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文作家亦夫论
林祁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华文作家李长声、姜建强、万景路等，上承鲁迅东瀛文脉，构建了成就斐然的知日随笔，继而知日小说厚积薄发于21世纪初年，有三元里子、黑孩、哈南、亦夫①等，以留学、留日等方式，体验日本，感知日本，并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日本。知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是进入其内的写作，而不是外在的臆想话语。从他们笔下，可以读到一个相对真实的日本并含有深刻的反思。
被陈忠实誉为“陕军东征”②的亦夫，亲历日本，③而且出手不凡。亦夫的第一部转型之作，名为《被囚禁的果实》，2019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获第二届“日本华文文学奖”、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
在这部小说中，亦夫为读者呈现了最日常、最真实又鲜为人知的日本。日本知名汉学家荒井利明认为：“亦夫笔下的日本，对于日本读者而言，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许多被我们自身所忽视的特质和细节。”④此书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不但给了作者更多的代入感，同时也让读者有一种读日记般的真实感。在亦真亦幻间，足见作者的写作功力。
亦夫的小说秉承了魔幻叙事手法，将精巧的构思编织于人性之网，在表现中国人精神特性与文化心理的同时，又融入日本的生死观及“物哀”彩，使小说的思想内涵更具有包容性和丰富性，令读者一遍又一遍地解读追问：究竟谁是“被囚禁的果实”？为何“被囚禁”？何以解禁？
一、知日的“切入口”营养师就业前景
小说《被囚禁的果实》中的“我”罗文辉，以中国男人“嫁”日本的方式开始知日。他绕过留学签证而以“家属滞在”的方式进入“大和家族”。小说看来扑朔迷离的关系，却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先得力于独特的切入口。
“我”跨出的第一步惊世骇俗，何止是“背井离乡”，“我”行的是“倒插门”。如此“逆子”成为“我”父亲眼中人生的最大败笔：“出国就出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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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1．01．0242021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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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亦夫第一部长篇小说《土街》出版（2010年再版），随后《媾疫》《玄鸟》相继出版。两年之间，亦夫完成三部长篇小说。1998年，亦夫告别体制内的“单位”生活，远赴日本，创作成为他的生活所寄，随后陆续出版5部长篇小说、1部散文集：《城市尖叫》（2001）、《迷失》（2008）、《一树谎花》（2012）、《虚无的守望》（2015）、《吕镇》（2015）、《生旦净末的爱情物语》（2017）。《被囚禁的果实》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2019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获第二届“日本华文文学奖”（2019年颁奖）、第五届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2020年）。
陈忠实：《〈城市尖叫〉阅读笔记（代序）》，亦夫：《城市尖叫》，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亦夫1990年赴日。
转引自吴波：《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拨动乡愁》，《广州日报》2019年10月14日。
又偏偏选择了父亲最反感的日本。学成不归，居然长期滞留海外，让父亲几乎无法指望这唯一的儿子。久拖不婚，好不容易结婚了，却娶了个日本女人，而且还是倒插门……在我父亲的眼里，我这半生，几乎给他们老罗家丢尽了脸面……”①而“我”居然义无反顾。如果执意留学也罢，“我”居然远“嫁”日本。嫁给所谓的爱情吗？似乎又不是。那么，到底为了什么？
