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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及其现代意义
摘要: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死亡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原始宗教中，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能的恐惧。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它主张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观是出世的、飘逸的, 它主张顺应天理和自然之道, 既不悦生,也不恶死。佛教的死亡观是抑我的、消极的, 它主张战胜自己肉体的欲望来享受来世的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 对现代人善待人生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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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此基础上形
煲仔饭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 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老人与海鸥课文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 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 天上是神的世界，神无生无死, 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 有生必有死, 地下是鬼的世界, 阴森的令人恐怖。中国原始宗教中的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 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开始出现。我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中国人的死亡观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于生死这个问题，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请教过他的老师，孔子脱口而出“未知生, 焉知死”。意谓人如果连“此生”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来世”。孔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感性生命的愉悦，对生活负责，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 这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 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 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 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 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 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
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 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 提供理想和规范。儒家学说认为，面对死亡威胁，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而置社会价值于不顾，将不齿于世人。反之，那种“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置于生命的本然状态之上，从而使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光彩的仁人志士应受到世代推崇，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儒家文化把人的自然生命作为实现社会价值的载体，只有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人的自然生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人们恐惧死亡也是担心“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功业难以实现，为实现社会价值，即使付出生命也无所畏惧。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使得死亡成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过程，而同时儒家文化的这种把死亡问题排斥在生命视野之外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也是中国人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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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相比, 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 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 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 把万物归结于“道”, 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 要顺其自然, 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
不去为的意思, 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 国家的治理是这样, 人的生死也是这样。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
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 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诱惑潜入山林苦修, 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 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 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佛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 人不只是有一“生”, 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 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 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 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 达到“涅槃”。在这里, 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 变得阴森恐怖。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 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 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 到了隋唐时期, 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 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 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 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 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 “呼吸一过, 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 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 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 求之枯骨”。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土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 报国安邦,
杀身取义, 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 是入世的, 而不是出世的。但是, 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 为人民谋幸福, 舍生忘死, 抛头颅, 洒热血,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人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观念, 一个没有死亡意识、忧患意识的民族肯定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鲁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任何历史不可能不影响现在, 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死亡观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具有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对于现今人们在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使人们弘扬儒家入世的死亡观，树立为国家效力的信念。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 它把死亡问题暂且搁置, 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 通过立功、立德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从而
超越死亡，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去。就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心里总是想着百姓, 唯独没有他自己, 身患绝症, 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郑培民，为了改革开放事业, “即使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 我也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他们不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
二、促使人们遵循道家的死亡观，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道家的死亡观是是飘逸的、潇洒的。应该说道家更是一种容易被常人所接纳的平民死亡观。它要求人们不执著于生死、顺其自然, 以一种安身立命、本真的态度来体验人生, 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确, 对普通人来说, 我们不可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但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能尽和应尽的责任。那么到临死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觉到:我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促使人们认为死亡是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 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 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 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 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 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 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 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 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 假如人类没有死亡,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 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 “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当然, 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儒家除了通过立功、立德来超越死亡外, 还认同了另一条超越死亡的道路, 那就是通过子子孙孙的香火延续、承继来实现祖宗未竟的价值追求, 实现祖宗永生的愿望, 从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曰：“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其实, 所谓的香火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在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今天, 如果我们还要刻意去延续所谓的香火, 认为只有男孩才是传后人的做法肯定是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
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