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我城”的启⽰
图/本刊记者⼤⾷
她写“吓⼈⼀跳”的⽂学，创造愉快的⽣活，却不囿于⾃我的⼩世界。有学者认为，接触西西的⽂学就等于接触了⾹港
本⽂⾸发于南⽅⼈物周刊
⽂ | 本刊记者孙凌宇实习记者林澜
全⽂约7287字，细读约需16分钟
在⾹港街头，要是路过⼀位⾝形矮⼩，斜挎布包，着装范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鞋⽩袜、⾐裤呈现不同灰度的⽼太太，即便她头戴⼀顶红帽，想必也不会吸引你从⼈⾥多看⼀眼。
萧蔷个人资料天⽓好的时候，她也爱去公园，或是逛商场，但买玩具不是为了奖励孙⼦孙⼥，⽽是哄她⾃⼰。⼏⼗年来她都住在九龙⼟⽠湾⼀带，不外出旅⾏的⽇⼦，最常出没于图书馆，没有⼈知道⾝边这个看似不苟⾔笑的短发⽼⼈是写了三⼗多本书的作家西西——这也正合她意，“我喜欢不要烦我，让我⾃⼰过⾃⼰宁静的⽣活。”她说。
天⽓要是不好呢，就窝在家⾥，看书、写作、踩单车锻炼⾝体。早些年她患了⼀场病，对⽣命毫⽆把握，以为要死了，藏书扔掉整整⼀半。剩下⼀千来本，均匀放于五架书橱，两橱外国⽂学，两橱中国作品，⼀橱杂书。
乳腺癌确诊后的那些⽇⼦很难过，天天看病，电疗时全⾝画满地图，焦⼼着不知何时康复，或是复发。摆脱病魔后⼜遇上新的挑战，因早期接受放射⽽误伤神经的右⼿⽇渐失灵，拧⽑⼱都没了⼒⽓，得借助⼀根筷⼦，包饺⼦⼀般，每天清早压住⽑⼱，配合左⼿在狭⼩的脸盆前翻转。与她通过信的⼈记得当年⽥字纸上流畅的龙飞凤舞，如今左⼿握笔，越写越⼤，很不⾃然。
为了训练⼿，她开始在偶然⾛进的商店学习缝制⽑熊玩偶。⽼板娘是她的⽼师，同时也是⾹港熊会的主席，见她年纪⼀把，⽩发稀疏，⾐衫朴素，学费就只收半价，购买安哥拉⽺⽑等原材料时，也给她折扣。五年内，西西⼀只⼿穿针引线，做了100只熊，努⼒程度让⽼师⾃叹不如。后者⾃豪地对⼈津津乐道第⼀次因为学⽣的作品开⼼到失眠，尤其是那只熊臂下夹着鸡的偷鸡贼时迁，⼀副被当场发现做了坏事的⽆辜表情，帮助西西初次参赛就获得了泰迪熊艺术家第⼀名。
古典⼩说和古代⼈物可谓丰富的题材库，曹雪芹、浪⼦燕青、卓⽂君和司马相如、荆轲和⾼渐离……她在庄⼦的左⽿缝上两只蝴蝶，头垫娃娃枕，⼀袭纯⽩⿇⾐，细看之下疏密、长短不完全⼀致的⿊线表⽰胡须，托好友拍摄作品时将之放在树篱的顶端，想象他正做着⼈类最柔软甜美的梦。
在传统⽂化⾥打完了转，西西⼜缝了些参加化装舞会的外国熊，以及肚⾥藏着⾳箱的会发声、会摇头的杂技⼩⼦，她尝试⾃⼰设计熊的纸样（不同于平⽇的可爱讨俏，⽐如脖⼦被拉得长长的⼥⼦，或是顶着颗斑马线⿐⼦的男⼦），脸上都透着⼀股像是意识到⾃⼰与众不同后的⽊讷的惆怅。⼀次，送了⼀只给痖弦，诗⼈⼤概充满诗的不确定，问道：这是熊吗？怎么不像其他的熊？
最受宠的，是⼀只名为“黄飞熊（粤语中‘熊’与‘鸿’同⾳）”的⼩熊，西西带着它坐了许多次飞机，最远去到阿姆斯特丹。她时常挂⼼于熊濒临绝种、树林快被砍光的现状，惦念着蜜蜂少了，有的被⼤黄蜂吃了，花粉传播便受影响。《缝熊志》出版后，⼀向不喜采访的她密集参加了⼀批签售、采访活动，尤其是⽑绒熊的个⼈展览，哪怕不在⾹港本地，也欣然前往捧场。