显然，并非日本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日本；并非日本囚禁了“我”，而是“我”主动“被囚禁”。正如小说题解的开宗明义：“我正是自己灵魂的囚笼，非关他人……”“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小说中的婚姻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诞生了“被囚禁的果实”———小说。这部小说很另类，它未重复海外华文文学或移民小说惯有的题旨，诸如文化冲突、身份困扰、民族矛盾与乡愁之类，而是直逼人性，深入探讨不同民族的伦理、道德、文化诸问题。孔燕松孔瑶竹
亦夫说：在我看来，新移民作家小说中涉及的文化冲突、身份困扰、民族矛盾，以及乡愁，一方面是作家本身认知的局限，二来很大程度上有让读者猎奇之嫌。刚改革开放之时，由于很多人没有去过国外，这股风潮表现尤烈。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世界的隔阂越来越少，曾经的猎奇之作越来越没有了市场。一个生活在他乡的作家，以上诸因素如果还在困扰自己，我觉得不可能写出真正深刻的作品。文化冲突、身份困扰等在我看来，是那些写作者给自己特设的障碍。
小说之道告诉我们，没有障碍就没有小说。小说一开始，亦夫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非同小可的障碍：“倒插门”。然后，进了门，成为“被囚禁的果实”。恰如当下年轻人喜欢用的“被”动句，明明是自己干的却说“被”：“被结婚”或“被离婚”等等。书里书外“我”的“被囚禁”分明是一种主动的被动。
我们时常读到描写中国女性嫁给日本人的故事，所谓“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于是不幸以各种悲情打动你，每每让人读之愤愤然，可是骂完一想，为什么不回国呢？归不得，乡愁文学便从悲情处产生了。亦夫似乎不屑于表现此类“乡愁”，他的“乡愁”也“被囚禁”了。
倒是华文女作家黑孩以她灵动的文字，写过不少“乡愁”小说。她最近发于《收获》的长篇小说《贝尔蒙特公园》②试图有所突破，更多地探讨了母性能量、生命风暴与精神试练等的可能性。③有趣的是，笔者读出了她与日本的和解：小说中黎本对丈夫从最开始的“生理的厌恶”，到“最后对依然懦弱的丈夫的宽恕”。这种“宽恕”可以看作是女性的“温柔革命”吧。我们知道，战后日本政府曾作出规定，“把钱包交给女人，让女人回家”。且不论回家对于女人是否幸福，但安于现实，幸福是很容易习惯的。
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女性温柔的知日，亦夫以“倒插门”的叛逆方式开始知日。
如果说黑孩的知日小说是以常见的女嫁男开始：毕竟这个国度男人养家“天经地义”。选择少见的“倒插门”为小说的切入口，是亦夫新鲜而独特的构思。作为男作家，这看似出自性别的本性，其实更出自作家的本性。
作家的本性就在于敢打破传统的常规思维，亦夫借助“倒插门”这一反常规叙事表达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而通过对故事世界中时空、人物以及行为等的反常规描写，强烈彰显他的主题：现代性的困境与精神上的孤独。
亦夫曾经说：创作小说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寄居在吕镇的外来客，文字让我具有特权，让我可以知道每一个家庭的秘密，但是我没有情感，我只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偷窥者”。
在东京的一次访谈里，亦夫回顾了自己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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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亦夫：《无花果落地的声响》，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本文该小说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黑孩：《贝尔蒙特公园》，《收获》长篇小说2020夏卷。
见张益伟：《论人的可能性：〈贝尔蒙特公园〉中的母性能量、生命风暴与精神试练》，《收获》专稿，2020年8月7日。
