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的时间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_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会知道打仗呢？...”这段话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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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穷水尽的一个变计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年青的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就是这位很不起眼的列兵，竟对时事和社会问题表现出罕见的兴趣和热情。他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15年5月，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这之中固有对“奇杰”和“非常之人”的期待，也不乏历史担当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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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次年7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湖南省学联
7.14是什么情人节?创刊《湘江评论》，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撰写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反对强权政治，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已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受之影响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他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说：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
（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众
联合，向强权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革命”、“有血革命”。
显然，他反对所有的暴力革命，也包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反倒十分欣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这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法。他说：
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应采儿晒一家三口
五四时期的已经小有名气，他的许多文章见诸长沙报端，1919年11月8日至10日，长沙《大公报》每天都刊登这样的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其间，他大多时间用在参与和领导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他草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通过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这个章程所列举的涉及方方面面的140个问题，尽管“
致影响于现代人之进步者”，但并没有鼓励以极端的方法处理，而是提倡“先从研究入手”，“以学理解决问题”，以“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
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5月，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上海。6月的某天，他特意前来拜访自己心中的偶像陈独秀。此次会晤给留下至深的记忆，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文手抄报
于震辛月回到长沙，他受陈独秀之邀，参加创建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此时，他终于悟到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就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因为有以上的感悟，才于1920年12月1日，在给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说：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已经摒弃了温和的“呼声革命”，赞成十月革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得不为的“一个变计”。应该说，他对列宁的武装革命已有了认同的理念。这之后，他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接着，他被调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后又由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时，杆子的暴力革命，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还没有那么凸显和迫切。
以杆子对付杆子
1925年2月，因病而携全家回韶山休假，在这里他几乎每天都要走亲访友，访贫问苦，就是从此开始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农民运动。他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并于6月
成立中共韶山支部。他说：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的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回到广州，他仍在国民党当差。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在解放农民。”会后，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常来农讲所讲课，其中就讲到：“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到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