陈思成个人资料这之后，她⼜关注到同样⽣存艰⾟的猿猴，创作了⼀批形态各异的玩偶并写下《猿猴志》，接下来，精⼒似乎永不枯竭的⽼太太正在做第三种动物，具体是什么，还不能说。西西全职教书近20年，⾹港⼀度教师太多，学⽣减少，教育署（现为教育局）建议教员提早退休并转职到邮政局，或者到公园去收票，她都没有兴趣。在回复采访的邮件中，她透露若不以教书为⽣，其实想做野⽣动物园的管理员（⽆奈⾹港不像新加坡，没有那样的场所），忙于管理长臂猿、⾦丝猴、环尾狐猴也不错。
为什么限电限产2021⽼友们知道这些年她有很多事情要做，且常常就靠⼀只左⼿，便⾃觉少拨电话打搅，⼼⾥⾃是敬佩她的意志⼒，同时⼜不免感到⼼疼与惋惜。其中⼀位腹部动过⼿术的朋友，痊愈后也时常穿着西西为她量⾝定制的不会勒到伤⼝的宽⾝裤，
不免感到⼼疼与惋惜。其中⼀位腹部动过⼿术的朋友，痊愈后也时常穿着西西为她量⾝定制的不会勒到伤⼝的宽⾝裤，从中感受到西西的“⾹港精神”，认为她总能克服困难，甚⾄很有创意地将困难转变成另外⼀样东西。西西⾃⼰对此倒达观得多，没有那么多感慨，只是简单地觉得，“⼀只⼿不⾏，我还有另⼀只⼿”；近些年她⼀直埋头转换新的趣味，并努⼒将它们发展成艺术品，对于旁⼈说她疏于写作的议论并不太放在⼼上，“他们以为创作就是写字，但画画、雕塑、演戏都是创作，写作和做公仔（玩偶）⼀样，都是⽤很轻薄的料做成很出⾊的东西。”
西西翻看⾃⼰的作品《画/话本》
“不是在这就是在那的啦”
⼈们在年轻时就喜欢西西。台湾作家、⾳乐电台节⽬主持⼈马世芳参加完⼤学联考后的第五天，在今⽇书局瞥到了《我城》的封⾯，好奇翻开，看到开头就被迷住了——“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是的，除了向她们点我的头，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颠倒、拼贴、重塑，在马世芳的印象⾥，这⼩说既不苦⼤仇深，⼜不浅薄，虽然是1970年代的作品，但语⾔的新鲜感仍像是制作⾮常厉害的流⾏⾳乐，毫不过时。
《我城》⾥的主⼈公阿果，是以西西（本名张彦）的弟弟张尧为原型，她借⽤青年的眼光和语⾔，描述⾹港彼时的公园、越南难民船、经受的⽔荒⽔灾、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位铺电话线⼯⼈的个⼈⽣
活。书⾥写道，当他被录⽤后，他⾼兴极了：“哦，那个⽼太阳照在我的头顶上，那个18世纪、15世纪、27世纪、39世纪的⽼太阳。从明天起，我可以⾃家请⾃家吃饭了，我可以请我娘秀秀吃饭了。我很⾼兴，我⼀直⾼兴到第⼆天早上还没有⾼兴完。”
语⾔散发出的鲜活颜⾊与⽓味，吸引着马世芳反复阅读，读的作品多了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其每⼀本书的语⾔策略都不⼀样。但最开始他对西西还⼀⽆所知，连这名字是男是⼥都不知道。他在书店读了三页便决定带它回家，如魔怔般整夜没睡，⼀⼝⽓读完，从此成为粉丝。
