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论”视⾓看电影《三峡好⼈》
2019-03-18
【内容摘要】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作者电影”⽅⾯很有代表性，他的电影基本都是从现实出发，关注社会边缘⼈物命运，⼀脉相承，可贵的是他塑造的⼈物的精神层⾯表达在逐渐进步，影像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在逐渐深⼊，作者认为贾樟柯多元的深层次思想是影⽚获得认可的奠基⽯。⽂章以极富贾樟柯导演风格，同时也是威尼斯电影节⾦狮奖获奖影⽚《三峡好⼈》为例，从贾樟柯电影美学特质和其形成背景、贾樟柯的关注点⽅⾯⼊⼿分析这部电影的精妙之处。
【关键词】电影作者论纪实美学深层次思想静中⾃省
电影作者论最早源于法国“新浪潮”电影，这⼀电影运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电影作者论的代表⼈物有⼽达尔、特吕弗和阿仑·雷乃。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电影作者理论的核⼼主要是强调电影是⼀种个⼈的艺术，导演是⼀部影⽚的真正作者，作者电影中的摄像机就像“⾃来⽔笔”，导演应当完全根据⾃⼰的构思来创作和描绘具有个⼈风格的影⽚，并在他的⼀系列电影中保持风格的统⼀性。随后这种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风潮也刮到了东⽅，在中国⾹港、台湾和⼤陆也先后有了推崇纪实、推
崇“作者电影”的风潮。
中国主要的作者电影代表⼈物有王家卫、蔡明亮和贾樟柯，笔者认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贾樟柯在“作者电影”⽅⾯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的电影基本都是从现实出发，关注社会边缘⼈物的命运，⼀脉相承。从《⼩武》中的⼩偷⼩武、《站台》县城中永远慢半拍的崔明亮、《⼩⼭回家》中那个外地打⼯仔，到《世界》中的外地务⼯者，再到《三峡好⼈》中的外乡⼈韩三明和沈红，主要⼈物精神层⾯的表达是逐渐进步的，⽤影像反映的社会问题是逐渐深⼊的，笔者认为这正是贾樟柯导演不断思考的⼒量。渐渐的，他的电影⾥有了多元的深层次思想，这些思想正在逐步触及这个时代边缘⼩⼈物的灵魂，社会的隐痛处。在他的电影⾥能看到中国电影⼈的责任感、对现实⽣活细致的观察和对⽣命的极度热爱。
翻阅贾樟柯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是⼀位1970年出⽣，正好经历了“⽂⾰”、改⾰开放、申奥成功等⼀系列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事件的⼈，所以，贾樟柯对变化⾮常的敏感，⾮常善于思考和⽤影像捕捉这种变化。在他⾃传的序中，陈丹青就说每每和贾樟柯交流，他谈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变化。就《三峡好⼈》这部影⽚来说，本⾝贾樟柯去三峡是为了给画家好友刘⼩东拍摄纪录⽚《东》的，但是贾樟柯⼀到三峡，⼀到奉节古城就被这⾥的景象和⼈们的⽣活状态震惊了，所以，他边拍摄边写剧本，创作了这部经典之作《三峡好⼈》，它是经典之作，是因为以下⼏点原因。
⾸先，贾樟柯继续了“寻”的主题，在⼈物的精神层⾯上有巨⼤突破。看过贾樟柯电影的⼈都知道，贾樟柯从电影《⼩武》到《三峡好⼈》⽆⼀不涉及“寻”这⼀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流传到现
在的经典叙事母题。在影⽚《三峡好⼈》中“寻”是分多条线索展开的，主线是韩三明寻⾃⼰16年没见⾯的妻⼦和⼥⼉，沈红寻让⾃⼰苦苦等待了两年的丈夫郭斌。这两个寻的结局设置从法律理性⾓度看是荒谬的，因为最后韩三明到了那个⾃⼰⽤3000元买的⽼婆，最后和船⽼⼤商定要⽤3万块钱把⾃⼰的⽼婆赎回来。⽽当沈红见到丈夫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这场合法的婚姻了。也就是说⾮法的东西正在被⼈们主动追求，⽽合法的东西正在被⼈主动放弃，这种荒谬让我们不禁反思这种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笔者认为，第⼀，体现了韩三明所代表的⼀类⼈教育⽔平低、法律意识薄弱。虽然过去了16年这种意识还是没有⼀点改变。好的电影总是抛出问题，让观众思考。电影《三峡好⼈》就⾮常满⾜这⼀点，这个问题让我们⼜发散思考，想到了影⽚中受⾹港电影⽂化影响⾄深的⼩马哥，受⽹络流⾏⾳乐⽂化影响⾄深的⼀直在唱《⽼⿏爱⼤⽶》和《两只蝴蝶》的男孩，还有16岁就想给⼈当保姆的绿⾐服⼩姑娘，这些都是中国未来青年的代表，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更不懂⽤法律保护⾃⼰，影⽚中⼩马哥为了50元钱，最后送了命。这种不接受教育以⾄于在⽣活、⾏动上的愚昧的原因，在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有很多，但在这部影⽚⾥我们不妨追随贾樟柯导演的思路去探寻，在这个地⽅，拆迁⼯每天⼲⼀天⼯最多赚50元，所以，在奉节这种1.5元⼀个床铺的低消费地区，50元不算⼀个⼩数⽬。当韩三明和队友说在⼭西挖煤每天能赚200元的时候，他们眼睛都发光了，即使韩三明最后补充说这个活很危险，下去了就不⼀定能上来，但是他的队友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和他⼀起去⼭西
