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的诱惑演员61
ART  RESEARCH
女星夫妇接连暴毙
NORTHERN ART  2021  05
刘福洋退赛摘 要：作为新时期艺术创作的理论起点，1979年，吴冠中以《绘画的形式美》一文，提供了关于美术界形式禁区的突破口，开启了历时5年之久的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大讨论。诸多文艺理论家从哲学、美学等角度展开论争，将讨论范围由“形式美”扩大至“抽象美”、美术功能等问题，促进了美术领域形式语言的解放，使美术界的思想和观念渐趋活跃，为美术领域后来的大胆探索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
关键词：形式美；抽象美；美术功能；思想解放
1979年，吴冠中在《美术》杂志上发表题为《绘画的形式美》的文章，强调“形式美是美术创作的重要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认为形式美“是科学，是可分析、解剖的”，因而“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①随后两年，吴冠中又分别发表《关于抽象美》和《内容决定形式？》两篇文章，进一步表明自己作为一名美术实践者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金科玉律”的反对态度。吴冠中的这些主张引起众多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历时5年之久的关于形式与内容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时过四十年，我国艺术创作环境、艺术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重新审视这场讨论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历史作用的必要性，渐渐凸显出来。
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载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发，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各领域开始以百家争鸣的方式，运用学术回应质疑，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先河，文学界的茅盾撰文《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任何禁区”②。戏剧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会上提出“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只有众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到准确的判断”。③
同样是在1978年，《诗刊》在这一年第1期刊载了《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美术》杂志随即原文转发。这封信的发表，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文艺自身规律。而这种思考参照的对象，较之以往也丰富了许多——在这一年，国外美术来华交流活动频繁，北京先后举办了“伊朗绘画展览”“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日本东山魁夷绘画展览”“意大利比拉纳西铜版画展览”“新西兰毛利族艺术展览”“墨西哥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等多个外国美术作品展览。为配合这些展览的举办，《美术》杂志刊登了与这些展览相关的介绍外国美术的文章，再加上部分文章为批判“三结合”“三突出”等文艺创作思想，开始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一些文艺作品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如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的刘心武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卢新华小说《伤痕》，高小华在1978年夏天创作的油画《为什么》等。这些后来被视为“伤痕文学”和“伤痕美术”的开端的作品集中出现，表明“新时代的艺术家们开始有了批判现实的意识和需求”。④
1979年新年伊始，中央美术学院院刊《美术研究》复刊，同时《世界美术》创刊；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创刊，《美术译丛》的前身《外国美术资料》创刊。这些刊物开始对外国美术与理论进行有选择的介绍，为人们关于艺术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同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奏响，探索变革的文艺实践日渐丰富，文艺理论阵地也已重建，人们的学术视野明显拓宽。5月，吴冠中在当年《美术》杂志第5期上发表《绘画的形式美》；6月，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论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两篇文章分别引发了文艺界关于内容与形
式关系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且持续时间皆达数年之久，表明文艺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阻挡地开始了。
二
与朱光潜文章很快引发文艺界关于人道主义大讨论不同的是，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发表后的一年内，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变革伊始，美术界更关心的还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1979年11月21日结束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对三十年来的美术工作进行了总结，为今