多年后他习惯在麦克风前⽤温柔的台语热情洋溢地介绍台湾民谣，谈及喜爱的作家，依然是毫⽆保留地抒情赞美，“西西博学⽽绝⽆学究⽓，才⽓纵横⽽绝⽆傲⽓。她从师范毕业便专任教职，那些孩⼦的故事也被屡屡写进了⼩说。我记得《雪发》：男孩甫从江南来到⾹港，不懂粤语，频遭歧视，被⽼师⽬为顽劣不堪。⼀⽇他爬上了校园⾼⾼的树梢，惊动了消防队。众⼈惊诧仰视，⼀整棵鱼⽊树的⽩花落在男孩头上⾝上，周⾝染满了树枝树叶的绿⾊……⼤学时在⼣阳西照的课室读着这篇，西西的笔情景交融，糅合了天真与世故，美得令我屏息。”
1950年，西西如笔下的男孩⼀样，跟随家⼈从上海来⾹港读初中，影院⾥的武打⽚、课堂上的⼴东话，为她开启了新世界。在上海读⼩学时，西西每⽇跟着哥哥去上学，哥哥只觉这个妹妹平凡⽆奇，说什么她都点头，傻愣愣的。下午3点半放学后，是她⼀个⼈的时间，她爱在街上溜达，仿佛⾃带放
⼤镜，出神地浏览街两旁的各式店铺，如同欣赏⼤马戏团做种种表演，必须要把每⼀间店铺都仔细看⼀遍才回家。烘烧饼、擀⾯条、做花⽣糖的详细过程⼏⼗年后依然在她的长篇⾃传体⼩说《候鸟》（2020年在内地出版）⾥得以清晰呈现。路本不远，但经过这般“检视”，往往回到家已差不多5点。
到⾹港后，亲戚告诉西西，家附近有间学校招⽣，于是她独⾃穿过⽥间⼩路，攀上斜坡，去报名投考。放学时站在斜路上眺望学校对⾯的⼩学，⼼想，如果⾃⼰成为那⾥的教师就好了。两年后中学毕业，真的进⼊师范，后来派到这间学校，⼀教17年。每⽇经过⼟⽠湾农圃道，⽬睹了九龙城拆迁，农⽥变成⼩教堂，后⼜建了游泳池。跟随她前去拍摄的纪录⽚导演感叹说，“哇，那你岂不是整个青春都在这教书”，镜头⾥的⽼⼈没有任何停顿，⽤⼀⼝市井粤语回应道：是啊，不是在这就是在那的啦。
九龙城最初是⼀座海⼼岛，后来填海，庙也搬到了岸上。西西对这⽚浮⼟了如指掌，⽜棚书院⾥住着许多艺术⼯作者，⽊⼚街有⼀个很特别的地⽅，盲⼈们在那⾥学习⼿⼯艺，教书时她常跟学⽣说，不要浪费粉笔啊，那都是是盲⼈做的。汽车修理业聚集的⼗三街对⾯伫⽴着两座煤⽓⿎，⿎本⾝并不特别，但周围的⽓管、圆柱、烟囱，在西西看来就像星球⼤战，她希望它不要被拆，毕竟“这么好玩”。
2020年11⽉7⽇，南京万象书店《候鸟》放映会
“我⾼兴”
和如今深居简出的形象不同，来港后不久她便成了热⼼活跃的⽂艺⼥青年。上世纪60年代在右派报纸通篇政治⽂字中常常能看到西西的影评，她和好友最爱去⼤会堂的第⼀影室看外国电影，⽤孩童的语调去讲电影知识；她还拿着在“丽的电视台”（亚洲电视前⾝）⼯作的哥哥不要的胶卷剪辑过实验短⽚，帮邵⽒采访电影明星、写剧本。在其中⼀部名为
电视台”（亚洲电视前⾝）⼯作的哥哥不要的胶卷剪辑过实验短⽚，帮邵⽒采访电影明星、写剧本。在其中⼀部名为《窗》的电影⾥，⼥主⾓萧芳芳饰演盲⼈，问男主⾓谢贤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谢贤回答她，“天是蓝⾊的，树有很多种，树叶是绿⾊的。”电影院⾥观众⼀听便哄笑，⼈中的西西却笑不出来，只蓦然感到⽂艺腔在电影⾥⾏不通。
导演们喜欢和她合作，认为她写得快，⽂学根基好，⼈⼜好相处，但她写了⼏部便放弃了，“我不是⼀个适合写剧本的⼈，写剧本有很多对⽩，我最不擅长，我不懂说话，见到⼈也没什么话，不幽默，不搞笑，还是写⼩说⽐较好。”
