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太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官学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名目众多的学校，所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1]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武帝接受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和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国学遂兴。太学的设立则标志着我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发展，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官办的、较为正规的高等教育学府，这几乎是教育史研究者们的共识。太学自设立，历两千余年而不绝，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直至今日，太学精神仍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及其学府中的天之骄子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汉代以前太学的雏形地球可自我调节温度
（一）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在实际生活的需要中萌发出来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相适应。在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加之当时并不存在脑力与体力分工，也没有文字、书籍，生产经验连同社会风俗、礼仪、宗教和道德规范等，只能在长辈对后代的训诲、诱导启发中得以流传。
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有勋劳的长老既是首领，也是老师，所谓“能为师然后为长”（《礼记·学记》），就是指这种情况。这些长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社会成员传授三方面的知识：一是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知识，以增强他们向大自然谋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二是宗教礼仪知识，原始人对大自然有浓厚的神秘而敬畏的心理，“礼”本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这些祭祀活动有三种，叫“三礼”（《尚书·舜典》），包括祭祀天神、地神和人鬼；三是军事知识，这是抵御外族侵犯、保卫氏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手段。
（二）夏商的教育
夏朝时，已产生了学校教育，其形式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具有军事教育的性质，设在都城，政教合一。洛阳斟耶城曾为夏朝的都城近百年。商都西毫城历时近400年，此时仍是全国政治中心、教育中心。商朝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右学又称辟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夏商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军事、乐舞、算数、文学等[2]。
（三）周代的辟雍
周代时，“太学”一词已经出现，它为辟雍的别称。西周的辟雍对前代的教育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周王朝畿内的太学叫“辟雍”；在诸侯国的太学叫“泮宫”。所谓“辟雍”，一是从形状上说，指它的四周以水环绕，中间高出水面的陆地有建筑物，故辟与“璧”通；一是从内容上说，指它用于教育，天子行礼，
即教化天下。在它的四方还有“东序”、“上痒”、“瞽宗”和“成均”四学，都是太学。在西周确立的学制雏形中，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分别为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而设，是贵族与平民不平等的双轨制。国学依据程度的高低，分为大学和小学。《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日辟雍，诸侯日泮宫。”
周朝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行、艺、礼四个方面，在周代的太学课程中，礼乐显得很突出。周代实行宗法制度，“礼”的内容由原来的“事神致福”进一步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凡周王朝所推行的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思想教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措施，都叫“礼”。“乐”的内容则是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和仁孝亲敬的伦理观念。“礼乐教化”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中国最早的教育，礼乐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本原地位，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
西周初年，太学处在战争的环境，故提倡尚武精神。它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贵族子弟培养成战士。师职人员由军官充任。西周打仗以兵车为主，射、御成为主课。周贵族在太学中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打仗回来，还在太学举行献俘、献馘、告功仪式，使学生受到军事教育。
在成、康之世达到全盛的阶段，太学进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术）教育。这种具有文武兼备特点的教育，代表周代较高的文化水平。随着文化课的加强，对于修学年限，课程要求也进行新的调
整。《礼记·学记》有这样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此大学之道也。”总之，经过九年的德、智、体、美、军事等的学习，要使学生达到修己治人的培养目标，成为王朝政治统治人材。
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我国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水浒传人物结局二、汉代太学的设立
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
陈一冰老婆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教师节感谢语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建元五年(前136)，
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并决定博士归太常领导。《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载：
夏六月，诏日：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治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治国”、“以士为吏”，于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太学应运而生。到东汉末年，太学的学生经常三万多人。汉魏时期是我国学校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黄金时代，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汉灵帝时兴办的洛阳鸿都门学，是中国古代第一所专门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从学习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开创意义[3]。
