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人物论文-
摘要：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内含三个困境：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批判逻辑上的文明不可借鉴论和实现路径上的教育救国论。该命题不仅与“统新故而视其通，中外而计其全”相矛盾，而且没能真正切中“中体西用”的要害，其原因在于严复的体用观有着其内在的缺陷。
关键词：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体西用；困境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全球十大名表排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1895年提出的著名命题。长期以来，学界对该命题多给予肯定，认为它理论深刻，切中“中体西用”论的要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学界没有注意到的是，该命题不仅在学理上存在缺陷，而且曾导致严复陷入严重的理论困境。下面就此略陈管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
“自由为体”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价值观为核心，否定纲常伦理等文化。该命题的理据是：只有使人的自由权利得以切实保障，人的创造能力才会得以充分发挥，社会才能发展。西方社会非常珍视自由，才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因而，“自由为体”是西方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强盛的根源，也是中国应该仿行的方向。然而，“自由为体”意味着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革命。首先，“自由为体”否定了中国旧有文化的核心——纲常伦理。在“自由为体”中，“自由”是人的自主，凸显人的主体性。“自由云者，云由我作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因而，这种自由与强调服从意识的纲常伦理根本对立。“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其次，“自由为体”还将催生与旧有国民习俗迥异的新文化。“自由既异，于是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贝0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此外，“自由为体”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调平等性，即“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雍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
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上述分析可知，“自由为体”彻底否定了以“纲常为体”的文化。
“民主为用”则在政治制度上主张建立西方民主。在严复看来，民主是一种最好的制度，是“治制之极盛也。”突出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可以宜泄民情，减少社会动乱，维系政治稳定。因此，既要主张“自由为体”，又要提倡“民主为用”。然而，“民主为用”中的“民主”绝然不同于“君主”和“民本”。“民主”与“君主”的区别在于：“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谓之君主”；“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与“民本”的本质区别在于：“民本”是以君有权民无权前提。君民权力不平等；而真“民主”是民有权，是以人的权力平等为特征。“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因而，“民主为用”是用民主取代君主和民本，要求推翻君主专制，由民众代替皇帝来治理国家。
可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沈佳宜的扮演者主张在体和用两个层面模仿西方，既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技艺器物，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民主制度，更要建立西方的精神文明——自
由，因而是明显的全盘西化论。也许有人指出，严复在《辟韩》中曾认为：“及今而弃吾君臣……大不可。”但这并不能证明该命题不是全盘西化论。首先，严复并不反对民主宪政，而是反对立行民主宪政的速变论。他反对的原因有：一是改革非常复杂，“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二是中国全盘西化条件不成熟，“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严复的本意是：如果时机成熟。中国还是要全盘西化的。其次，该命题很可能是严复出于激愤而提出的偏执之论。严复曾经承认：自己“生平好为偏至之论，”甚至提出过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类的“妄语。”这点可以从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就没有再明确提出该命题可以得到印证。可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不仅否定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而且否定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
制度变革存在路径依赖，人们可以较快地接受物质文化，却很难在变革中迅速彻底地抛弃自己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尽弃旧学以变革，关涉权力和利益的巨大调整，必然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抗，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全盘西化论违背历史变革规律，因而给严复带来理论困扰。严复在1902年总结变革的经验教训时，曾无奈地指出全盘西化面临的两难。“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
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妹囿习者之所能任耳。”
二、批判逻辑上的文明不可借鉴论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在批判“中体西用”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梦见鬼 周公解梦“中体西用”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试图实现中西文化合壁，具有文明借鉴论的思想。因而，“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否定“中体西用”论时，就在批判语境上逻辑地陷入了文明不可借鉴论的困境。
严复主要从本末、主辅、体用等方面批判“中体西用”论。“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之数说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则未必皆成理。”严复的批判理据主要有：第一，中国的具体经验证明，以西学辅中学必然毫无效果。“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辅所不足者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者矣。”第二，“中体西用”不揣其本，颠
倒了政与艺的本末关系。“其日政本而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过年的歌曲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第三，“中体西用”违背体用不分的原则，类似于牛体马用的方缪之说。“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蹶，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批判“中体西用”论是必要的，然而从批判逻辑看，七年级生林依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文明不可借鉴论。“中
体西用”论的代表张之洞指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以看出，“中体西用”论试图新旧兼学，重构一个以中学为主(本)和西学为辅(末)的新文化，是一种文明可借鉴论(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可做另论)。因而，当严复把“中体西用”论称为违背体用关系原则的牛身马蹄的怪物时，就在语境逻辑上同时批判了文明可借鉴论。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个命题反对“中体”和“西用”嫁接的逻辑进路看，该命题内含了不同文明之间不能借鉴嫁接的预设。“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
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医药通乎治功，农矿所以相养，下洎舟车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资，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他的理据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构成要素时，这些构成要素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当这一构成要素被剥离出来并被植人中国社会时，就会失去西方社会其它构成要素的配合与支持，并且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构成要素相协讽。可见，严复在批判“中体西用”论的同时，否定了其中的合理部分，具有文明不可借鉴论的逻辑。
“中体西用”论虽然没能实现求强求富的目标，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洋务派系统化、理论化梳理和阐述，再经清廷谕旨颁行，“中体西用”思潮曾经席卷全国，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吸收西学、学习西方变得时髦和流行，中国的科学文化因此而得到较快发展。这些现象反证了“中体西用”论一定的合理性。相反，如果按照严复的逻辑，那结论只能是：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明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必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走向资本主义；要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也许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严复在1902年提
出著名的“统苞”论进行修正。“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要以“有用”为指导原则，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包括中国旧有的“有用”艾化。“有用”原则就是，一切有利于癔贫的东西都要学习。“继自今，凡可以瘠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这样，严复陷入了是尽弃其旧以求新，还是保留有用传统的矛盾，当然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个全盘西化命题。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体西用”论主张文化嫁接的思路是可取的，但它坚持保护封建纲常伦理则是错误的。
三、实现路径上的教育救国论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把自由作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认为民主发端于自由，附属于自由，进而把培育国民的自由精神作为治本之途，夸大了自由意识对民主制度的决定作用，在实现路径上导向了教育救国论。
从体用的主辅地位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规定，有自由之体才有民主之用，救亡图存的主要矛盾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严复坚持“自由为体”的理据有：西方“有法胜我”“无法胜我”
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施行自由。“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是以有法胜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邓莎八卦”自由能奇迹般地缓解贫富扩大带来的危机。“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尚幸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尚无役使作横之风，而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没有自由只能导致国衰民困。“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荣辱贵贱，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因此，尽管民主和科学都是国家富强的命脉，但自由更重要。自由决定科学和民主的成败，是救亡之“体”。严复把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原因，把向西方学习的层面由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推进到精神文化，显示其思想比当时其他人更为深刻。然而，他把自由作为资本主义繁荣昌盛的根本，则夸大了自由对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
严复认为，自由的前提是自治能力，要获得自由就要培育人的自治能力，进而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因为，治就要使人有之性，而要有性就要“以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根据社会有机体论可知，西方的强大在于其国人具有良好的民德、民力和民智。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中国各种变法出现“上作而下不应”的原因也是国民素质不高，“苟民力已莆[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
行。……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与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因此，严复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沿着富强—利民—自利—自由(体)—自治—“三民”(本)这条进路，严复提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因而，要提高国民素质，就要废科举新教育。这样，“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其实现路径上最终滑向了教育救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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