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姓名：苟侦桢  准考证号：130********6
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 影响 贡献 建安文学
彭于晏 照片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qq建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的诗歌。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 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诗意网名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汉乐府诗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酒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等等。汉代乐府诗的曲折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在汉代旧曲内作辞的方法，也有自创曲辞的做法。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而曹操新辞亦为四言；《蒿里行 》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五言句式；又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而《度三关》、《对酒》曲辞全是曹操新创。曹操的散文体式自由，以散句为主，较少雕琢痕迹，并且不避俗语俚语，使后来文坛涌现出了更多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贡献20大开多久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其时以副丞相之尊，与王粲、刘振、陈琳、徐干、阮瑀、应瑒、杨修等宴饮游乐、吟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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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是《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恒期间，采
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的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清朝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倾声，古今无两。”《燕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写这个题目的也全是七言这一点看，很有可能这个曲调原来就是配七言的，然而，不论怎样，曹丕对七言诗的形式是有很大贡献的，致使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七言诗涌现出来。
曹丕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文中要点有：评价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振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的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三）、曹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植，字子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操之子，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成“三曹”，晋朝诗人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常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人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诗歌主要是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犹大。
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还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晋朝大诗人谢灵运更是赞许有加：“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成语“才高八斗”便是
由此而来。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转关，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言情、言事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歌历史的一大杰出贡献。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曹植诗大大突破了其父“悲壮”，其兄“凄婉”的情感基调，达到了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极大地拓展了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并且曹植的“千悲万恨”“汹涌而发”是真正个人化的，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知，寄寓着自己被无端压制、闲置而壮志难伸的悲苦、愁怨、抑郁愤激之情，与曹丕代人言情、无所寄寓不同，这才是抒情诗艺术的方向。
二、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曹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建设性作用，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文学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联系，曹丕曹植是他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庇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我国一代文学巨匠鲁迅也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高度肯定了曹操的创作实践，他赞扬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这“改造”二字昭示课曹操在文学上追求新变的精神，“祖师”二字则突出了曹操开启一代文学新风的历史作用。曹操的诗文创作拘前人窠臼，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他的乐府诗率先以旧调旧题写时事，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在形式上他对汉乐府体制进行了大胆革新，他打破了曲辞严格的对应成规，既有严格依照旧题进行的填词创作，也有曲辞全系新创的情况，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曹操对汉乐府的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活力，在他的影响下，建安文学逐渐重视乐府诗的创作，建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乐府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鲁迅指出曹操的文章从通脱处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的通达作风和权威政治身份使他在做文章时能够保持一种自在的状态，随意发挥尽抒胸臆、气韵流畅毫无滞碍。
曹操的《短歌行》本是一首用于宴饮的诗，诗的最终意思，是能求得大才贤士，和自己一起平定天下，建立功业。曹操为人的特点就是十分爱惜人才，他渴望得到帮助自己的人才，想统一国家大业，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许多人感到人生无常，心情苦闷，但作者在这种悲伤的世风中能积极的看待人生。人生就同清晨的露水，转瞬即逝，自己功业未成，心中忧虑，不得不借酒浇愁。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借酒浇愁的情绪中，正像诗经《郑风·子衿》中所讲的，以为女子热烈的希望自己所期待的男子到来，充分说明作者想招揽贤士的迫切心情。他思贤若渴，求贤不得，日思夜慕。在明明月夜，诗人举目望银的月亮，驰骋想象，心中思念着人才，故友亲朋，远道而来，大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使人精神开朗。诗人又从想象中回到现实中来，“乌鹊南飞”，四处奔走的贤才名士，哪里才是你们的用武之地呢？作者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胸：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使人希望天下的人才能归自己所用，共创大业，天下归心。曹操在这首诗中很明白的表达了自己想要求贤的希望，更渴望能和自己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音响制作曹操作为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课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当时的汉丞相，北中国的实
际统治者，他把因为战乱而散处各地的文士吸纳罗致到自己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曹丕的文学观的形成，绝非偶然现象，这其中有着文学理论，文学观念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原因，还有时代社会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作家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只有到了曹丕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个体意识得到了极度的张扬。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的自觉能不能以人的自觉为前提，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觉醒，都跟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与自由发展息息相关。此时，以肯定人的主题价值为标志的人的觉醒，使文学的自觉变为了现实，出现了“文的自觉时代”。曹氏父子则是置身于这个时代前沿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唤来了一个文学创作“彬彬之盛”的建安新时期，在他们笔下，文学这个夹杂在史学和经学之间的可怜儿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金字塔。
文学创作的繁荣必然要带来文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处于这个文学创作高潮中的曹丕与同时
的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与吴质书》）共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了“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在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中，又有意识的进行着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同时，繁荣的文学创作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新的文学观念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中体现了曹丕的文学观，可以说孤篇定乾坤，确立了曹丕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典论·论文》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西汉时期，文学的社会地位很低，统治者视之为点缀一生的装饰品，宫廷娱乐的附庸，作家被当作优俳侍异之臣。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早已不满，王充就曾呼吁要尊重文人，可是他并没有正面阐述文学本身究竟有何社会意义。只有到了曹丕，才把文学事业的社会价值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他明确肯定文学有利于经邦治国，这就反驳了认为它不能“匡国理政”的浅见。因此他号召人们，“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要受拘于贫贱或富贵等物质条件，不要惧怕饥寒或流于逸乐，那些都是“目前之务”，只有文学才是“千载之功”。曹丕这些观点，一方面反映了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学本身影响的增长，同时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力图利用文学为其政治服务的要
求。由于曹丕在理论上大力提倡，加上一系列的组织活动，在曹氏父子周围，逐渐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作家，进行了许多创作活动，对于建安时期的文学繁荣和后世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的成熟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