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崔莺莺,同一个人,却有两个身份,三种性情,因为,崔莺莺是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里 的现实人物和文学形象,她在文学里活了五百年!于是,有现实里的身份和文学里的身份刘涛丈夫 。现实里的崔莺莺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西厢邂逅恋人。
  莺莺身份之迷
  元稹《莺莺传》中女主角崔莺莺的身份究竟为何？大致两种说法∶一是寒门闺秀，二是。首先从莺莺的家庭状况陈乔恩霍建华复合∶是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崔母）其子曰欢郎，可十馀岁。因此，我们知道莺莺之母郑氏为寡妇，生有一子一女，男为欢郎，已十馀岁，女为莺莺「生年十七矣」，而且家庭的经济状况算是富裕，养有许多奴仆可供使唤。由此观之，崔家应非所谓的「寒门」。
  然而莺莺究竟是不是个大家闺秀？还是其实是个的身份呢？我们见莺莺写给张生之书信云∶范明女儿
  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
  由此可以试著描绘出莺莺日常的生活状况∶崔家显然时时有访客出入或常有宴会举行，故莺莺常处「于喧哗之下」，而她显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故「勉为语笑」－勉强地应和这种热闹的场面，何况她还「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试想一个「闺秀」怎可能时常抛头露面？崔母又怎可能不顾礼教，时常强迫自己女儿出来见客呢？
分手网  古代所谓会真诗与游仙诗一样，都是文人赠的诗篇，而张生所作的会真诗三十韵，也是为了作诗以记崔娘事，如此推断，莺莺该是一类人物。详见张生会真诗三十韵部分诗句∶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这样的露骨的情欲描写，也唯有方能配得。虽然极不愿意让莺莺这么美好的女子，有任何的污点，但莺莺身为应属事实！
  《莺莺传》布下些许隐藏的线索，说明莺莺的来历并不单纯，这点我们不能忽视。若是如此，作者元稹为何要故布疑阵呢？理由有三∶
  一.当时几篇名著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皆属于抬高女性地位的作品，而且女主角的身份都是，霍小玉曾自言∶「妾本倡家。」作者的创作总是跟著时代风尚来走，因此当时有许多文人投入撰写关于的作品，《莺莺传》也是其中一篇。
  二.《莺莺传》是元稹自身爱情生活之写照，虽然文中不时流露出炫耀其艳遇之心情，但也可见得他对女主角莺莺是存有愧疚之心的，否则不会透过莺莺之口说∶「为郎憔悴却羞郎」以责备张生，不无自责之意。
  三.虽是写艳遇，但元稹对女主角必有相当程度的感情，所以不愿明写其为身份，而以莺莺遵守礼教、是个闺秀作为幌子，美化她的身份，事实上，答案已藏在文本之中了。
  也许元稹对化名莺莺的过去恋人确实有情，也有后悔的成分在，因而使他生出这样的感叹，其离思诗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他这样刻意隐瞒莺莺的真实身份，其实蕴藏了多少对昔日恋人的爱与悔恨啊！这或许是元稹的难言之隐，不足为外人道也！
  崔莺莺的形象特征
  崔莺莺是相国小，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既赋于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于崔、张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在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私人情侣影院加盟，其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一，《西厢记》的创作背景
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是元代杂剧的压卷之作，一经问世，便在当时剧坛和文坛引起轰动，偶“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赞誉。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自传体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它叙述一个青年书生张生偶遇美貌女子崔莺莺，两人私下相恋的经历。后来主人公张生为了前程，遗弃了和他相恋崔莺莺，他对莺莺是始乱终弃，而莺莺的结局则是嫁给了他人，故事最后张生居然发了一通“女人祸水”的议论，说莺莺是“尤物”、“妖孽”，并认为自己的遗弃行为是明智之举，是“善于补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此说十分恰切。
《莺莺传》很投合一般文人的口味。他们所喜爱的，倒并不是张生的“善于补过”，而是张生与莺莺两人不顾一切的私下相恋，也就是张生“始乱”的热烈追求和冲动行为，因为这里所描写的情感，纯粹发自内心，没有掩饰和拘束，体现的是人们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与
追求，而最终张生那一通陈词滥调，不过是他立身处世的“面具”而已，是当时社会对人性的禁锢而出的扭曲的结果，试想，如果社会对关于男女关系之类的传统礼教不重视的话，那私会这种事情必将遍地开花，文人们自然会习以为常，而不会因为这等事而津津乐道。这里却又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即知书达理、恪守礼教的文人一方面在高喊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羡慕和赞赏不守礼法的男女间私下相恋。如汉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的行为，却并引以为千古佳话，成为文人们茶余饭后的趣闻逸事。这种行为在现代也颇为常见，越是口上禁书的帽子，越是有人想方设法要去看；越是于常理不合的行为出现，人们越是大加吹捧，乐在其中。