与她相交不深的⾹港导演陈果曾为她拍摄纪录⽚，留下的印象是，“西西好沉静，是孤独的，不太跟⼈讲话。但她有时挺活泼幽默，讲很多冷笑话。”⽽在熟知她的朋友眼⾥，她似乎也很少随性玩乐。⼀次西西与共同创办《素叶⽂学》⽉刊的朋友们聚会，众⼈酒酣⽿热，争着拿⽑笔洋洋洒洒地书写诗词，唯独她⼯整地留下了三个字：我⾼兴。
《素叶⽂学》的编辑之⼀何福仁与西西相识超过40年。在他的记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整整数⼗年，⾹港报章的副刊百花齐放，曾是他每天的精神⾷粮。在报纸上西西绝少激昂慷慨，谈什么救国救民，她甚⾄不⽤感叹号。
⽂章常与之刊登在⼀起的痖弦，脑海⾥的西西则是她年轻时常去台湾拜访喜爱的作家的背包客装扮。她还帮台湾的洪范书店编过⼀套《1980年代的中国⼤陆⼩说选》，⼀共四本，将20位当时看来还相当新锐的中国⼩说家引进到繁体中⽂世界，包括莫⾔、李锐、韩少功、贾平凹等。
写过《结缘两地：台港⽂坛琐忆》的郑树森（现任印刻出版社社长）对那段两岸三地的⽂化交流历程⾮常熟悉。据他回忆，当时西西要做的，不仅仅是编辑这么简单，还得帮忙开稿费，到相关单位登记、审查、批准、盖印，做些⾏政的琐碎⼯作，甚⾄需要亲⾃拿着港币或者美⾦，去⼤陆给莫⾔等⼈送版税。
每次见⾯，西西都主动请他们吃饭，莫⾔当时曾受惠于她的慷慨做派，许多年后才得知原来她⽣活艰苦，写作环境⽐⾃⼰更差——和母亲、妹妹⼀家三⼝挤在30平⽶的⼀层⼩楼，睡的是两张双层床，平⽇在厨房或卫⽣间⾥⽀开⼀张⼩摺台，⼀屁股卡在另⼀张⼩凳⼦上就开始写⼩说。
狭窄的空间还需匀给樟⽊箱⼦、冰箱、落地风扇、唱机、盆栽，她在美利⼤厦住了起码10年，巅峰时期坚持在这⾥塞进⼋只书橱。妹妹没处摆放梳妆台；母亲和亲友周末搓⿇将要缩在门⾓；弟弟每次来
总说，你快要被这些书本和花草赶到屋⼦外⾯去了。
她固然羡慕哲学⼤家牟宗三的书房，窗前是⼀张⼤的⽊头写字桌，有许多抽屉。但⾯对不尽如⼈意的环境，她也毫⽆怨⾔。少年经历过战时流离，⼀家七⼋⼝刚到⾹港后全赖⽗亲⼀个⼈⼯作维持，因此⾃少养成节俭朴素的⽣活习惯。住在机场附近，常幻想会不会⽬睹机翼从窗外伸进来，她倒也⾃得其乐。
年⾄耄耋，她率性地总结，“我在什么地⽅都可以写作，没有书房，我在厨房写；右⼿不能写，可以左⼿写。”她在厨房的⼩凳上写了《我城》《哨⿅》《美丽⼤厦》等⼩说。在莫⾔看来，这种适应环境的能⼒不是⼀般⼈能有的。莫⾔说她写的是“弱⼥⼦的⼤⽂学”，“西西不仅仅是⼀个优秀的⾹港作家，她有个性。”
西西剪辑的实验短⽚《银河系》
“贴地”
建议尽早带爸妈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说家中，西西最推崇福楼拜和南美作家马⾥奥·巴尔加斯·略萨，她把“吓⼈⼀跳”作为⾃⼰喜欢的作家与书籍的标准（略萨正是玩结构的⾼⼿），同时也下意识地以此要求⾃⼰。她曾多次放话，“写⼩说，⼀是新内容，⼀是新⼿法，两样都没有，我就不写了。”
30年前她在罹患乳癌后写《哀悼乳房》，就让⼈眼前⼀亮地读到“你如果不喜欢这⼀段，可以跳去另⼀段”或是“啊呀，你睡着了？睡眠也是很重要的，还是不要再打扰你了”这类语句。精通⽂学理论的郑树森常把西西的⼩说创作放在世界⽂学的版图上来评价，曾指出她的作品变化瑰奇，每⼀部的题材和取材范畴都不同，呈现的⼿法更绝不重复，⾛在世界的前列。