62美术研究05  2021  北方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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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术工作提出了建议，讨论了怎样使艺术深入生活、如何理解艺术为政治服务、美术创作应当如何接受党的领导等问题。吴文发表后，几乎是同时，远在东北吉林长春的《文艺战线》刊登了王琦1962—1963年间的一份讲稿《论艺术形式的探索》⑤，与吴文形成了唱和的态势。但文艺界对此迟迟没有做出回应，直到一年后，才有洪毅然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形象、形式与形式美》一文中，通过对于内容、形式概念的界定得出判断：“如若认为孤立起来的单独形式方面也能有美（及丑），必然就是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并据此提出没有艺术的“形式美”，只有“艺术形式的美”⑥，而后者也要注意避免滑向形式主义，同时洪毅然也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却并不是连形式也要因噎废食地一起反对掉”⑦。很明显，洪毅然的出发点与吴冠中不同，他从理论家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了美学的地步。而后洪
毅然又撰文《艺术三题议》，用小标题“讲求艺术形式的美，要避免滑向形式主义”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肯定了“艺术形式”的讨论很有必要，但认为“艺术形式”的美也是被特定的“艺术内容”所决定，不存在纯“形式”，⑧将讨论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在这个小标题下的第一段指出拨乱反正是对的，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要求作品“艺术形式”的美是好的，但是大谈特谈“艺术的形式美”值得商榷。吴冠中提出“形式美”问题，其本质是一个实践者对于创作自由表达的渴望，希望不受内容的制约更好地表达真情实感，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主张并不相同，而洪毅然则是从一个美术理论家的角度出发，将艺术的“形式美”和“艺术形式的美”进行概念性的界定，进而将政治上“形式主义”的危害直接代入了艺术领域。几乎与洪毅然批驳吴冠中的第一篇文章发表的同时，叶朗也撰文表示了对吴冠中主张的批评。他借用王国维对“古雅”“优美”与“壮美”的解读来论证艺术形式美要与内容和谐统一，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美形象，并且强调了形式美应当服从内容。⑨
到了1981年，参与这次论战的学者增多，洪毅然、浙江美术学院文艺理论学习小组、杜键、冯湘一、江丰等人都站在吴冠中的对立面上，支持“内容决定形式”。洪毅然直接表明“本质、内容，实乃统一体内矛盾双方经常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现象、形式，毕竟处于派生的从属地位。”⑩杜键分析了过去因为“左的内容观”导致了有害的创作模式：“主题思想决定组成画面的具体的绘画手段”，“‘内容决定形式’，不是可遵守也可不遵守的某种‘条例’，而是无法逃脱的客观规律性”。冯湘一则以吴冠中的作品验证吴冠中绘画本身其实是内容决定形式的，“‘形式是美术本身’，‘形式，它主宰了美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这些反对者将关注的焦点问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升至哲学、美学的高度，并赋予了政治意味。诸位理论家将吴冠中的文章进行咬文嚼字的分析，试图出漏洞，论点翔实、论据严密。他们反对艺术脱离内容独立存在的观点在理论概念上是成立的，但恰恰忽视了美术实践者最初提出问题的本意——迫切希望美术界关注并重视形式美，从而拓宽美术创作的表现形式。这种朴实的诉求为什么会引发大量的反对意见呢？江丰在《中国画研究》中直白地道出了缘由，“有人把众所周知的‘内容决定形式’这一为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必须遵循的命题，贬得一文不值……假创作上要冲破禁区为名，大声疾呼地反对内容决定形式，以及形式就是内容之类的西方现代派所搞的艺术理论”，“其根本用意无非是……对十七年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中国新美术，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确，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的引导下，内容决定形式的创作模式带来了很好的成果，促进了“十七年”美术的蓬勃发展。最早参与形式美讨论的文艺家们，如江丰、洪毅然、杜键等，都亲历并见证过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繁荣，因此当他们开始反思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过去的经验自然在提醒他们一方面要放宽艺术的框架，打破精神枷锁，但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合理性。就像浙江美院小组强调的，“我们要的形式美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形式美”，“我们的美术应当是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应当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应当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讨论形式美的问题及其他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
三
张若昀图片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给予了肯定，促使文艺思想领域的氛围进一步趋向宽松。《美术译丛》杂志在范景中接手后开始传播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一些重要的美术理论概念及思想方法如图式、图像、图像学等，通过《美术译丛》在全国传播开来”。随着这些理论的引入，关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讨论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的艺术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内容美”“形式美”，并衍生出“抽象美”“艺术的审美价值”等问题，支持吴冠中的声音逐渐增多。
