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名家名作》·探析
民国初期，新的文学体系正在建设，各个文学社团涌现，它们依靠杂志、报纸针砭时弊，争取文学的话语权和政治的发言权。鸳鸯蝴蝶派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一种娱乐化的心态进行小说创作，收获了一大批读者。它的小说审美倾向符合市民阶级审美趣味的通俗性。它的流行不仅来源于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还离不开《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媒介的推动。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鸳鸯蝴蝶派呈现了文学的娱乐性和商业化。《礼拜六》《小说月报》等报刊和鸳鸯蝴蝶派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商业模式，文学的性质由政治性转变为娱乐性和商业化。
一、鸳鸯蝴蝶派的成因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代表，它的小说类型有言情、武侠、黑幕等。鸳鸯蝴蝶派主张用闲适和娱乐的观点对待文学，努力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以迎合大众的审美，使文学变得商业化。其擅长运用缠绵悱恻的细腻情感、一波三折的情节和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吸引读者。对于市民阶层来说，选择阅读书目的关键在于易读，他们追求的是文本带来的娱乐化和轻松化。鸳鸯蝴蝶派捕捉到这一特征，认为小说的要旨在于有趣。周瘦鹃在给《快活林》的题词中写道：“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作出一本《快活》杂志，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1］它以一种标新立异的复古姿态，延续晚清
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运用章回体的方式进行写作，创作游戏的文字，带给民众强烈的娱乐感受。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态度来源于近代社会动荡的生活体验。
鸳鸯蝴蝶派文人处于一个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新旧交替的时代带给他们怎样的历史机遇？他们为何树立
调解书文字的游戏观、消遣观？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这一政策在当时阻断了知识分子的仕途。郝庆军概括当时知识分子的走向有三类：当兵、留学、进入沿海城市谋生［2］。这批从内陆流入沿海的晚清知识分子中便有鸳鸯蝴蝶派的主要成员。他们是科举考试废除之后的受害者，也是殖民地沿海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为了谋生，一大批无法入仕的知识分子涌入沿海港口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创新。鸳鸯蝴蝶派承袭了旧文化的观念和行为，又在殖民统治下被迫忍受现代文明变迁带来的幻灭感。因此，这些现实社会的历史背景使文学创作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潮和传统小说模式的影响，是学习在晚清、生活在五四解放思潮下的新旧矛盾的结合体。由此形成了一批职业作家，专职写作。王晓明指出鸳鸯蝴蝶派的生存模式，即“散了架，错了位的南方社会文化碎片，与多种西方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职业，新的体，新的经济行为、文化资本、社会
和文化机构。这也是上海的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3］
。
新与旧的结合，迸发了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性意识。
上海殖民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知识分子萌生了各种各样的办刊想法，这一现代性实践加快了鸳鸯蝴蝶派的兴盛。“截至1894年，全国先后已有近代报刊70种，而上海一地便有32种。1896年至1911年，上海报刊又增加了78种，总计达110种。”［4］现代化办刊理念的兴起使印刷业空前繁荣，纸质传媒的流行为人们阅读小说提供了物质基础。“现代都市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大量工厂和公司的诞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白天忙于上班和奔波，晚上就进入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高级消费显然是不适合他们
的，他们寻求的是茶余饭后平静而舒适的休息方式。”
［5］作为普通的市民阶层，在内有专制余孽未清、外有帝国
［摘  要］ 20世纪初期，鸳鸯蝴蝶派诞生，它是中国近代小说流派，主张文学的娱乐性和小说题材的多样性。鸳鸯蝴蝶派在成立之初便受到正统文学的抵牾。它的兴起显示出市民阶层和新文化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审美趣味差距，关联了五四时期文化舆论场中话语权力的争取。简单编发教程
［关  键  词］ 鸳鸯蝴蝶派；娱乐化；审美；话语权
房贷收入证明范本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及意义探析
黄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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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欺压的情况下，内心的苦闷得不到抒发，他们只能在空闲时间里通过阅读小说获取快乐，躲避民族飘零带来的不感。上海都市生活的时空性，给予人们想象和创作的空间。晚清民初的社会环境中，现代意识与殖民主义并进，使鸳鸯蝴蝶派文人产生了消遣的、游戏的创作观念。这一观念切合了阅读者的阅读需求，因此鸳鸯蝴蝶派以报刊为媒介，收获了都市市民阶层的喜爱。
二、文学观念产生的分歧
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文人选择避世的、轻松的文学道路，不言及政事，不涉及文学革新。他们构思令人娱乐的文字，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和外来文化的译介。这些创作主张使鸳鸯蝴蝶派迅速占领了市民阶级的阅读市场。但受众的接受度和当时文学界的接受度呈现相反的状态，这反映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文化观念的反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想要改变自我蒙蔽的社会现象，构建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而鸳鸯蝴蝶派小说成为普通民众麻痹内在苦痛的良药，趣味性、通俗性的特征，掩盖了被压迫民众的精神症候。鸳鸯蝴蝶派因读者的庞大、创作内容的“俗趣”、文体的旧，遭到了同一时期许多作家的轻视和抵制。鲁迅、钱玄同都曾公开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留于情节，无其内涵［6］。刘半农作为早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之一，最终脱离它，成为新文学的