何福仁对此深表认同。问他最喜欢西西哪部作品，他⼀阵犯难，“我喜欢的有许多本，尤其是短篇⼩说集，逐本看，留神她怎么写，会发觉每⼀本写法都不相同，各有创新，⽽⼜互相关涉。勉强说最喜欢的，我想是她新近完成的长篇《钦天监》。背景放在⼗七⼋世纪康熙⼀朝，写⼀个进⼊钦天监学习的少年由幼⾄长的故事。西西⼀向不太重视情节，这⼩说却有相当吸引⼈的情节，写亲情、爱情、⼈情以及世情，视野不凡，天地⼈都在其中了。她曾为这⼩说重访北京，80岁⾼龄还⾛上古天⽂台。”章子怡绯闻
与尚未出版的《钦天监》形成互涉的，是她近40年前写就的《哨⿅》（内地版于2020年7⽉出版），背景同样放在古代，讲述乾隆到热河⽊兰围场猎⿅的故事。故事架构严谨，虚构和史诗的重整平⾏铺叙，开启了⼀种知识型⼩说的新式趣味阅读。如通俗的宣传语所说，在阅读⼀个故事之余，你同时可以读到：⼀本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知识⼤全、⼀部东北游牧民族风⼟志、⼀部故宫器物鉴赏宝典、⼀册清朝皇室礼仪科普……
⽆从考究西西为了弄清这些⼏百年前发⽣的事情花了多少功夫，但起码从她⼀篇名为“从⼀帧剧照看《
⾚壁》的室内设计”的⽂章就⾜以窥见，这绝⾮⼀朝⼀⼣之功。曾和西西去苏州旅⾏的同伴回忆说，西西会提前查好资料，把要去的园林（包括⼀些偏远、不知名的）通通记在脑海中。跟着西西，她知道了苏州最⼩的园林是残粒园，但不对外开放。开放的最⼩园林，是五峰园。在她看来，西西是个很活的⼈，会寻⾃⼰想看的，包括后来写中国⽂化，也不是为了严肃研究，⽽是纯粹觉得⾃⼰喜欢，想要创造⼀个愉快的⽣活。
因此，也有⼈从《我城》在报上连载时开始，就批评西西⼀直躲在⾃我的世界，不关⼼社会。何福仁对这⼀说法⼗分不满，随后编了⼀本西西⼩说选《浮城1.2.3》，说明她的⼩说⼀直紧贴世事的转变，⽐其他⼈都要“贴地”。
《⼩说⾹港》的作者赵稀⽅曾精确指出西西⼩说⾥体现的⾹港意识。⾹港中⽂⼤学中⽂系讲师徐霞博⼠提供了更具体的论据，她认为写于70 年代后期的《我城》与⾹港的发展相辅相成: “⾃1971 年港督麦理浩上任以来，⾹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都快速发展，⾹港⼈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意识愈趋明显，⽽西西同⼀时期也开始了新题材新⼿法的试验。”
这部分学者都主张，接触西西就等于接触了⾹港，其所有的城市⼩说都是凝聚在“港岛吾爱”这⼀题⽬中的⼤故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西西出版了三⼗多部作品，⼴涉⼩说、诗歌、散⽂、图⽂集、电影剧本等，但这其中少有谈及爱情。她曾解释，有时觉得⼩说⾥的爱情太过夸张，⽐如《魔⼭》的男主
⾓去探望朋友，结果喜欢上了⼀个⼥⼦，发疯似的收集她的东西，碰过的茶杯、甚⾄肺部的X光⽚也要偷，“这在现实中是没有的。”
西西研究
利润分配会计分录在“肥沙嘴”围坐⿇将桌打透明软糖