何谓太学，董仲舒解释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作为培养人材和宣传教化的基地而发挥作用。太学隶属于太常或礼部，是封建统治阶级控制的高等文化教育机关。
（一）太学的教师
汉代太学的教师均称为“博士”，即“五经博士”。始设于建元五年，在此之前，博士原为通古今、备咨询
的顾问官员。自太学设立后，开始成为专职学官，掌经学传授，同时亦参与政事议论或奉使以及巡视地方政教之类[4]。博士的人选，西汉时是用征拜或荐举的方法，以名流充任，不用考试；东汉的博士由太常考试任命，甚至还要出具所谓的“保举状”。为了协调教学和管理，在五经博士中还设有一位“首席”博士，西汉时名日博士仆射，东汉时改名为博士祭酒。而各门
专经博士的人数与设置，则屡有变更和增加。他们分别教授《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京氏易》、《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齐诗》、《鲁诗》、《韩诗》、《大戴礼》、《小戴礼》、《严氏春秋》与《颜氏春秋》，史称“五经十四博士”。
（二）太学的学生
西汉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则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太学刚建立时，弟子人员仅规定五十人。他们由太常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庄”的官宦子弟充当，而从郡国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地主子弟，虽不受名额限制，亦可在太学中“受业为弟子”，但只能算作一种旁听生[5]。且前者皆有官禄，亦享有免役的优待，后者则费用自给。五经学完后，按成绩分配，只要合格者，一般都给官做，有的学完后直接回乡从教，充当经师。当时开创太学、实行设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的政策，改革选士制度，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选拔符合中央皇权要求的官吏。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封建社会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选拔知
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太学养士和察举选士都以儒术为准，入太学、应选举又是做官的必然途径，这样就使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
（三）太学的学习内容及考试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就是经学，即《易》、《书》、《诗》、《礼》、《春秋》五经。汉代的经学传授须遵守一定的师、弟子关系，此谓守“师法”和守“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一般来说，西汉主要重师法，东汉则重家法。由于经师的好尚不同，有的侧重于通经致用，有的侧重于章句之学，因而出现不同的治学倾向。这种各以师法、家法的传授，对儒经的专门研究确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武帝时，规定每年一试，即所谓“岁试”；东汉桓帝时改为两年一试，不再限制名额，仅根据其通经多少来授予不同官职。考试方法有口试、策试和对策等，考试及格后授予相当的官职。由于学生可以从通一经以致通五经，因此没有一定的修学年限。
（四）太学生的学风豆豆黄嘉琪
太学是古代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志趣各异。其中，虽不乏利禄熏心的鄙儒，但也有不少怀抱济世安民之志、想做出一番贡献的的仁人义士。这些人对时局比较敏感，对邪恶势力敢于揭露和斗争，在他们的言行中反映出一代人的学风。
西汉末年太学生不仕薪朝和东汉太学生珍惜名节便是突出的表现。汉成帝
时，王莽继王根为大司马，他伪装谦恭，阴谋篡政，曾蒙蔽很多人，但也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例如郭丹不应王莽征召，与诸生逃到北地。逢萌在头顶上顶着瓦盆，在市集上哭着诅咒王莽决不会有好下场，吐诉心中的义愤；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而政府每次录用的名额不过数十名，他们的政治出路非常狭窄。当时朝廷中官僚、外戚与宦官的夺权斗争日趋激烈，以国事为重的太学生也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一派太学生与陈蕃、李膺站在一起，提出“天下皆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中举”的口号，同阉党张让、曹节、王甫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李膺一派的人表现出珍惜名节、临难不苟的激昂气概。
汉代太学的设立和发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汉代以后太学的发展演变
（一）太学教师的发展
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并致力于中国的统一。鉴于武功、文事不可偏废，曹丕于黄初五年(224)立太学于洛阳。置弟子员额数百人，使东汉末年因战乱而停办的太学得以续办。晋初太学，仍承魏制，设博士19人。西晋时期，士族地主势力强大，武帝时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太学
的教授、博士、助教的品级，一般比州、府学的博士、教授、助教高一、二级。国子祭酒成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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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时，太学与国子学并存。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之后，诏京邑及州县均设立学校，其中属于大学性质者，有国子学、太学与四门学。当时国子学、太学与四门学均置有博士、助教与生徒，只是人数时有增减，具体名额不详。前后10余年间，大学教育颇见兴盛。文帝晚年，除国子学留有学生70名外，诸学尽废。炀帝即位，诸学于大业三年(607)复开。其中，太学设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500名；园子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无定额。唐承隋制，在京城复置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唐代四门学与国子学、太学一样，同属高等教育性质，只是师资的品位相对较低，而学生的来源相对较宽而已。
宋朝太学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是随着中央官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北宋建立后，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统管全国文化教育管理的综合机构，也是太学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宋朝除了在中央设置礼部作为太学的最高行政机构外，在礼部之下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教育行政管理执行机关—国子监。宋代国子监具有教学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