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领域延伸。然而，口述史虽然人人都可以做，却要遵循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
关键词: 口述史；口头证据；史料；操作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8)01-0077-05
一
“口述史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它是第一种类型的历史。并且只是在相当晚近，处理口头证据的技能才不再是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1]但奇怪的是，似乎伟大历史学家更倚重官方的历史文献，而觉得口述史这种田野工作上不了台面。英国史学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提到,1942年出版了《历史写作史》(H ist ory of H ist orical W riting)的史学家詹姆斯・威斯特法尔・汤
普逊(James W estfall Thomp s on)，竟这样评价19世纪中叶法国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JulesM ichelet)引证了大量搜集来的“口头证据”的《法国革命史》(The H ist ory of the French Rovoluti on1847—1853):“这似乎像是收集历史资料的一种奇怪方法。”汤普逊继而发出疑问:“这种倒退是如何发生的?口述史通过什么阶段丧失了它原先的显赫地位?”[2]
在文字社会有文献传播之前，一切历史都是口述史。而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口述史似乎只被当成是对正史的有限补充，无法撼动文献作为终极权威的存在。
现代口述史无疑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发端的，哥伦比亚大学在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M artin W ilbur)的领导下，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部”，陆续约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胡适、李宗仁、顾维钧、陈立夫、张学良等人，以“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为条件做口述回忆，其中最为引起世人关注的是由张学良口述的数十小时的录音资料。现在这些材料均已在海内外陆续公开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新的史料来源[3]。这项工作使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成为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第一人，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完成的口述史著作有《胡适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
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也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建立了口述历史项目。同时，面对传统史学家们的极力反
对，美国口述史学界开始注意口述史学的正规化发展，组建了全美口述历史协会，并于1966年老舍去世那年的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罗黑德湖举行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以后定期召开年会。1967年，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美国口述历史学会正式成立。此外，还有新英格兰口述历史协会、贝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得克萨斯口述历史协会等。到1967年，全美就已经建立起90多个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
美国的口述史学经历了“缓慢发展”、“大突破”和“纵深发展”三个阶段。最初，由于没有录音机等先进的采访设备，亚伦・内文斯只能带着秘书，由秘书将采访内容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再交给受访者修改。
随着对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美国的口述史学得到了很大的推动。这期间，不仅有很多的历史学家参与了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长期受“正史”歧视的“口述凭证”，已经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被正式引用，甚至有些历史著作全部是口述历史资料。在这方面工作中卓有成效的哈里・威廉姆斯自信地说:“我越来越深信口述史的正确性。口述史不仅是编撰近代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能特别详细地研究历史。”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史至上出现式微，社会研究开始占上风，长期不受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
移民史、劳工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异常活跃起来。更有一些观念激进的史学家，干脆提出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要求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下层平民，以“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这样一来，就开创出了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民化”局面。到1971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已拥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会员1400余名。1973年，官方的《口述历史评论》和《口述历史
参考文献》相继出版。1978年，美国口述历史的研究机构已增加到500个，有关口述历史的论文也是逐年上升。而且，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进入了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课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口述史学研究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口述史学在史学界所受到的重视是空前的。1987年,《美国历史杂志》开始以专栏的形式系统介绍口述史学的发展。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历史杂志》在春季版推出口述史学专刊。现在，美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所确立的研究项目已达近千个。同时，几乎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开设了口述历史的教学课[4]。
北影富二代华汉中国国内的现代口述史学实践和理论建设似乎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起步的，钟少华是最早的“田野作业”者之一，他1982年开始做口述访问，并于1989年写成《中国口述史学刍议》。但当时出版的口述史学著作，尚少之又少，较有影响的是由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的《中国史学入门》；由康有为的学生将他19世纪90年代于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的记录稿汇编而成的《南海康先生口说》；由袁世海口述，袁菁整理的《袁世海》(第一部)。
进入90年代，在海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成果的强力冲击和影响下，国内学者的史学观念和学术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口述史学方法被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也逐渐得到成熟的运用。作为对一些学者长时段扎实的口述史“田野作业”的回报，出版了一批值得称道的不同主题的口述史学著作，如《早年留日者访日本》《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共和国要事口述史》《中国地层访谈录》《男人之隐———四十岁男人生存现状访谈实录》《成功女性的独白———非隐私访谈录》《台湾老兵———口述实录，我在台湾四十年》《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留住手艺———对传统手工艺人的访谈》等。
更为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的，还是涉及知识分子心灵思想和精神历程的口述史著，在这方面，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刑小的《凝望夕阳》(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堪成代表作，书中都大量运用了口述史学记录历史的学术方法。忝列其中的，还有我与郑实合作的严格恪守口述史操作规范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2001年版)。
