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历史】(9)辽宋澶渊之盟中宋真宗的角
近一千年前, 公元年月,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 交战已久的宋辽两朝达成了“ 澶渊之盟” 双方“ 共约敢兵, 复论通好, 兼承惠顾” , 宋“ 以风土之宜, 助辽军旅之费, 每岁以绢二十万匹, 银十万两”。发生在十一世纪初年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 向为治古代史者所重视, 诸多著述或教材对此事均有叙述与评价, 其中有失公允之处, 尚有平议之必要。
一、双方大势所趋走向和平
评价“ 澶渊之盟” , 应当分析各种史料, 甄别实录与传闻, 了解基本事实, 才能把握住客观事实的主要方面。可以肯定, 宋辽敢兵通好, 为双方大势之所趋。
观察宋朝方面, “ 和辽”是宋真宗赵恒的预定国策, 并非权宜之计。
首先, “ 和辽”是赵恒鉴于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对辽关系的得失而制定的。
赵匡胤即帝位后, 审时度势, 从大局出发, 确定并执行了“ 先易后难” , 即先南后北、缓急有序的军事战略部署, 但在处理南方问题时, 赵匡胤并没有放弃对北边的防御与筹谋。他做了今后对
呜组词组辽战和的两手准备, 专设“ 封桩库” , 为将来解决辽事而用。这已反映出赵匡胤虽然脱颖于悍将之中, 又身为开国之君, 在宋代勃兴之际, 尚无对辽作战的必胜把握。其弟赵光义继位后, 开始时尤能继续实施上述部署, 但当中原与南方重归统一之后, 踌躇满志的赵光义, 又挥师北上, 一举削平了权充宋辽间缓冲区的北汉政权。此后赵光义在尚未充分准备、在执政大臣中未作交待, 对从征诸将也未作动员的情况下, 贸然发起对辽的主动进攻。赵光义派出各路精锐之师, 亲自督战, 但惨遭败绩。隔几年, 他又一次尽遣禁军主力北伐, 结果再遭惨败。赵光义被迫放弃了军事解决辽事的计划, 改行军事上的守势、经济上的羁糜政策, 近人称之为“ 守内虚外”方针。赵恒继位后, 面临辽军连年南下骚扰, 宋河北军民疲于奔命的局面, 作出了且战且求和的战略部署, 保持了宋初三帝对辽政策的连续性。
怎样注册一个新公司其次, 是赵恒听取了大臣的意见后制定的。
早在赵匡胤之世, 就有近臣提出不宜攻辽, 即便有小胜, 也难乎为继;赵光义之世, 也有张齐贤等大臣上疏建议, “ 宜守不宜攻” 等赵恒之世, 仍有王禹等大臣, 提出“ 谨边防, 同盟好” , 即和辽建议。应当指出, 建议“ 和辽”的大臣绝非怯儒怕死无能之辈。张齐贤是抗辽有功的将领参预和辽事的王继英是一位敢于同入寇辽军碰硬的大将。他们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长短之
后得出“ 和辽”的结论。辽之长在于骑兵突兀四出, 机动性大, 因劫掠而随地取食, 可以不顾后勤供应线长短, 能作远距离的跳跃式的作战, 善于寻觅战机, 取得战略与战术上的主动。辽之短在于经济困难, 兵源偏紧, 攻易守难, 难于持久宋之长在于器良技精, 经济上相对宽裕, 兵员充足,筑城掘沟, 坚壁待之, 以逸待劳, 攻难守易。宋之短在于用兵必须后勤供应, 一日不可少军费浩大, 且多步兵, 不利于长途奔袭士气时起时落, 不甚稳定。比如, 宋太宗派出的北伐主力曹彬部失利的原因就在于“ 军士乏困, 粮且尽, 彬退军, 无复行伍, ”遂为辽伏军所败以后大将李继隆的部下时而“ 慷慨赴战, 摧锋先入, 大败辽军” , 时而怯战, “ 一军皆没” 。应当说, 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赵恒听取这些意见也是冷静理智的表现。
再次, “ 和辽”是赵恒根据变化了的外部形势而制定的。由分裂走向统一, 这是古代政治家坚定的信念, 但也要因势利导。在赵恒之前, 想统一但因实力不济而反遭败绩的先例, 已屡见不鲜。
异世之时间盗贼如果说宋太祖、太宗尚有暂与辽周旋, 日后再图灭辽之念的话, 那末可以说赵恒连此念也不存在了。因为, 在宋的西北部出现了前二帝所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成为宋的新劲敌, 并与辽联手, 使宋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赵恒只能认定久战不如和。
综上所述, 赵恒制定“ 和辽” 国策, 虽然出于无奈, 但不失为明智的抉择。他说“ 祖宗辟土广大, 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 苦劳兵力。”
