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溢的微博
    张丽丽
（安徽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
男孩取名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
  一、引言
  “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
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五一问候短信
  《菊花》①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亨利和伊莉莎这对夫妇在特定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赶车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作为斯坦贝克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菊花》自发表以来就赢得世人广泛的关注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情。他们主要从女性主义、象征主义、生态主义等角度进行研究，来挖掘文本中“深刻的东西”，其研究成果对于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开阔视角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立足双性同体（Androgyny）的角度，对伊利莎进行“双性”解读, 通过分析伊莉莎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以及男女气质的冲突，洞鉴父权制社会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以及斯坦贝克对两性和谐的期盼。
  二、伊莉莎的双性表征
  “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2]在《菊花》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具有双性特征人物的塑造，把美国20世纪30年代父权社会里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房中沉默的“天使”：男权文化界定下压抑的伊莉莎
  当时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3]。伊莉莎就是这样一位被囚禁在父权社会对女性角既定牢笼中的万千女性之一，她被迫退到女性的活动空间—房舍和花园。作为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房舍被打扫得“整洁、明亮”，“精致的白的农舍”四周环绕着紫的天竺葵；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冬草储备了起来”，还在“房前台阶上放着一块供擦泥的垫子”，在“房子后面堆着易拉罐”。她会在亨利洗澡时就“把他要穿的黑西装放在床上，把衬衫、袜子和领带放在旁边。上过油的皮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作为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伊莉莎会在亨利向她炫耀刚做成的一笔菜牛的生意时，说“你真行”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她也会“好，当然好啦！”来顺从丈夫对自己去城里庆祝的安排。伊莉莎还是一位恪守妇道的女性。菊园周围架设的“围栏”挡住的不仅是“牛、狗和鸡” 也成为她主动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变得警觉” 的眼睛足以说明这一点。从以上分析足可见伊莉莎是一位合格的“房中天使”。
  然而，象征父权压力的“男人的黑帽子”和家庭空间的“围裙”压制了她的自我意识及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种种渴望和追求，在伊莉莎的劳作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而“沉默是被压抑的象征。”[4]在萨利纳斯山谷里宛如“一口灰锅”的浓雾中，伊莉莎在“
不时地，回头望望机房旁边的男人”的举动中无意识地透露了内心那种莫名的压抑以及渴望进入男性世界的躁动。从表面看，《菊花》似乎没有写到性,但性的叙述却蔓延渗透在整个作品叙述中。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花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而花茎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官。伊莉莎精心呵护着菊花，说明在她的潜意识里面强烈地渴望性的满足，而她在“急切而有力”地剪着菊杆中无声地言说了自己被压抑的对性的渴望。
  （二）花园里强壮的“园丁”：自我身份追寻中迷失的伊莉莎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20世纪初，美国妇女争求平等地位和独立权力的呼声逐渐高涨，她们开始反抗父权社会的压制和性别歧视，进而寻求自我的解放。在这种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双性同体”的观念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为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从伊莉莎的身上，读者也可以解读到一个拥有男性人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不仅体现在伊莉莎的着装、行为上,同时她的思想上也有了深深的烙印。
  伊莉莎用男性化的装扮,如“男人的黑帽子”、“又笨又大的鞋子”以及干活用的“手套”来刻意掩饰女性柔弱的外表。其行为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男人，她会轻而易举地就把“菊杆剪掉”,也会“用带着手套的手将一绺头发从眼前拨开”而全然不顾“手套背上的泥土蹭在了她的许志安召开发布会
脸上。”尽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两个商人装束的男人”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却“不时地回头望望身边的男人”，并急切地渴望男性世界的权利。就像美国评论家比奇（Beach） 所说的，“伊莉莎，毫无疑问拥有远不像外表那样简单的灵魂。”[5]对于伊莉莎而言，补锅匠的突然造访更进一步激发起伊莉莎内心世界对男性世界自由的渴望。她被补锅匠对自己流浪生活的描述所吸引，“那一定很有意思，非常有趣，但愿女人也能有这种生活”。她急切地想通过在亨利面前证明“我具有这方面的天才”，而得到亨利的认可。同时，在补锅匠面前她也毫不示弱“说不定你会碰上对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锅的凹痕敲开，或许我能给你看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伊莉莎努力通过这些方式来诉求男性世界的认可和平等。
