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的现任老婆“商为四民之末”辨
现在讨论起中国古代商业文明，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古代是重农抑商的，商人地位非常低，所谓“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并且还能够举出许多重农抑商的例子。我认为商为四民之末不错，但此末并非地位排序，而是对国计民生先后顺序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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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顾炎武的说法，首先提出士农工商这一个概念的是管仲，《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管仲的观念里，四民均为国之石民，并无贬低商人之意。《淮南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这说明四民的划分只是职业的划分，并无歧视之意在。
士农工商四民的顺序是否合理呢？士是维护国家秩序的，保护国家国泰民安，国若不安，百姓如何安宁，百姓不安宁，生存都是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士在首位是有道理的。国家了，最基本的就是恢复农业生产，因为要有饭吃，没有饭吃国家就要动荡。因此农在第二位也是应该的。至于工商的先后，则应先有工之产品，方可有商之经营，否则商经营对象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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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大树比喻社会的话：士为土壤，木无土不固；农为树根，木无根不存；工为树干，木无干不立；商为枝叶，木无叶不华。试想一棵大树少了土、根、干、叶哪一样能活下来？因此，士农工商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先后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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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注意到，重农抑商之说并非臆测，历史上确有朝代有“抑商”之举。比如西汉初年就曾经有抑商政策，比如商人被禁止穿林罗绸缎，禁止商人后代参加政府官员选拔。宋初、明初也有类似的抑商举动。这又如何解释呢？
一般一个朝代的更替，必然伴随着战乱，一经战乱，民生疲敝。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生政府必然要注意民间疾苦。在战乱刚刚结束之时，百业俱废，物资匮乏，此时商业从其逐利本性出发，往往会出现囤积居奇、牟取暴力的现象。如果对此置之不理，会出现“末大必折”的危机，影响新政府的合法性存在。新政府从维护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打击商业也是必然之举。随着新政权的稳定，抑商的局面就会减轻甚至出现重商的现象。
这就像农民种树，一个刚刚移植的尚未完全成活的小树，农民往往要去其枝叶更遑论花果，目的是培其根本。等到小树完全成活后，则自然枝繁叶茂。我们不能说农民不重视树叶、花果，这样处理只是一个先后顺序的安排，目的还是更利于树木的生长。
综上，我要表达的是，中国士农工商之排序并非抑商，而且从实际中，除非新朝刚立，一般都是商业繁荣，甚至说商业繁荣成了一个朝代兴盛的标志。如果说商的地位不如士，那不单是商，农、工同样不如士的地位，士本身就是社会上层，不单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可以说重士，不可以说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