工男转而从文，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历程。从《土街》《城市的尖叫》到这部《被囚禁的果实》，无疑是一次转型。亦夫对自己的长篇创作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期待：他一直钟情于对人性黑暗之处的挖掘和揭露，偏重于哲学深思，他不太喜欢重复性写作，一直在尝试写作风格的变化和突破。他的转型之作《被囚禁的果实》是一部跟人类生存哲学思辨有关的长篇。①
陈庆妃在《遗落在“东洋”的文学陕军———亦夫论》一文中论及：“亦夫属土，其性格与作品的稳定性非常高，尽管他的身份随着生活的选择在不断流动。亦夫的长篇小说创作符合文学陕军地域化、风格化写作，以及擅长表现人物的钝觉（后知后觉）与拙感的创作无意识。相对于其他陕西籍作家，亦夫不着力于小说历史意识的挖掘，但空间意识非常地敏锐。传统乡土空间，现代都市空间，以及城乡交接的过渡空间共同构成亦夫小说的创作地图。”②说亦夫遗落在“东洋”，倒不如说他“转行（型）”到“东洋”；但说他空间意识非常地敏锐，倒是评得相当到位。日本是亦夫文学地图中一块扑朔迷离的垦荒地。
二、生死之间的“浮世绘”
他从“白鹿原”来，《白鹿原》有浓厚的西北黄土地的文化神秘主义特征，有着难以破译的密码，无法穿透的种族记忆、历史逻辑。“这种神秘是作家追寻深度、无边的文化渊源时所遭遇到的，仿佛一片巨大的迷宫。”③正如陈忠实在《白鹿原》卷首引用的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以颇具特的魔幻手法描写了中华民族的秘史。
亦夫“转型”日本，是一次命运赠与的机会，并非只作为文学陕军的“偷窥者”，而是直接“插”入内部，成为华文知日派的“知情者”。对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的双重批判与再认识，是亦夫矢志不渝的坚持。亦夫“在挖掘人性的‘原欲’上继续自虐”。④亦夫在访谈时提及：我觉得这跟我的性格和年龄有关。年轻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性格中有很多的戾气。《土街》和《媾疫》写作时间较近，所以表现得尤为明显，到后来的《一树谎花》时，虽然也在写人性之恶，但情绪明显已经显得温和了许多。“原欲三部曲”与其说在表达对人性之恶的控诉，不如说是表达对自己内心许多原欲的惶恐和不安。⑤这种惶恐和不安直面樱花、畸恋、浮世绘一样的东京风情画卷，并日益强烈。浮世绘⑥成为亦夫扑朔迷离的文学地图。
日本浮世绘不仅仅表现情主题，但首先是情。亦夫描写“我”“倒插门”所到的东京豪宅，“门里门外”的风景不无情：比如邻家失火，女邻居古怪的爱情被发现，涉嫌保险金。但她老公以五千万日元的“慰谢料”，最终保全了婚姻———这种只希望维持名义上夫妻关系的行为，体现了对不伦的恐惧和理性意识的觉醒。小说告诉人们，人的本能生命是完全可以被吞噬和毁灭的，而人性恶的一面会因为有了生存的空间而得以发挥。
浮世绘除了“情”，还有“美”。因为真能代表浮世绘精神的当数《神奈川冲浪里》。⑦画里涌动的浪花与远方的富士山形成强烈的对比，亦真亦假。小船被海浪抬得极高，让人禁不住想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渺小无助，有人就说他画的不是浪花，而是一种灾难的象征，是画家忧患意识的表露。⑧最
使笔者感动的是，当大浪滔天时，富士山依然那么宁静。我猜想亦夫恰是被这种精神美的浮世绘吸引到日本来的。他小说里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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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8豪华商务车⑤见江少川：《居东瀛，用母语写作守望精神孤独———亦夫访谈
录》，《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9年第2期。
④陈庆妃：《遗落在“东洋”的文学陕军———亦夫论》，《史料与阐
释》总第6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易晖：《神秘主义在当代文学的挫败与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2011年第5期。
据学者研究，中国版画尤其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于康熙乾隆
年间传入日本长崎，对浮世绘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日本画家葛饰北斋于19世纪初创作出浮世绘版画《神奈川冲浪
里》。
见永胜主编：《不可不知的世界名画》，第417－418页，海口，南