她为数不多的⼀篇爱情⼩说，是有感于⼀位给死者化妆的远⽅亲戚的真实经历。⼩说的题⽬《像我这样的⼀个⼥⼦》当年迅速⾛红，⼈们纷纷沿袭她的句式，写下“像我这样的⼩公务员”、“像我这样的母亲”……马世芳从中读到灵动的诗意，他说西西的⽂类界线模糊，是诗的⼩说，也是⼩说的诗。也有⼈看完故事后，被内核的共性打动，⼩说结尾，⼥⼦的男友前来送花，但在她看来，这⼀举动恰恰是诀别的意思——爱情的真谛，命运和选择，⼯作的意义，每个⼈都会思考。2018年捷克现代歌剧团将这个故事改编后在欧洲出演，虽然跨越了时空和语⾔，但并不妨碍当地⼈被故事感染。
⼏年前，美国爱荷华⼤学的费正华(Jennifer Feeley)教授把西西的诗集《不是⽂字》翻译成英⽂ Not written words ，其中的⼀篇代表作 why not say 充分传达了西西⽂字的敏锐与趣味，“可不可以说，⼀床纸张，⼀⽭芦笋，⼀⽅加菲猫，⼀单剪⼑，⼀捅烈酒，⼀碗挣饭钱的⼈，⼀学海的鱼，⼀窘狮⼦，⼀消夜莺，⼀声喇叭裤……”
80岁时，她获得了2019年瑞典蝉⽂学奖，此奖旨在肯定东亚杰出诗⼈的创作成就，她是继台湾诗⼈杨牧、内地诗⼈西川之后第三位得奖的华⼈。不久前，她亦夺得2019年美国纽曼华语⽂学（诗歌）奖，之前得奖的有莫⾔、王安忆等⼈，⽽她是⾸位来⾃⾹港的获奖者。
西西和蝉⽂学奖奖杯合影
西西的提名者、⾹港浸会⼤学的何丽明博⼠在提名词中写道：“很长⼀段时间以来，⾹港⽂学都被视为是次要的，甚⾄有⼈认为这个城市不能出产重要的⽂学作品或著名作家。⾹港诗歌或许在很多⼈眼中是个更抽象和虚妄的概念。西西或谐或庄的诗歌道出了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的品格。她的诗歌也证明了⼀个城市的故事不必是宏⼤的叙述，⽽可以是表⾯琐碎的絮语、寓⾔或者童话。西西的诗歌阴柔、纤细、机智、敏锐、动⼈⼼弦，⽆可辩驳地宣⽰着⾹港诗歌的存在感。”
为了与⼀般的写实作品作区别，很多⼈更愿意将西西的创作说成是“童话写实”，虽然也写社会、饥饿贫穷，但西西不愿以冷酷的社会现实为批判内核，“当悲剧太多，⽽且都这样写，我就想写得快乐些。”她在《我城》⾥将尖沙咀写成肥沙嘴，四⼈围坐⿇将桌，打的却是透明软糖。
西西最初写这个⼩说，是因为在晴朗的季节，看见穿着⼀条⽜仔裤的⼈穿了⼀件舒服的布衫、⼀双运动鞋，背了⼀个轻便的布袋去远⾜，头发上都是阳光的颜⾊。忽然就觉得，现在的⼈的⽣活，和以前不⼀样了呵。她不求深明⼤义，只想好好写写⾹港这青年⼈，活泼，充满朝⽓，弹着吉他唱Bob Dyl
an的歌，“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作: 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难得的是相当明⽩事理，有藏于内⼼的正义感，对⽣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活环境困难重重，可都努⼒去做，⽽且做得快快乐乐。”
这同样是何福仁在为西西拍摄的纪录⽚《候鸟》⾥尝试贯穿的主题，“我以为那是西西⼀辈⼦的⽣活态度：遇上困难、挫折──她遇到不少，可不要怕，勇敢地解决它们。这是西西故事对年轻⼈的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