观察辽朝方面, “ 和宋”是其执政者制定的新政策。
辽朝自立国(916)年, 到签订“ 澶渊之盟” , 与中原的关系, 经历了两个阶段, 前后恰好各为44年。第一阶段(916一960)年, 辽利用中原军阀割据、政治局面混乱的有利时机, 屡屡南下劫掠, 视中原为囊中之物, 予取皆可自主。尤其是扶植了“ 儿皇帝”石敬塘之后, 辽顺利地得到了幽云十六州, 占有历来被视作北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攻守转换枢纽的战略要地, 从此取得了对中原作战的有利地势。但与此同时, 辽也感受到了进人中原之后的压力。辽军在中原各地屡遭重创, 甚至宋在中原的地方部队也可以出乎意料地严惩人侵之敌, 使之防不胜防。辽一度占领了中原腹心地带, 包括开封, 但无法久据, 不得不撤退。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 抗辽有成, 夺取了“ 关南之地” 。总的来说, 在第一阶段是辽强中原弱, 辽劫掠凌辱中原习以为性, 但在后期出现了中原转强的趋势。
第二阶段(960一1005)年, 宋辽达成了均势。此间辽因内部政局不稳, 屡易其君, 直到辽圣宗即位(982)年, 由萧太后称制决国政之后, 内部才稳定下来。但当宋朝勃兴之际, 辽仅仅
如何购买基金是守成有余。辽可以接连二次重创宋太宗派出的北伐大军, 却也无主动攻宋的良策。如有辽军南下, 或是小胜小利, 或是败绩而归。几遭失败后, 辽一度不再整军南下(989—999) 年。只是宋真宗即位后, 辽又加快南侵的频率, 连年派军南下骚扰劫掠河北、山东等地, 使之成为宋朝必须面临的棘手问题。但对于辽本身而言, 所派部队人数已越来越少, 伤亡亦惨重, 战无必胜把握, 劫掠也是所获有限。所以在辽执政者中已有了“ 和宋”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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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宋辽双方的观察, 可得出结论宋辽达成均势之后, 久战必厌双方大势所趋, 走向和平。问题是怎样由敌对的战争状态演变成为和平的共存局面, 双方都在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条件。
二、宋真宗举措大致不错
在相当多的宋史著述或教材中, 叙述与评价景德元年的宋真宗赵恒有失公允。或突出细节描写而忽视总体把握或颠倒次序, 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摘取传闻为信史, 弃可靠史料而不顾。总之, 很多读者产生的印象是宋真宗是一位无能且怯懦的君主。显然这与前人所说,’宋真宗治臻于虏寇” 。景德元年宋真宗赵恒在处理辽事方面, 或有小的过失, 大体上却是不错的。
从用人方面来看, 赵恒任用毕士安、寇准为左右相, 王旦为东京留守、魏能、张凝、杨延朗、田敏等人为沿边游击将军, 王显、李延握等人为前方大将, 张齐贤、李继隆、石保吉、秦翰、孙全照等人为禁军将领, 王钦若、丁谓等人为河北、山东等地监军, 都为合适人选。这些人应付紧急事态时, 基本上是得体妥贴的。
从布阵方面来看, 赵恒针对辽军的特点, 采取了重点防御、前后联动、防守反击的方针, 在河北布下三道防线:一、沿边的北平寨、威虏军、静戎军为一线。其使命是先挡后扰, 即敌势大时, 难以阻挡, 可以就地游击。待敌深人之后, 再行骚扰, 使其后方不得安宁。二、静、定、祁、瀛诸州为二线, 重兵驻防, 倚唐河或胡卢河安营扎寨。敌军小股人侵, 即可应援沿边各路若敌势大时, 则须固守御敌, 待敌势弱时, 方可协同出击, 擅自出征, 有“ 违诏”罪。三、天雄、德清、通利诸军为三线。但仅以天雄军为可战之师, 平时仅作后方供应线。应急时也可上升为最后的防线, 但必须撤回前线部队和抽调中央禁军共同防守才是。以上部署在景德元年秋季, 辽军大举入寇之前, 已经调整重新部署完毕。可以说宋朝的战前准备还是充分的。在当年的实战中, 三条线的积极防御功能得到了发挥, 成效也是比较好的。辽军在三条线上并没有占到过多的便宜, 反而减缓了其向中原挺进的速度, 迫使其改行避实就虚, 千里跃进, 寻宋军主力决战的打法。这样对辽军而言, 在宋河北诸部基本完好的情况下, 全
军深人, 有陷入宋军南北合围的危险, 既不能攻敌于无备, 又不能出敌之不意, 已失战略上的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