总之《莺莺传》很符合文人潜下的“艳遇”心态，故流传甚广，宋代诗人苏轼、秦观、毛滂等都曾写过关于崔张故事的作品。此外，宋金时期，流传在勾栏瓦舍中的同题材作品有宋官本杂剧《莺莺六么》、金院本的《红娘子》、南戏的《张珙西厢记》等。值得重视的是，在金代章宗时期，出现了对原作情节做了重大改变的杰出长篇说唱文学作品——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改变了原作《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的内容，以两人私奔出走获“美满团圆”为结局，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似乎更适合于当时人们的口味，作出这种更改，也许是出于对莺莺的同情，也许
是出于对时下观众的口味的迎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因为这样，却凸显出了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宣扬了自由恋爱，并且摒弃了《莺莺传》的“红颜祸水”的观点。到了元代，这些各自在南北流传的唱本、剧本，又重新在大都、杭州等戏剧发展的中心都是汇合，南北戏曲得到交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王实甫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改写成为了戏剧，虽然说是改造而成，但只有改造后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崔张故事的经典。如何能称之为经典，关键在于人物的塑造和剧情的跌宕起伏、矛盾冲突。
二，崔莺莺
崔莺莺乃老相国之女，“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似乎一典型大家闺秀模样。“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句是整个故事的基调，是莺莺经家道中落，且暂居寺中，对于残春、重关等所产生的愁绪。残春，当是对青春将逝的悲叹，重关，当是对长期被困于闺房的哀怨，引第一本第二折红娘语“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可知莺莺之被束缚之严厉。也正是这样一个女子，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便会一发不可收拾！她渴望爱情，但又不肯露真情，一旦步入爱河，便热情奔放，
势不可当。初见张生，红娘告知那壁有人，莺莺觑了一眼张生才下，本该非礼勿视，却终究因为长期被束缚而感到寂寞，因而看上一眼。这一眼，恰似在心理上打开了第一个漏洞。再说张生要红娘转告对莺莺的思慕之情，红娘将此事告于莺莺，莺莺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可见对于此事，莺莺感到的并不是被外人私视而引以为耻，而是心头有些欢喜的。因而上香那阵，她知晓是那“傻角”在月下吟诗“月溶溶液，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便去酬和联吟：“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道出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却也正如张生的想法“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只看小颇有文君之意。”酬和一折，却是“好事从今定”，明明白白地透露出了莺莺的心思。张生一封书信解救普救寺危机后，老夫人赖婚，莺莺晓知张生对自己情深意长，不禁长叹：“你差怨我，这都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的脱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正是由于莺莺被传统礼教所束缚，逢上张生后，便心有所动，对爱情展开炽热地追求，这样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背纲常，反抗礼教的道路，也使她的性格逐渐处于激烈，将爱情视为一切。莺莺执著热烈地追求心中的爱恋。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
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这让人想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写作时间不同，但是在剧情上十分相似，作为有妇之夫，安娜卡列尼娜恪守道德，维持着家庭，谈不上安娜很爱他丈夫卡列宁，只是尽一个妻子所应该做的。但碰上弗伦斯基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安娜似乎感觉到获得了真爱，以往的束缚，自身的或社会的，一旦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体验的爱情，便统统被挣脱掉，抛弃掉了。她不再顾及丈夫的眼，不遵循偷情的潜规则，她要把爱情公开化，她把爱情看到整个的全部的生活，由此而来，产生了悲剧。因为她做得到，但弗伦斯基做不到，而也正因为安娜的把爱情供奉在最高的位置，因而她对爱情十分敏感，任何小事都可能引来她对爱情是否还存在的怀疑，最终产生了歇斯底里的情绪。正是由于其与整个社会的格格不入，把爱情放在最高位，而摒弃一切虚伪的道德，造成了安娜最后自杀的悲剧。这里莺莺也是如此，正因为未经历过爱情，所以一开始就把爱情视为全部，与张生发生，遂又觉得已将此生全托付给了张生，最后虽然得到了“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
满结局，与安娜自杀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指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宽容性，而仅仅只是因为张生被作者美化了的缘故。把爱情视作全部，视作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能不说是由于女性地位的低下而产生的悲哀。