打⼯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明知⼭有虎偏向虎⼭⾏”的选择？这不是⼀种勇⽓，⽽是⼀种⽆奈。在影⽚中，⼀个当地⼥⼈的房⼦即将要被拆了，她对韩三明说她要离开丈夫去⼴东打⼯了，她说她可不想两个⼈⼀起坐着等死。这⼀问题不单单是⼀个奉节城的，贾樟柯明⽩这实际上是当今社会崇拜物质者的通病，在⾃传中他这样写道：“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许凌晨三点从办公室⾥⾯出来坐着车⼀个⼈回家的时候，那种⽆助感和孤独感是⼀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每⼀个⼈都没有太⼤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这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个超市⾥⾯，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夜不分的⽣活，是每⼀个⼈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民。”①这种对于物质的崇拜，认为物质远⽐精神重要，严重依赖物质⽽⽣存的⼈类特性，按照马克思⼈学的发展阶段，应该是处于⼈类发展的第⼆阶段，这时候⼈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认为⼈的发展的第⼀步是现实规定性的⼈，这时候⼈都是以⼩落为集体⽣存，⼈的⾃然属性明显。在第⼆阶段，⼈们就需要经历对物质的依赖，劳动异化，⼈们的⽂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凸显，并且存在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在马克思眼⾥私有制使得劳动和劳动产品异化，使得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异化，使得劳动者与⾃⼰的内本质异化，使得⼈与⼈之间异化。这四点，在电影《三峡好⼈》中都有所体现，在拆迁过程中那些拆迁者每天都像机器⼀样，只要拆楼就可以，整体如何拆、拆哪些区域都是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他们没有动⼀点脑⼦，因此这种劳动本⾝就调动不起劳动者的能动性、积极性，与⼈的内本质——⾃觉的劳动是相反的。⽽且，如果他们拆完了，就意味着⼜没有谋⽣的道路
了，他们⼜要重新寻⼀条谋⽣的道路，他们拆迁后获利的是电影⾥郭斌那样的房地产商，并不是那些实际⼲活的拆迁⼯⼈，这种劳动异化现象在当代中国极具普遍意义，甚⾄说，这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也成为贾樟柯电影能在世界电影舞台上⼤放异彩的原因，因为他讲述的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的危机和⾯临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全世界的⼈都是共同的。
第⼆，沈红的⼥性意识觉醒。在经济全球化的热潮之中，⽂化的融合速度也在以惊⼈的速度影响着社会，在西⽅⼆战后⼥性主义和⼥权主义渐渐受到重视，男⼥平等在中国也渐渐被认为是主流观念了，从沈红的⾐着和动作来判断，她的⾓⾊⾝份肯定是⼀个城市医院⾥的护⼠，她接受过较良好的教育，她来奉节是为了寻她久久不能放下的情感依托，当她听说⾃⼰丈夫在外⾯有⼥⼈了，她表⾯上显得很冷静，只是不停地喝⽔，吹电风扇，但在内⼼已经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当她好不容易到丈夫的时候，她没有因为丈夫现在有钱了，物质上发达了⽽产⽣⼀丝留恋，她很坚决地提出了离婚，这种主动要求背后是沈红对她丈夫情感寄托的彻底⽡解，是开启⼀段新的寻的动⼒，是重新给⾃⼰社会属性定位，重新出发的决⼼。
第三，社会中强关系作⽤的淡化、弱关系作⽤的升温。在电影中，郭斌的妻⼦——沈红和郭斌的战友——东明，是导演贾樟柯设计的明显在社会关系层⾯上与郭斌属于强关系的这⼀类，但是这类本以为能⼀辈⼦的强关系在这个社会上迷失了。郭斌告诉妻⼦的还是⾃⼰两年前的号码，平时对妻⼦没有⼀点关⼼，郭斌与战友也有⼀年的时间没有联系了，⽽通过郭斌的打⼿我们知道：郭斌和新认识的厦门
⼥⽼板天天在⼀起，关系不⼀般。这种讽刺在韩三明的⽼婆⿇⼳妹⾝上也出现了，她来到奉节，也是迅速了⼀个船⽼⼤，这个⼈只是给她⼀⼝饭吃，并不承认，也并不是她的丈夫，在这种不稳定、没有情感寄托的关系中⿇⼳妹⼀⽣活就是16年，韩三明问她快乐吗？她说不快乐。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有情感需求的，但是，贾樟柯通过影像给我们敲了⼀个警钟，这种情感需求正在变得易变、不稳定，并且它与传统观念中的“⼀⽇夫妻百⽇恩”等思想背离，权⼒、声望和⾦钱的⼒量成为了⼈们选择⽤何种情感对待的标准。
