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
康定城的郭达将军塑像
作者：石硕 邹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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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清初以来因边茶贸易兴起的一座汉藏共居的著名边城。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后，为增进与藏人的文化整合，围绕地名、人名及信仰进行了一系列主观建构：先是塑造“打箭炉”地名及附会诸葛亮“让一箭之地”传说，接着建构出“郭达将军”和“郭达将军庙”，最终发展出汉、藏民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汉人所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遵循“借用”原则，在妥协、兼容和尊重藏文化特质基础上，通过“求同”途径达成“共享”，并将“共享”发展至信仰层面，实现与藏人的文化整合。这既是清代以来汉藏民族进行大规模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对理解历史上乃至当今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不乏启示与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石 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坚果康定，这座介于汉、藏之间的著名边城，因蜚声中外的《康定情歌》而闻名遐迩。康定旧称“打箭炉”，清末始更名“康定”。康定位于大渡河以西，现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人口约2.5万，汉、藏人口比例约为5:1，是一座典型的汉、藏民族共居之城。康定城地势狭促，处于“三山夹二水”的沟谷之地，但因地处成都平原通往康区和西藏的交通咽喉，地理
位置极为重要，自明清以来即成为汉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交通要冲与连接枢纽。特别是清初以来至民国时期，因内陆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落籍于此，当地遂呈现汉、藏民族混居与文化杂糅局面。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许多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汉人移民在汉藏语境及观念互动下产生的地名塑造、传说及信仰共享，涉及“打箭炉”地名的由来、“郭达将军传说”及由此发展出来的“郭达将军庙”“将军会”等。这些文化现象尽管均出自汉人移民的主观建构，却生动体现了汉、藏民族在互动、交融背景下，相互容纳和进行文化整合的策略与智慧，有着丰富的内涵，是汉、藏民族间进行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此案例不但对我们认识历史上迁入边疆地区的汉人与当地民族之间如何进行文化整合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对理解当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也不乏启示与借鉴意义。为此，本文拟对清代民国时期汉人移民围绕“打箭炉”地名、传说与信仰产生的一系列主观建构作一探讨，以揭示该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汉藏民族互动与文化整合所遵循的规则与逻辑。
一、清初打箭炉的兴起
自唐代开始，青藏道（唐蕃古道）即是连接和沟通汉藏官方往来的主要交通路线。川藏道
仅作为入藏茶道起着辅助通道作用。明代中后期，因青藏道屡遭劫掠，道路梗阻。面对西北蒙古诸部的威胁，明朝为实施“隔绝蒙番”的政策，开始允准和鼓励西藏僧俗朝贡使团改由川藏道往返。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规定，“进贡番僧自乌思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越洮、岷，著为例”。成化六年（1470年）又定立乌思藏贡使“由四川路入”的则例。川藏道开始取代青藏道在汉藏政治交往中的地位，成为沟通内陆与西藏的正式官道。此后汉藏使员及商旅往来于西藏与内陆，逐渐络绎于川藏道，皆途经打箭炉。打箭炉的交通咽喉地位开始凸显。
川藏道官道地位的确立，进一步刺激了明代后期四川南路汉藏边茶贸易的发展。汉藏茶叶交易市场开始逐渐从大渡河以东，向大渡河以西的打箭炉转移。明代中期以后，四川南路私茶贸易屡禁不绝，茶禁控制力度减弱，使汉藏贸易日趋繁盛。大渡河东岸的沈边（今沈村）、冷边（今冷碛）发展为明代后期重要的汉藏贸易集镇。明末，蜀地屡罹兵燹之灾，特别是张献忠入蜀，使不少蜀人西迁避险。《荒书》记：“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所谓“流入土司者”，指不少蜀人越过大渡河进入土司管辖地区。乾隆《雅州府志》记：“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由此，汉藏贸易市场逐步跨越大渡河，西移至打箭炉。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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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贾远售求价，自沈、冷、嘉、岩，渐止打箭炉焉。”打箭炉逐渐成为川茶输藏的主要贸易市场，并得到清朝官方认定和重视。
打箭炉的汉藏新兴茶叶贸易市场地位，在清初康熙年间“西炉之役”，尤其是泸定桥建成后得以确立和强化。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入据青海后，南下控制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康区。为稳固西陲局势和控制西藏需要，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向西推进，与和硕特部争夺康区的控制权。因打箭炉为康区门户和交通要津，清朝遂选择以打箭炉为突破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朝派员勘查打箭炉地界，将“土司所辖之地”纳入版图。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发动“西炉之役”。战事结束后，清朝势力延伸到打箭炉以西雅砻江流域。打箭炉作为由川入藏咽喉，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四川巡抚能泰奏称“入炉必经泸水（大渡河），向无桥梁”，遂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建成泸定铁索桥。交通的改善导致大批汉人商民进入打箭炉。1720年，随清军入藏的吴廷伟在《定藏纪程》中称：“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打箭炉）甚多。”焦应旂的《藏程纪略》亦记1716~1717年间打箭炉，“今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打箭炉成为清初新兴的汉藏茶叶贸易的核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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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吐蕃时代起，汉、藏之间形成以大渡河为分界的传统。元明两代汉、藏界域以大渡河分界的格局仍然延续，汉藏茶马互市的地点也主要集中在大渡河东岸。但是到明末清初，因西炉之役、泸定桥建成和清朝控制打箭炉以及汉藏茶叶交易市场的西移等事件，汉、藏之间以大渡河为传统分界的格局被打破。汉藏边界向西推移，跨越大渡河，移至打箭炉地区。
二、汉人的主观建构：从“打箭炉”到“郭达将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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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箭炉”地名最早见于汉文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不过当时典籍一律将其写作“打煎炉”。《明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乙卯条载：“故元四川分省左丞相瓦剌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诏赐文绮四匹，帛如之，钞二十锭，衣一袭。”《明史》亦载：“洪武时，其地打煎炉、长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问高惟善来朝，贡方物，宴赍遣还。”“长河西”指大渡河以西。“西番打煎炉”指今康定一带。这说明在明人眼中，“打煎炉”为“西番”之地。《元史》载，元朝曾在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朵甘思宣慰司”）之下设“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使司”。此即清代管辖大渡河以西、雅砻江以东“明正土司”之前身。据任乃强
考证，明初“打煎炉”之地仅有常住居民10余户，系一小村落。元明更替之际，可能因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使明朝知晓“打煎炉”地名。
洪武以后，“打煎炉”地名在很长时间内不见于史载。直到清康熙年间，此地名才重见于史籍。清初和硕特蒙古控制康区时，“三藩之乱”爆发。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势力延伸至滇西北，且与西藏多有来往。这引起清廷不安。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发出《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并著各处督抚搜查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谕令称：
又，刑部侍郎遣冯甦能员赴打折卢地方侦贼情形，仍移书达赖喇嘛，令勿纳残贼入其境内……打折卢地方应移文四川总督，令选贤能人员，不时侦探防御。上曰：此事即如所议行。打折卢等处地方应选堪用之员，如喇都浑其人者，遣往彼地，不时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