从目前情形看，国内口述史的发展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家，还有新闻记者、作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四部，均由
传主口述，记录者整理，形成了一阵口述史热的小气候。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舞动大手笔，开始陆续出版《口述自传丛书》，已经出版了《舒芜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还专门成立了“口述历史”编委会，不定期出版以发表口述史学叙述性文字为主的《口述历史》丛刊，也已出版两辑，正欲挺立在国内口述史学界的潮头。
二
追本溯源，口述历史(O ral H ist ory)这个在今天已颇为流行的学术词语，是由刚在上边提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伦・内文斯(A llan Nevins)在1938年创意发明的。不过，正如唐德刚所说，内文斯的功劳只在于发明了这个名词，就口述历史的传统而论，不论中外，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只是当时没有这么称呼。唐德刚把历史分成两大部门：一种是“未记录的历史”，英文叫做Unrecorded H ist ory；另一种是“有记录的历史”Recorded H ist ory。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始自孔子的《春秋》，而《春秋》中有关唐尧虞舜和三皇五帝的记载，又都是凭口述推演出来的历史[5]。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6]
梁启超还专章谈到史料之于史学的重要:“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7]“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8]“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时代之人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味，随之而变。”[9]
傅斯年也尤其强调史料的重要:“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0]现代史学家是要为历史提供更多的细节和更确定的事实。具体到口述史料，则是历史叙述者与访谈者合作的产物，它可以是录音和录像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一定要有可作为查证的录音作为依据。
其实，受访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文献，他们的叙述或许有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当然也有可能使历史距离真实更遥远。而历史的真正本质应该就在于它的丰富和多样。可长期以来，学院式的专业历史研究过分注重文献，巴黎大学的朗格鲁瓦(C.V.Langl ois)和查尔斯・塞格诺努斯(Charles Sei
gnonos)在其经典手册《历史研究导论》(I ntr oducti on t o the Study of H ist ory)(1898)中开宗明义以绝对的口吻说:“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11]拿“老舍之死”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文献资料，那该怎样书写“老舍之死”这段鲜活的历史?
这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口头证据
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12]这肯定是那些正史学家们不愿相信口述历史的理由，他们以为，人都有表演的欲望，当面对一个对他充满善意和尊敬的好的倾听者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可能是离谱得根本靠不住；再者，即便不是有意杜撰编造，他也会根据口述当时的心态和过了多少年之后对将要谈的某个事情的看法，而不愿说出历史的真相，甚至有意掩饰；另外，就是记忆的错觉。他会让自己相信许多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暗示，在完全确信了那些暗示是真实的以后，再来向倾听者叙述。
我想我得承认，在我所做的关于“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以上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存在的。我也曾因此一度惶惑，既然历史越来越搞不清楚，反而被历史搞得越来越糊涂，那作为口述历史的“老舍之死”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庆幸的是，英国口述史学家、口述史学理论专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作者保尔・汤普逊告诉我:“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
展之中。……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她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被从事的。”[13]也就是说，它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是远远超出我的采访本身的。或用一句文艺理论上的话来说，叫“思想”大于“人物”。
汤普逊的这本书“是一本有关历史学家能够如何收集与使用口头证据的实践性的书籍。但是它同样力图激发历史学家们去问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对过去的重建基于谁的权威之上?这一重建试图为谁说话?简而言之，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14]
诚然，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汤普逊认为，历史的社会目的也是相当喧嚣的：过去往往为战争与征服、掠夺领土、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某个阶级或种族对另一个阶级或种族的统治而辩护。对政治家来说，过去则是确立各种具有证实作用的符号的来源。而对于普通人，他们通过历史，是想要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尤其家族史，可以使某个人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个人的寿命会延续得更长些，甚至在他们死后仍旧可以存活下来。
口述史方法会在社会和政治上持有保守态度的情况下被经常加以利用，或者在实际生活中被大力推行[15]。口述史当然也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但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汤普逊把整个权力结果描绘成是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过去[16]。
事实上，早在一次大战时期或追溯到19世纪末期，口述史的应用已经直接为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历史的社会目的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去理解过去。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因为证据往往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有这样做，口述史才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17]。
口述史“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史对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18]。
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19]。现在，口头资料来源已经被更经常地用于两个有限的目的。第一，对于非常新近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这些事件不可能通过文字记录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其次，还有传记。这两个目的在我从事“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和稍后的《老舍传》的写作中，都显而易见地会遇到。因为缺乏其他可靠的文献来源，我被迫从一开始就诉诸访谈。并“‘迅速地转而欣赏访谈的无穷价值。它们证明不仅是一种对更好信息来源的填补空白式的替代物，而且自身就是有着相当独特价值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它证明有可能构筑起范围丰富得多的‘对人的了解和洞
察……他的美德和邪恶，以及人如此经常地是硬币的正反两面的范围”[20]。
我通过自己的田野作业，从实践中切身感觉到，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它可以综合其他学科的优势，像“老舍之死”的调查采访，不就是在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口述历史?不是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特征?