对于“抽象美”的大范围专门性讨论从1983年开始。首先徐书城为“抽象美”概念进行了正名，认为“抽象美”这个名称是完全成立的，通过对“形式美”“抽象美”“具象美”的分析得出吴冠中的论证逻辑上不严谨但立论是基本正确的。而后有何新、栗宪庭从中国古典绘画入手谈论抽象审美意识，引用黑格尔、卢切特、马克思、石涛的论述进一步证明“绘画始于抽象”，并以考古学的研究作为“绘画和文字均起源于抽象刻画的科学证明”。在众多的文章中，杜键一语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关于“抽象美”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在探讨“形式美”的问题。讨论的内容出现了从“形式美”到“抽象美”的变化，意味着美术界对美术功能问题开始了再思考——教育抑或是审美哪一个才是美术的主要功能？贾方洲、冯湘一、何新、彭德等人相继撰文表示，艺术有多种社会功能，而审美功能是其主要功能。在社会主义文艺观影响下，从1949到1978的三十年间，艺术家更注重的是艺术的认识、教育功能，而要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作品的内容、主题当然是第一位的，形式处于从属地位。因而贾方洲等对艺术审美功能的肯定，自然也包含了对艺术形式多样化探索的支持，客观上起到了肯定“形式美”的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术界，也曾有过内容与形式的
63ART  RESEARCH NORTHERN ART  2021  05讨论，如曹景元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形式美》、伍蠡甫的《艺术形式美的一些问题》、王琦的《论艺术形式的探索》等，其中王琦的文章是一篇讲稿，其内容曾在中央美术学院（1962年12月）、吉林（1963年秋）等地做过报告和讲学，报告内容引发了何溶撰文争论，但囿于时代对艺术的要求，这个问题在美术界终于还是没有深入展开讨论。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重新发表王琦旧稿，正如编者所言：“如今，文艺园地春意盎然，对艺术形式问题可以自由探索了。”这表明，文艺思想开始活跃，人们因而得以反思艺术的自律性问题，关于形式美的意见才得以公开讨论。
1984年第11期《美术》杂志发表了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其结尾写道：“研究艺术作品的形式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其思想内容，提高作品的价值，使作品更加完美。艺术形式的研究应有助于我们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使我们能够按照美的规律、艺术的规律去繁荣我们的美术事业。”这段短短的文章结语，似乎是给持续了5年的形式美讨论做出了最后结论。此后，有针对性的关于形式美的讨论文字，就难以得见了。当然，也确实是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了——第二年春天在黄山召开的油画艺术研讨会之后，更活跃的美术探索已经出现了。
结语
当我们在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引发的讨论十分热烈，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且始终是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中进行。虽然讨论没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结论，但持续数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艺术理论和美术实践的视野，使得美术界的目光重新回归艺术本体，为更进一步的艺术实践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讨论的顺利展开，以及随后活跃的艺术实践，正是改革开放背景下，文艺领域贯彻“双百方针”的结果。
注释：
①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第33—35、44页。
②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1978年8月10日。免漂的染发剂推荐
③本刊记者：《戏剧也要受实践的检验》，《人民戏剧》1978年第11期。
④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⑤王琦：《论艺术形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300—309页。当期出版时间为1979年5月30日。⑥洪毅然：《形象、形式与形式美》，《文艺研究》1980年第6期，第68—69页。⑦同上⑧洪毅然：《艺术三题议》，《美术》1980年第12期，第6—8页。⑨叶朗：《艺术形式美的一条规律》，《文艺研究》1980年第6期，第74页。⑩洪毅然：《谈谈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兼与吴冠中同志商榷》
，《美术》1981年第6期，第4页。杜键：《也谈形式与内容》，《美术》1981年第4期，第37页。冯湘一：《给吴冠中老师的信——也谈“内容决定形式”》，《美术》1981年第12期，第44页。江丰：《中国画研究》，转引自杨帆：《关于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讨论（综述）》，《美术》1983年第4期，第14页。浙江美术学院文艺理论学习小组：《形式美及其在美术中的地位》，《美术》1981年第4期，第42页。李朝霞、陈工布：《20世纪80年代美术期刊生态探究》，《美术观察》2019年第2期，第66页。徐书城：《也谈抽象美》，《美术》1983年第1期，第10页。何新、栗宪庭：《试论中国古典绘画的抽象审美意识》，《美术》1983年第1期，第4页。杜键：《形象的节律与节律的形象——关于抽象美问题的一些意见》，《美术》1983年第10期，第16页。曹景元：《完美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形式美》，《光明日报》，1962年5月31日—6月1日。伍蠡甫：《艺术形式美的一些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何溶： 《这是什么阶级的观点？——对王琦先生〈论艺术形式的探索〉一文的质疑》，《美术》1964年第4期，第35—40页。艾景林：《宣传画艺术形式的新探索》，《美术》1984年第11期，第45页。1985年4月下旬，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中国美协安徽分会主办，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和《美术史论》编辑部共同筹备的“油画艺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脚下的泾县举行，史称“黄山会议”。
邹  彤：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