其次，笔者想强调的是社会的宽容度逐渐放宽和贾樟柯导演对现实、对真实的尊重是他纪实美学的根基。前者说的是贾樟柯导演处在相对优越的⼤环境，后者是他个⼈对待每⼀个⽣命体验真实性的平等视点。就前者⽽⾔，因为中国社会从贾樟柯1970年出⽣到现在发⽣了很⼤的变化，在早期是不让说真话，到了第五代导演时期是让说真话，但是没⼈敢说真话，所以，第五代电影⼤多通过象征，通过寓⾔来讲故事，到了现在第六代导演所处的时期才真正敢说真话了，所以，纪实风潮很受第六代导演的青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了电影，有了表达。对于后者⽽⾔，贾樟柯擅长⽤中景、长镜头和场⾯调度的拍摄⽅式来还原正常⼈观察现实最本初的样⼦。他还充满智慧地运⽤⾮职业演员，演出了现实的味道，在声⾳⽅⾯，他处理得也很还原现实，处处精巧。例如在《三峡好⼈》的开篇声⾳中就有⽔声、汽笛声、⼈声、⽅⾔歌曲的⾳乐声和船上的喇叭声，声⾳从不同⽅位传来，如果我们仔细听，能听出声⾳的景别，能够听出时代的⽓息。在道具⽅⾯，贾樟柯导演很偏爱电视机，⽤电视机来表现
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仅⽤于转场，还⽤于背景有声源⾳乐的提供，使得整部影⽚从⾊彩到声⾳，从画⾯到⼈物都能让观者闻出现实的⽓息。在叙事的隐性线索中，三峡真实变迁的⽔位线，提供了影⽚中现实和变化之间的参照物，随着奉节古城⼀座座⼤楼的轰然倒塌，三峡的⽔位线也从156.5⽶涨到了156.7⽶，随着影⽚播放观者就能感受到2000多年的古城⼀点点消亡，在这⾥链接历史和现实的唯有考古专家东明⼿⾥的那个考古⼯具，让他的挖掘证明着历史的存在。
贾樟柯在北京⼤学百年讲堂的演讲中说：“⼈是擅于遗忘的族，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②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存在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因为当我们再看这部影⽚的时候，那奉节古城，已经不存在了，那⾥的⼈都已经搬到了不同的地⽅，即使是在这⽚本⾝安⼟重迁的⼟地上，⼈们也不会因为⼀个古城的消亡⽽停下脚步去祭奠，去感慨，因为在《三峡好⼈》同档期上映的是《满城尽带黄⾦甲》，票房统计告诉我们更多的⼈如贾樟柯电影⾥表现的那样去关注了“黄⾦”，⽽遗忘了“好⼈”。看了多遍《三峡好⼈》后，笔者对这个“好⼈”有两种解读：⼀种可以套⽤电影中的⼩马哥的⼀句话：“现在奉节哪⾥还有什么好⼈啊？”说完后，画⾯就切到电视机上“移民上船掩⾯哭泣离开家乡的画⾯”。所以，这⾥的好⼈，笔者认为是指⼼灵没有受到创伤，不那么拜⾦的⼈。第⼆种是贾樟柯尊敬的那种好⼈，他们是主动寻，有⽣命⼒的⼈，他们让贾樟柯感受到：“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命本⾝都会绽放灿烂的颜⾊。”③这种主动性是他电影⾥⼈物精神层⾯发⽣的巨⼤变化。最后笔者想说：唯有从现实出发才能体会这个社会的体温，⼈民的冷暖，贾樟柯还在⼀步⼀个脚印地前⾏着，他
是在⽤影像让⼈反思，让⼈⾃省，让⼈学会思考，学会在向消费社会转型的社会中坚守住⼼灵的净⼟，不要遗忘，不要忽略那些“静物”（Still Life）④，那些看上去微不⾜道，但是能说明⼈的历史和⼈的存在的东西。
娇妹儿
注释：
①②③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记[M].北京：北京⼤学出版社，2009：181，180，167.
④《三峡好⼈》的英⽂翻译就是《Still Life》，贾樟柯在《贾想1996—2008》中是这么阐述的：“有⼀天闯⼊⼀间⽆⼈的房间，看到主⼈桌⼦上布满尘⼟的物品，似乎突然发现了静物的秘密，那些长年不变的摆设，桌⼦上布满灰尘的器物，窗台上的酒瓶，墙上的饰物都突然具有了⼀种忧伤的诗意。静物代表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活的秘密。”
参考⽂献：
[1]格⾮，贾樟柯，等.⼀个⼈的电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旅行度假[2]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济南：⼭东画报出版社，2010.
[3]Louis Giannetti，Understanding Movies，Prentice Hall，2007.
[4]雅克·奥蒙，⽶歇尔·马利.当代电影分析[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何润东和张钧甯演过的电视剧有哪些[5]袁贵仁.马克思的⼈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学出版社，1996.
[6]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性[M].冯颜利，译.北京：东⽅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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