那何以至今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一直得不到充分认可呢?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些“主流”的史学家们不肯从“文本解读传统”的“老古玩店”里走进“田野”，致使口述史研究在史学内部处在“隐而不彰”的尴尬地位。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批文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先期“自觉走向田野，铢积寸累个人化的口述题材，经过多年努力，已至少在局部构成了对主流文本叙事的质疑和挑战”[21]。正如汤普逊所说:“尽管口述史还有着许多顽固不化的对手，在私下里，还有许多人继续对口述史高声叫骂，但人们主要争论的已经不再是用不用口述史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它用得最好的问题。而且，人们已经更普遍地认识到，所有历史证据是怎样被个人的感知塑造出来的，是怎样通过各种社会抽取出来的，这些证据所传达的正是有关偏见和权力的各种信息。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历史的本质正是被历史学家长期回避的问题。”[22]
三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在《谈谈如何培养历史学者》一文中说:“一般说来,……每一位先生，每一位肯思考
的人，都是资料的搜集者，都是探求资料和实际的历史学家。”[23]这在美国似乎已变成了现实，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口述史学早已不仅作为一门历史学研究的分支，而是成为“人皆用之法，因为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
在十余年不间断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意识到，口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采访者不能仅仅是往受访者的对面一坐，按下录音机的按键，事后整理出文字就完事大吉；口述是对文献的必要补充，像有些身经某些重大事件的老人，本人不长于写作，无法留下文采飞扬的自传或回忆录，以口述的方式，把他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自然可补史传之阙；选择受访者应极其严格，他必须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亲闻者都不在考虑之列；口述者事先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理清思路，不能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误导历史；记录者不仅要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在现场认真录音并适当作笔录，更要在事后努力做好查证的工作；要注重把访谈本身当成一种历史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采访的完整与系统。“口述史学家应该是个好听众，而信息提供者也应该是个积极主动的帮手。”[25]
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实在是一本在理论上引导实践者从事口述历史实际操作的难得的指南。国内还没有一本与之类似的口述史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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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逊认为，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史学研究,“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在某些领域，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族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样，历史写作本身的范围就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其社会使命同时也会发生变化。简言之，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君王的编年史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了。”[26]
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作业，它既可以以个人的课题方式，也可以以体的课题方式来完成。最简便和初级的操作是，挑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拿起录音机就可以了。因为,“它所依赖的是言语，而不是有着更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书写技巧。而且，录音机不仅允许以口语的形式来记录历史，还允许通过言语来展现历史。……如果各种词语都可以别具一格地表达出来，那么所有过去反而会表现的更有味道。它们使历史具有了生活的气息”[27]。而且,“磁带是比最忠实的访谈者的潦草笔记或者填写表格要好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记录，而会议的官方备忘录是更差的记录。……录音磁带作为证据的独一无二的有效准确性无需什么争议，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就是在磁带上失足的”[28]。
不难看出，汤普逊似乎更愿意相信口述史的口头证据。他说:“如果口头资料来源确实可以传达‘可靠的’信息，那么，将它们当作‘另一种文献’来对待，就是忽视它们作为主观的、言谈的证据所具有的特殊价值。”[29]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历史学家保证可信的历史文献,“文献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真正
的作者是谁，这就是说，除了他的名字，他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他是什么类型的人?他在写作它时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一位大使的报告……会送回国内那种他知道他的政府要听的信息……一份报税单给出了对真正财富的公平描述了吗，或者说在个人这方面将不存在隐瞒他所占有的财富规模的倾向……”或者在使用来自一位作者或报纸记者的“激动人心的现场报道”时,“我们怎么才能确定他事实上从未离开过他的旅馆卧室?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问题，即使历史学家就他们的原始资料来源时时刻刻要问的那种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的基本专长的一部分。”因而，就文献证据与口头证据的可靠性来说，他对后者更自信，特别是当这些证据来自一位历史学家自己的田野作业，而不是来自文献时就更是如此[30]。
然而，汤普逊对于口头证据过分自信了。我通过对“老舍之死”的采访与考证，发现无论对于钦定的历史文献，还是我———一个非历史学家由田野作业亲自得来的口头证据，都不能绝对相信。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而已，只能相互补充或印证，无法相互替代，更无法相互超越。所以，像唐德刚在做《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时那样的资料考证功夫是值得肯定和称道，并且是必须的。
因此，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在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人际技巧和社会技巧，同时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口述史课题需要一系列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由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专家或写作好手独占的，它可以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合作。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
