之前遭受的摧残越深。每年浙江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5000多名本科生就有约16000至18000位家长陪同参加开学典礼，而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却不足500人。中国家长如此关注孩子的入学，却很少在乎他们的毕业典礼。而在国外连总统都要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推迟召开国务会议。经商的老板都知道生产的产品在即将出厂时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而中国的家长却不关心孩子大学毕业以后的道路，以为把孩子送进大学就万事大吉了，这反映出中国一种不正确的文化取向。去年美国杂志《Science》刊登了一篇文章，以浙江大学为例专门描述了中国大学豪华而先进的研究设备，好比黄浦江边、长安街上行驶着的奔驰和宝马。由此来看中国人得不到“特别温柔治愈的文案诺贝尔奖”并非因为中国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中国教育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
中国大学前的教育情况是：很多中国学生几乎拿遍了世界上数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等多种科目的冠军，尤以数学突出。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进入大学后就变得默默无闻、消逝在欢呼声和掌声中了。当下中国在数学领域只居世界二流，国内从未产生过“菲尔兹奖（The International Medals for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in Mathematics）”。另外，中国人在得不到“诺贝尔奖”的同时，却频频宣传一些美籍、英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对中国的教育和民众毫无用处，因为中国的民众对这般苍白的宣传已经缺乏了判断力。再看邻国日本，与钱永健（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有4位，且其中两位都是华裔，从而使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达到16位。据说其中一位80岁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的前50年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步，这让我联想到当今中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潮流——国际交流。
在中国，似乎国际交流已成为评价大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似乎只有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才算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我觉得中国的外语教育已走向歧途，把外语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更有甚者说不会外语就是文盲，我看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的文盲。在中国过分强调一个人的外语口语水平，而把阅读和理解水平放在其次，这在日本正好相反。我并非认为外语教育不重要，而只是想强调外语只是学习的一种工具，不是体现个人水平的标志。
美国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做调查研究了，很少学习外语；而中国学生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语，在实践中就落后于人了。
与中国相比，日本无论是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体育领域都更为优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对此进行了诸多思考。我当年留学日本时，看到幼儿园中的小朋友们脱掉鞋袜在冰冷的雪地里走，却没有一位妈妈因此而责怪幼儿园，这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让我们再来看一种现象：在中国，每天城市中很多著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门口一到放学时间就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了；而在日本却很少看到家长接送孩子的现象，因为在日本小孩子的心中这样做是要被人嘲笑的。我想说的是家长接送本不是孩子的需求，而是中国民众历来自私情感诉求的充分体现。这是教育的非正常状态，需要我们思考中国文化教育的弊端，但与体制无关。
再看中国高校的大学生。现在很多毕业的大学生既无知又无良知地抱怨国家没给自己提供机会，但我要告诉这些人大连有太多的日本人，北京、青岛有太多的韩国人，杭州、义乌有太多的中东人……全世界都来中国寻机会，我们没有理由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事实上不到工作是假象，艰苦的工作不愿做、享受的工作不到才是真相。我要告诫当代的大
学生，只有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离开大学后才会收获美丽的人生。
中国现在出现了号称“2+5+2”的“教育垄断同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旨在建立所谓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我在浙江大学高分子系做了十年系主任，每年考入高分子系前3名、前5名甚至前8名的研究生都来自很普通的大学，而很少有这些名校的学生。在高考到考研3年半的时间里，当人与人之间再次进行博弈时，昔日的赢家却赢不了对方。我觉得非一流大学的学生以后的发展并不一定比名校的学生差，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大学有能力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坚定自己的信念，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