赵奕钦海出版公司，2014。
古典美的梦中情人，那个风度翩翩的和服女人“是以静默的方式存在的，甚至生活的杂音都被它遮蔽掉了”。
“但是她死了！”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惠子死了。”最后一句也是。浮世绘就在生死之间亦真亦幻地展开。
在其岳母的葬礼上，小说中的主人公旅日作家“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心扉，讲述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畸形情欲、丑陋人性，也讲述跨国婚姻之下无以言说的乡愁。小说写得细致入微，感情起伏跌宕，心理变化无常，情欲和乡愁被掰开揉碎，展现出别一种优美、凄美，甚至禁忌之美。
惠子何许人也？那是一个“一直神性存在于我精神世界里的圣洁高贵的女人”，一个“在入殓师的手中被涂脂抹粉和盛装打扮的那具丑陋不堪的衰老的肉体”。
他与她的“”故事，并未曾有过肉体关系，只是“怀有一种微妙的情感”，也从未说破，“但这个永远的秘密却形成了我做事的诸多禁忌”。到了清理遗物及女性的私密用品时，“我”居然像“充满刺激的冒险一样激动不安，因为我知道那将是一次我和惠子最私密的接触”。随即又自我反省，觉得“心理有些阴暗”。惠子一死，“我”才感觉解脱般地轻松。有如“凤凰涅槃”，他火葬了两次情欲：“第一次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与风姿绰约的少妇”，“这一次是年过半百的老男与寿终正寝的女尸”，而他从火中获得新生了吗？
小说把“我”置于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长期被伦理道德囚禁于大和民族的家族秘史里。他既进入“秘史”，便难以走出。小说显然没有知日前辈郭沫若的浪漫诗情。于是乎，“觉得自己越来越迷恋死亡，
就如同当初越来越迷恋惠子一样”。其实在亦夫笔下，爱情早就被宣判死刑，连精神之爱也死了，只剩苟存。甚至也半生不死，以至于智障的妻子不明不白怀上一个“野种”。
由于智障，妻子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种道德恐惧。但对清醒者“我”，这种恐惧如此深刻，以至于终生不能摆脱。描写体现了作者对神话故事，尤其是寻失落的精神伊甸园的思考。亚当的命运如同夏娃偷吃禁果终生受罚一样，他偷食禁果不仅被婚姻伦理囚禁，而且被道德伦理囚禁，被自我忏悔囚禁。
在亦夫的文学地图上，东京是第二个故乡。樱花在他心目中是另一种昙花，只是它远比昙花高调和壮烈。多在夜间开放的昙花是羞于示人的，而决意“死于至美”的樱花则极尽招摇之能事。在亦夫的文学地图中，生死之间的伦理故事便是其文学时间。空间与时间的纵横交叉，仿佛组成一个十字架，有如那个日本汉字“辻”（十字路口），亦夫站在十字路口，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救赎之路。
亦夫在《土街》创作谈里说过：我其实也说不清楚当时的写作冲动，现在想想，大概是由于我在上北大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僻远的故乡，大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态，将我对故乡的印象从记忆中剥离出来并无穷放大。我曾经那么熟悉的生活，在现代生活背景的参照下，变得如此扭曲和充满陌生感。那些在粗陋单调的生存环境中赤裸且残忍的私欲，都让我有一吐为快的愿望。
而当他面对“充满陌生感”的东京，是否也有一吐为快的愿望呢？更何况，他置身于一个不可告人的秘
密中，有如一枚“被囚禁的果实”。
人在困境中容易思乡。但有乡难回，因为“我”无脸见江东父老。“我以井上正雄这个名字生活在日本东京，但这只是我户籍、银行卡、驾驶证、护照等用物上的名字，我内心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井上正雄。这个日本名字就如同现在包裹着惠子尸身的那套华丽和服和遮掩它苍老丑陋的胭脂粉膏，完全掩盖了我的真正名字罗文辉。对，我只能是罗文辉！”但在法律上，他只能是“井上正雄”。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至死缠绕着他，使之犹如“被囚禁的果实”。
北京和东京都有家，但流浪的灵魂无所皈依。与历代中国旅居故事不同，亦夫的小说较深地浸染了日本文学中“物哀”的愁绪。身处中日之间，注定了他写作的“间性”。即使亦夫拒绝学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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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保持中文的纯洁性，但这可能吗？
