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文献综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一、关于保障房项目的研究
从国外研究来看,专家学者常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城镇住房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如运用公共管理学、微观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甚至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方法,主要探讨的是城镇住房保障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住房保障框架模式、住房补贴效率、住房保障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Brent W.AmborseThomas G.Thibodeau(2004)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抵押贷款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后,政府的这些目标确实增加了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抵押贷款的供给,并证明这一增加开始于1998[1]
Gerson M.GoldbergJohn P.Harding(2003)对中低收入家庭住押贷款的投资特征进行了研究,由于对借款人收入与所购买住房价格的严格限制,政府住房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真实地反映了低收入家庭的资产组合,经验研究表明当利率下降时LMI (即低中收入,low-and-
moderate-income)投资组合展现出显著的高负债率与低再融资率[2]
Laurie M. Anderson(2003)等的研究表明对低收入家庭的可支付住房的供应不足与由于收入、种族、社会阶层等原因而不断增加的家庭间的隔离对于社区健康是不安全的,由此建议通过提高收入来提供可支付住房[3]
Scott Susin(2002)调查了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政策是否提高了未真正获得补助的贫困家庭的租金,结果发现在大都市区的拥有较多住房补助票券的低收入家庭较之于票券较少的家庭承受了更多的租金上涨,租金上涨额度远大于获取补助的额度,表明通过补助票券对低收入家庭进行求助是一个失败的政策赵英俊和雪村[4]
Glen Bramley Noah Kofi Karley(2005)回顾了在住房的可支付能力的度量方面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对于介于普通自有住房者和租房者之间的夹心层进行有效识别和评估数学模型[5]献b门
Michelle Gabriel Keith Jacobs(2006)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保障性住房政策为例来说明住房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多方面障碍[6]Wolfgang Amann(2009)对中欧和东欧的实
行的新保障房政策进行了研究[7]Nick gallentn(2009)则总结了英国政府为了在农村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及增加农村保障性住房的可购买能力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提出在继续实行保障性住房计划和供给政策的同时,给予农村居民公平发展的机会能够更有利于形成系统化的农村保障房制度,以弥补现行的农村住房政策的不足[8]
国内的专家学者更多的关注于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分析住房政策的特性和公共住房政策模式,以及对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等,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的层面对保障性住房政策和制度进行分析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成为住房制度改革的焦点。且随着西方经济学思想理论的不断引入,许多学者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分析研究住房制度改革中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由此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住房保障的文章,甚至还有若干这方面的专著。
包宗华(2002)在对经济适用房的情况、含义、购买对象等进行理论界定后,通过考察我国当前经济水平下的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及经济适用房的状况,指出存在收入线不易划清、居民收入拉不开档次、中等收入者购房能力较弱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新建经济
适用住房只售不租政策的主要意见与理由,最后提出推进经济适用住房的对策[9]
姚玲珍(2003)在其论著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主要是美国、德国、新加坡、瑞典、日本与英国)在不同阶段的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情况,考察了我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发展历程、现状,指出公共住房政策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10]
高晓慧(2003)引用我国数十个城市经济适用房面积标准、平均售价以及与市场商品房价格的比较说明我国经济适用房住房标准过高,价格也较高,这使经济适用房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府的初衷相违背。由此,作者认为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效果不理想,政府应调整政策,逐步减少经济适用房占全社会住房建设量的比重,在适当时机取消该政策[11]
刘洪玉(2000)(2003)提出了促进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健康发展的建议[12],并通过对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的调查研究,系统分析了保障性住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目标[13]
郑晓云(2008)提出了健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14]。谷俊青(2010)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特点、作用和建设难点,给出了公共租赁住房的定义,并提出了发展公共租赁住