把爱情视作全部，把婚姻视作下半生的保证，对于理解莺莺在对张生态度上的反复有很好的作用。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唱到“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对老夫人的不满，对张生的思念，成了莺莺的主要情感，依此看来，后面赖简似乎是不可理喻的，既然双方可是两厢情愿，只恨伯劳飞燕各西东，一旦私下约会，还不是干柴碰上烈火？可赖婚后的第一次约会，却是莺莺故作矜持，骂了张生一通。起先莺莺着红娘去看望张生一遭，带张生会亲书信回来，却被莺莺骂，说是与张生“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着红娘回简，却用“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谜来约张生前往。待到与之相见，却变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为什么莺莺会出现如此的反复？作者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一，刻意的情节需要。戏剧无非是把矛盾集中起来，因而一波三折更适合于戏剧性的表现；二，
刻意的性格塑造。作者希望把莺莺在面临爱情时左右摇摆、忐忑不安的心境写下来。这是一场只有月上柳梢头的私下约会，名不正而言不顺，莺莺期待爱情是肯定的，但又由于长期对老夫人的敬畏，故而多犹豫。不管作何考虑，作为读者，看到的是非常戏剧性的画面，当然觉得有意思。而如果作为对莺莺性格的研究，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便可多分析一点东西出来。正如前面所说的，莺莺在与张生发生后，她是死心塌地将爱情视为唯一依靠，也就是把张生的爱作为唯一依靠，正是这样一种思维，使其在做出是否从了张生之意，委身于他的考虑时，不得不慎之又慎，思之再三。一旦做了决定，就是一生的事情了！文中屡次提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典故，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故事：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为景帝时武骑常侍，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相如亦早闻文君芳名。相如、文君 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分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司马相如有财、有名
后，又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别。“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蓰蓰。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天下的负心郎皆愧之。“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岂是一个容易的事？古往今来，多少女子曾被负心汉所抛弃，君不见诗三百，“弃妇诗”有几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能有多少女子不计后果放开情怀敢爱敢恨呢？没有经济地位便没有社会地位，莺莺在一开始便处于的是低一等的位置。张生不管怎么追求，对他来说这只是人生小小一个过程而已，过了这个过程，该干嘛就干嘛去，自然以事业为主，这段追求成了，接下来便可能是爱情事业双丰收，败了，也不过如此，天涯不出无芳草！而莺莺则不同，长期地守在深闺，寂寞难耐，面对爱情，自然不舍得放手；而一旦认定张生，下半生则要托付其人，下半生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取舍之难，可见一斑！虽然张生英俊风流，人品不错，但知人知面不知心，不几试怎的心安，或许我们可以把莺莺的赖简，看作是待嫁女的最后的矜持，第二次约会之后，便私合了。
所以莺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不管王实甫是作何想，但事实上文本显示的是如此。
三，张生
王力宏李云迪牵手照
张生是一个世俗化的书生，性格有些卑劣，却又有高才，正符合一般市井之人心中的理想，套用现代人的说法，即泡妞水平一等一，科举及第不含糊。何以见得？待下面一一道来。
初见莺莺时，“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这句话一出口，便似乎看到一个以青楼为家的嘴脸，试看前面所说，“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莫非所谓的“颠不剌的见了万千”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么？显然不是这样。也便可知，张生本人应该是很风流的，且其行为也比较下作，见面便与和尚道：“休说那模样儿，只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白镒之金。”和尚疑问那么远，还穿着长裙，怎么可能看到，张生却自得地说：“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将心事传。”如果不是花坛老手，何以得知？而在一开始这样描写，想必必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乐趣。历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才子”不风流，怎么叫“才子”呢？
于是，这样的“风流”在后面越演越烈，拿莺莺与老和尚调侃：“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意思是莺莺打扮的那么艳，莫不是勾搭上你这个老和尚了？有读书之人调侃这样的说的吗？真是十分的“豪放”！再看后面张生见莺莺那家将做道场以祭奠莺莺其夫崔相国，届时崔莺莺也将出现，便哭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小（