三、中日之间的“禁果”
亦夫在小说中给“我”设置的最大障碍（矛盾），要数“野种”儿子了。“这个正在上中学的男孩子，是我们这个关系复杂又隐秘的家庭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只是关于他的秘密除了我之外，并无人知晓。”
井上勉的意外到来，不仅彻底缓解了来自父亲的传宗接代的压力，而且为“我”和桃香这桩一直被外人怀疑的婚姻，充当了一件美化和修饰的绝好道具，让一切流言蜚语都因这枚“爱情的结晶”而销声匿迹。我本来就有些病态地迷恋孩童的纯洁和本真，加上井上勉从小长得如同天使，所以尽管没有血缘的亲密感，但我对他却一直怀有浓浓的欣赏和疼爱。
和一个没有血缘只有名分的儿子和平相处，谈何容易。“井上勉成为父亲的安慰，本来就是我的初衷”，本来除了电话及，还有儿子勉可以替“我”去看望老父亲，似可一解乡愁。但爷孙俩的日益亲密之举，居然让他对这个男孩不时闪过一丝阴毒的“杀意”。连“杀意”都有了，要和平相处不是只能强行“囚禁”自己吗？别看日本儿子中文说得结结巴巴，却能窥视“我”的华文小说。亦夫在小说中套小说，以互文的方式把父子矛盾推向风口浪尖，本来语言是用来沟通的，但也可能成为子弹———儿子勉怒气冲冲地、没头没脑地冲着“我”嚷嚷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告诉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丑化我的外婆！”
在小说中的小说《圣徒的眼泪》里，亦夫开始“解密”，第一期是从一个上门女婿对刚刚死去的岳母的遗物清理开始的。这篇连载自然引起了儿子勉的瞩目，他用有限的中文水平却很本能地读出了“丑化”，尽管“半真实半虚幻”的文字很美。显然，这个和“我”以父子相称，却注定永远是陌生人的少年，读出了小说的要害除了丑化外婆，最要命的是揭示出这个家族的血缘关系以及父子的身份认同等严肃且严重的问题。由于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小说连载中便有人质疑：“你家儿子是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只好暗中叫苦：“起初以为他是因为母亲桃香的智障而自卑所致。但随着他一年年长大，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勉不但不自卑，而且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他所表现出来的与年龄不符的独立和冷漠，总是让我感到隐隐害怕。”害怕什么呢？“我”恰是被这种害怕给“囚禁”了吧？
儿子勉“那双狼一样阴沉地在暗中盯着我的目光”，迫使“我”“只能把这个秘密继续藏在心底，或许永远都不会有说出来的机会”。这枚“被囚禁的果实”迟迟不能解密，因为“这个秘密会让我充满屈辱”。一个男人受辱还能屈就？他智障的妻子到底遭遇了什么？“她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而正是这片空白，会给一个小说家带来无限可供想象的空间。与桃香发生关系的男人的身份、动机、过程，每一个细节，都会有无数的可能，都会写成非常精彩的故事……”
亦夫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你要有自杀的刚烈，也就不会写那么阳痿的小说了。”小说中的连载可以改，但名义上的儿子却改不了，因为老父亲认准了这“老罗家的独苗”，甚至要把房产（遗产）给他。这一来，“阳痿作家”也被逼急了：“什么老罗家老罗家的，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不是个野种！”虽然“我”不得不说出隐情，老父亲却不相信。亦夫对这一细节的设置用意极深，迫使我们对虚与实、真与假、情与理等问题做出深层次的思考。
买冰箱江少川采访亦夫时竟然刨根问底：《被囚禁的果实》中的主要人物，尤其是惠子及其女儿有原型吗？
井上与岳母、妻子及儿子之间的奇特古怪关系的设计，就哲学层面的思考而言，你有哪些深层的思考？井上与父亲的关系，儿子勉与祖父的关系所形成的反差，是涉及中日关系的情节设计，有何寓意吗？
笔者不由为亦夫捏一把汗：小说毕竟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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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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