房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指导原则,以及具体政策建议[15][16][17]。刘玉峰(2010)对重庆市公租房的运行提出了建议[18]。马光红(2010)黄轩针对我国廉租房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优化廉租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的实施路径及基本框架[19]
二、关于大型工程项目及项目管理的研究
王晓(2005围城内外)系统阐述与评价了国内外大型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管理特点、管理理论和方法,提出一种工期成本动态优化分析方法,并利用运筹学理论建立了大型工程项目多层次风险评价系统综合效用分层计算分析模型;简单讨论了我国大型工程项目的承包管理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家大型工程承包商在承揽业务规模、业务范围和管理组织等方面作了系统地比较向往的生活4播出时间[20]
刘海峰(2003)以大型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为研究内容,首先阐述了国内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较为深入的研究了大型工程项目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价方法、风险控制及规避策略等;深入剖析了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所存在的普遍风险,并在对定性及定量风险识别方法两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了大型工程项目风险的特点,
分析了在同一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所需承担的风险,以及采取不同合同形式对其双方的利弊[21]
同样对于大型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进行研究的还有刘华(2005),研究的目标是成本风险,对大型工程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和管理,从成本计划的编制、实施和控制等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风险管理研究[22]
丰淑云(2000)对大型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费用控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提出模糊角度集理论的模糊假言推理,考虑多种影响因素,使工序的三个时间参数的估计更具科学性,使各工序工期计算得更为合理;同时在最优计划资金流的基础上,提出挣得值的概念,并且分别建立挣得值、实际投资额、计划投资额的数学模型,为进度和费用的联合控制提供了数学基础[23]
王延树(2001)针对大型工程项目的特点,提出从业主的角度以项目结构分解(WBS)为基础对工程项目进行全生命期综合计划的思路,分析了项目计划、WBS与项目实施战略,分标和组织系统等的有机联系,并结合工程实践对SOW(工作说明)、WBS及工作包、O
BS(组织结构分解),RAM(责任分配矩阵)等的编制,以及项目管理软件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详细描述了工程项目综合计划过程,并构建了大型工程项目实施策划体系[24]
关于大型工程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多,以上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纵观这些研究,对于大型工程项目的特点仅仅做了一般的总结:建设周期长、投入资源大、参加单位多、技术复杂、专业面广、风险大等等,而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三、关于组织模式和结构的研究
J. Rodney Turnera,Ralf Mullerb(2003)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项目,并将项目看作是一个具有生产职能的临时组织,是分配资源和管理不确定性的一个代理机构。而项目经理则是这个组织的执行者,是业主的代理人[25]
David M. Schweiger(2003)采用TPTNs(transnational project teams and networks)方法研究跨国公司(MNC)中的项目组织效率,并在5年的时间中将此应用于7个项目组织中,认为项目组织中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TPTNs主要就是围绕领导形成核心团队,进而形成
网络进行工作的[26]
Lindkvist(2008)分析了项目组织的适应性特征问题,认为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全寿命过程中,项目组织形式应具有灵活、适用性强、客户至上的特征[27]
S. Ping Ho(2009)指出在大型复杂项目中常常采用联营体的形式,在这些项目中对于联营体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成败与否。作者提出紧密型组织结构和松散型组织结构,并建立了一种组织管理结构选择模型,该模型主要考虑了合作者文化差异、信任、采购的自主权和学习的主动性四大因素[28][29]
温声细语造句蒋卫平、何清华(2009)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对于组织模式的研究需从自组织理论及协同理论两方面出发[30]。李永奎、丁士昭(2007)也认为,建设过程生命周期信息管理(BLM)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组织管理模式相适应[31]。祁神军、丁烈云(2009)认为,在建设企业集团多项目管理的现状下,必须进行建设企业集团多项目管理体制创新[32]
毛鹏、成虎(2010)构建了一种适应于大型工程多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多项目管理(MPM)模式,并从组织结构适应度、组织信息传递模型、组织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功能转
换模型等方面论证了这一组织结构创新模式[33]
四、关于组织运行和演变的研究
戚安邦(2004)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使命、战略、项目和日常运营管理,它们之间有着十分紧密且相辅相成的关系。作者分析了组织使命与组织战略的集成管理、战略管理与项目的集成管理、项目管理与日常运营管理的集成管理、组织日常运营与组织使命的基础管理;并总结出四位一体的组织生命循环和分步集成方法[34]
陆瑾(2005)着重探讨了产业系统动态的微观运行机制和宏观特性的涌现。作者认为系统多样性是产业组织演化的系统理论前提,分别侧重于网络演化的企业层面和系统层面对产业组织网络演化模型进行分析。并认为创新机制和学习机制是产业组织演化的两大机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