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31]。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老舍之死”的田野访谈实践，从最初不仅不自觉地与汤普逊的理论相吻合，而且，从1993年访问第一个“老舍之死”的见证人———老舍夫人开始，就符合严格的口述史操作。现在，我也有资格做总结了。这些操作程序说出来既简单又复杂:
第一，先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主题，这是至为重要和关键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课题或主题是否能给历史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当然，这最好是一个可以长时段进行的课题或主题。如克罗齐所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32]
第二，尽可能多方搜集并熟悉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献档案材料，同时，寻访和联系与事件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以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因而,“首先，对记忆混乱或记忆受损的人做记录是没什么用处的，对那些沉默寡言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其次，关键问题在于某个人直接的个人经验，而不在于他所拥有的正式地位”[33]。
第三，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以访谈的形式，当然是倾听者的姿态，努力挖掘受访者的深层“记忆”。访谈要想成功，当然得掌握技巧。“他必须具备某些素质：他不仅要关心对方，而且要尊重对方，要能够灵活地应对他们；他需要对别人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愿意坐下来静静地听。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被访者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的时候，访谈才能够进行。”[34]但这会随着采访次数的增多会有所改变,“那就是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希望从访谈中得到有意义的历史信息”[35]。所以，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受访对象，要采取不同的访谈技巧，以适应受访者的个性。但问题的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变得全知全能，有时揣着明白装糊
涂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从原则上说，你越清楚什么问题值得去问，怎么问最好，你从任何被访者那里都能获得越多的东西。”[36]
汤普逊实在是个教授如何进行访谈的好老师，他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窍门，具体到了细节:“在访谈中，你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出你的兴趣。不要不停地说‘是’———在录音里会听起来很蠢———其实，你可以学着像人家那样谈话、点点头、笑一笑或扬扬眉毛，用赞同的表情看着被访者。你必须非常清楚访谈进行到哪儿了,
案是绝对重要的,吴建飞图片
机。……
忆。……
觉。……
小时是比较合理的最大极限。……不要在录音结束后就匆忙离开。你要留下来，讲些有关你自己的事情，针对你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访谈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靠历史专业知识，也需要个人的爱护关心。”[37]
第四，现场要以精良的录音或录像设备记录采访，更换录音带或录像带时，要及时贴好标签。数码录音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换磁带的麻烦，但我时常觉得数码录音倒没有磁带录音来得牢靠。记得不要忘记记录下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当然，也许会有极少数受访者不同意录音，甚至连笔录也不行。这当然得需要在采访结束以后赶紧靠回忆将采访尽可能“真实”地追记下来。像我采访女八中“她”时，她就不同意录音，好在“她”并未反对笔录。
即便是使用录音机或录像机，也要努力凭着好的采访技巧，营造好的谈话氛围，令受访者心情愉快地忘掉它们的存在，而无所顾虑。还有，访谈地点最好是让受访者感到放松舒心的地方，我的“老舍之死”采访，基本都是在受访者的家里完成的。最后，如能做到像汤普逊所说当然最好:“必须把你的磁带和底稿与照片、文献以及你收集的其他材料存放起来以备日后使用，并作为以后的公用资源：公共图书馆也许是存放它们的最好地点。”[38]
第五，为维护口头资源的原始性，整理出来的文字要保持问答的形式不变，对受访记录决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插增和删改。“毫无疑问，誊写工作是一种既很费时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的工作。假如录音带
包括一个小时的内容，那么就至少需要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来誊写。”[39]是啊!我已经无法计算出我们夫妇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和《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誊写所花费的时间。
第六，寻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附录，并尽可能多地详做注解。我很感谢谢泳对《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评价，并非由于他说了很多好话，理由很简单———他懂得我。他认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在老舍研究中的价值是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我理解，作者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因为‘老舍自杀在太平湖’，这其中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他就比较容易解释了。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档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他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了历史记忆”[40]。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指出的:“每个人目前的立场都会决定他对过去一切事件的信念。”[41]他对历史
批判”，他说:“假如每一种记载都是可靠的
，一系列分散着的见证
，而且不加修改就可以构成为一个和
联想台式机型号。”[42]但无论如何，我采访
口头证据”，理应为未来最挑剔的史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者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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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光明(1965-)，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董汉河；校对：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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