  殊不知,女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一定要像男人一样强壮,模仿男人事实上就是在迎合男权统治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样无形中使得女人成为一种虚无,一种“空洞的能指”[6]。亨利和补锅匠结成了统一的男性联盟，削弱和抵制伊莉莎作为女性自我的强大和入侵。亨利说：“我希望你能在苹果园里也培育出那样大的苹果”；补锅匠说：““这种生活对女人不合适”。在男性世界的贬抑和排斥中，伊莉莎在自我追寻和实现中痛感迷失。
  （三）乡间小路上啜泣的“老妇”：自我复归后绝望的伊莉莎
  尽管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伊莉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展现个人能力的渴求被束缚和压抑，但是伊莉莎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她对菊花倾注了自己极大的情感，甚至将自己与菊花融为一体。因此，当这位不期而遇的补锅匠为了招揽生意，假意表现出对伊莉莎菊花的欣赏时，伊莉莎长期寂寥的心立即被激发出极大的热情，她“急切”而“激动”地把菊苗托付给补锅匠。对于伊莉莎而言，作为外部世界代表的补锅匠认同接纳了她的菊花也就意味着认同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菊花走出了萨利纳斯山谷，伊莉莎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开始走向实现的坦途，“她坐在卧室的镜子前面，欣赏着自己的身体。她收紧小腹，挺起前胸，扭转身子，看着脖颈后的两肩。”此时的伊莉莎通过自己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回长期丢失和被淹没的自我，而且潜藏在内心当中被压抑的灵魂也开始复苏了。她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潜能、女性的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和自信，不再把女性的自我隐匿在男人的包装下，而是开始骄傲地向男性世界宣扬着。“她换上最新的内衣、最好的长袜和最能衬托她的美的外衣。她细心地收拾着头发，描了眉，涂上口红”，“她要以新的打扮迎接他。”
  然而，作为那个“他”的亨利已经习惯了那个具有既定的“房中天使”特征的伊莉莎，那个温柔、顺从、软弱、吃苦耐劳等的伊莉莎，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伊莉莎时，或许他已经
意识到了伊莉莎对于既定社会身份的质疑和两性模式的挑战，他“觉得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于是“跌跌撞撞地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看起来同往常不一样，很强壮、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阵地，在和伊莉莎进行简短的语言交锋后，他以“我发动车，你去穿外衣”这句话结束这次意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毋庸置疑的地位和立场。那就是，不管伊莉莎多么“强壮”，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作为女性伊莉莎永远只能是“第二性”，必须服从以亨利为代表的男性。
  但是伊莉莎并没有就此绝望，在她看来，毕竟菊花已经被补锅匠带向“一个明亮的方向，有光明的方向。”尽管自己因为得不到亨利的认同和接纳而产生些许的孤独和失落，但她还是“确信帽绳和帽檐都摆在最好的位置”，以最好的女性自我去执着地追求着、渴望着、期待着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然而，当伊莉莎走出那个曾让自己迷失的家庭，去往象征外部世界的萨利纳斯镇上时，乡间小路上的那个“黑点”使刚刚“强壮”的伊莉莎瞬时遭受重创。
菊苗被补锅匠抛弃在车来车往的乡间小路上，任由来往车辆碾压，补锅匠甚至连把菊苗扔到路边都嫌“太麻烦”、“太费事”。当发现自己如此卑微的寄托在男人世界中被漠视、否定和背叛时，伊莉莎强忍着把自己的痛苦和无奈，进行了自我救赎的最后尝试。她开始“高声讲
神诸葛话”，提议“喝点酒”，甚至还想“去看拳击比赛。”就在亨利“我想你不会去”的坚定拒绝中，伊莉莎内心当中的那最后一根稻草被戛然扯断。在那一声颓然的啜泣中，伊莉莎的梦想被彻底摧毁，最终心如死灰，“像一位老妇人一样”。
  三、结语
  《菊花》蕴含了斯坦贝克的“双性同体”观。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斯坦贝克试图通过伊莉莎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的塑造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谋求出路。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的差异不能被忽视、被排斥也不能被抹杀，而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逐渐实现两性和谐统一的美好性别理想。当然，斯坦贝克也清醒地意识到在父权社会，男女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很难与男性抗衡，伊莉莎最终悲剧命运的结局表明在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两性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完美构思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时至今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已给男女两性提供了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加之共同的自然界所构成的近似的外部和心理环境，男女两性在精神和品质上日趋接近，互相沟通和合作的愿望也日趋强烈。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逐渐实现斯坦贝克双性和谐的
形容人的品质的成语社会理想。因此，斯坦贝克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鉴于他当时所处的父权制社会，能具备如此思想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