指莺莺，作者按）本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的一分斋，追荐俺父母咱！”说的真是令人感动，可这话一毕，便唱“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这是什么话！不尊重生者也罢，对于生他养他的死者，勉强做了道场，却也存了如此龌龊的心思，真是足风流！
这种风流还表现在对红娘的态度上，第一次与红娘见过，便充分地介绍自我，特别重点说自己未婚，欲借此结识莺莺，尔后更是极尽拉拢红娘之能事，老夫人赖婚后，为了能与莺莺私通，对于红娘那是一哭述二下跪，借着救过崔家上下一命暗示红娘，让其为自己说话，也正式靠着如此，才能得以与莺莺私通，造成木已成舟的既定结局。而后崔母红娘训话，红娘那番义正言辞，不过是给了崔母一个下的台阶而已，既然莺莺已与张生行了鱼水之欢，崔母还能有什么办法！依次可见张生不愧为风流大家，深得先斩后奏之精髓。
再说此后的长亭送别，你侬我侬，自别两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好些缠绵悱恻之思念，却是在演绎这段风流。一旦爱上某美貌女子，若无一番相思，怎么算的上风流之事？古人在抒发爱情时，特别善于用相思这个主题，爱情是否缠绵悱恻，就看是否会相思来相思去，越是相思地刻苦，越是能体现出风流
之意。整个西厢记，前半段是未得莺莺的相思，后半段是暂离的相思，真正两人聚在一起的日子，竟是几次偷偷地约会！因而以相思，来加强张生的风流性情，确实为佳！
依此分析，张生的性格主要便是风流一词，先是风流得有些下流，而后的相思是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风流，有渐入佳境之感。最后的第五本，郑恒出现，张生用计使其自杀，却又显得卑劣了些，无毒不丈夫，果真如此！
若对张生此人性格进行比较准确的叙述，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王实甫做此剧所期望的受众。依据作品来分析，显然王实甫要把张生塑造成一个很合市井之人的胃口的形象，所以必须要俗，只有俗才能引起共鸣。然后又不能写的太不堪，于是要有风流俊俏的脸蛋、登科及第的才学，说下，要能勾引得美貌女子；说上，要能随随便便捧个状元归，这样爱情事业双丰收！ 在崔莺莺身上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体现了人性的复苏和觉醒，寄托了人民众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的美好愿望，成为千余年来，广大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楷模。
从杜丽娘与崔莺莺的形象看《牡丹亭》的主题的社会意义
《西厢记》和《牡丹亭》是我国的古典戏剧的“双璧”。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爱情
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还由于其分别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各具时代特点且具有叛逆精神和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可以感受到不同时代女子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同时，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促使当时和后来的更多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也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特定的时代。
我们一说到崔莺莺，就会想到她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而不顾封建礼教的压迫的女性形象。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娴静、深沉的相国小。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礼教仍是限制她的一把枷锁。使她动弹不得，这也是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在我们读完《牡丹亭》后会发现，杜丽娘的形象是在崔莺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心理学上讲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主体意识是通过不断的觉醒而来的。这是一步一步地进步的过程。明朝是一个封建礼更为森严的时代。杜丽娘的生活中只见过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卫道士般的父亲，一个就是她的老师陈最良。她连自家的后花园都没有去过。这样的生活当然会在她的心中种下了反叛的因子。当她遇上了柳梦梅以后就更是一发不可
收了。总体上来讲，《牡丹亭》在《西厢记》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其主题更加鲜明和明显。汤显祖在题词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溟莫中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而不可与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但是这一种情比《西厢记》要更为进步，《西厢记》主要讲的不过是“有情”。而《牡丹亭》则主要讲如何追求“至情”。它所反对的也不仅仅是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婚姻的束缚，而更多关注的是那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间“至情”。以及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