战士。究其原因，他们在文学的功用上产生了分歧。鸳鸯蝴蝶派将文学作为生存的工具，而新文学的领路人则是利用文字阐明思想革命的观点，主张文学的革命性。鸳鸯蝴蝶派以市民的审美趣味为核心，凭借稿费养家糊口。而致力于文学改革的思想斗士则将报刊看作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媒介。他们发表文章的内在主旨是去旧革新，运用新思想建构新文化，以期兴民，实现民族独立。文学的商业化和文学的革命性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文学道路。鸳鸯蝴蝶派的文体和文学态度，建构了有别于当时其他文学团体的西化的、新潮的、严肃的文字观，无意识地让它与其他文学团体产生了思想隔阂。虽处于同一时代，但语言的功用不同，决定了各派文学风格的迥异。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沈尹默、胡适等人提倡废除旧文学，建立新的文学制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件事，如“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7］等，皆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特征相碰撞。亲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推翻传统有一种主观化的情绪，对现实问题有一种执着的认可。
“就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来看，当时的思考和论说方式是基于一个新和旧的价值分野和对立，用浅显的话说，就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新。”［8］他们对一切都求新并坚决地抵制任何守旧事物的态度，卷席了整个五四，形成巨大的求新浪潮，旧的文化因此遭到过度的否定。鸳鸯蝴蝶派也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摒弃的对象之一。与林纾等人不同，鸳鸯蝴蝶派没有与其他文学团体进行声势浩大的论战，而是被动地承受了他们的攻击和贬斥。五四知识分子想要改造旧文学，鸳鸯蝴蝶派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是必不可少的批判对象。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道：“余赞成小说为文学
之大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9］郑振铎将鸳鸯蝴蝶派比作娼妓，认为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娼只认得钱，‘文娼’亦知捞钱；（二）娼的本领在应酬交际，‘文娼’亦然；（三）娼对于同行中生意好的，非常眼热，常想设计中伤，‘文娼’亦是如此。”［10］这些批评充分显示了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尴尬的处境。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它在文学界的认可度较低。
三、文化场域背后的话语权力争取
基于创作理念不同，每个文学社团都需要自己的传播媒介。杂志的创刊理念表达了编辑者的主观意图。五四新文学时期，社会催生了许多文学社团和杂志，基本上一份杂志的背后就蕴含着一个文学社团。1915年9月，陈独秀首开新风创办《青年杂志》，依托北大师生的力量宣传启蒙思想。他和北大师生共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舆论场地。他们与辜鸿铭、林纾等守旧派展开论战，先后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等文章，来反驳守旧派的观点。这些论战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造势，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前来参与。在表面上，文化观念冲突对立产生了新旧之争。实际上，文化场域形成的原因是新文学知识分子渴望建构新的文学体制。这也理解了杂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却成为各个文化阵营争夺文学话语权力的武器的原因。
鸳鸯蝴蝶派作家早期主持的刊物有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主持的《小说月报》。而《小说月报》在1920年经由茅盾改手，成为新文学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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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证实了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想要争取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地的野心。“老牌阵地的失守真正触及了鸳鸯蝴蝶派的利益，《小说月报》改版实际上使鸳鸯蝴蝶派小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发表平台，原本《小说月报》的供稿者不得不另寻出路。在这一背景下，著名的《礼拜六》杂志在1921年3月复刊。”［11］《礼拜六》的复刊是鸳鸯蝴蝶派面临新文学阵营强烈打压的一次回应。他们运用《礼拜六》《快活林》等杂志，给大众宣扬了一种娱乐、轻松的态度，来消解他人对鸳鸯蝴蝶派的诟病，维护文学生产地。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以反传统为传统的方式，推翻了一切旧有文化和思想，倒逼社会产生了一种为解放而必须解放的思潮，强调现实的功利性，试图将人们拉扯进现代化的浪潮中，唤醒大众对“新知”的渴望。五四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之间的话语权力争取，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学阵营对文学主导权的向往。
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大都接受了海外文化的熏陶，李大钊、鲁迅都有日本留学的经历，蒋梦麟、胡适等人也有留学美国的学术背景，并且他们都曾在北大任教，拥有良好的学术资本。虽学有不同，但关于求新和启蒙的观念是步调一致的。而鸳鸯蝴蝶派的成员大多是晚清的秀才，迁移到浙沪一带，以卖文为生。两者的话语权力争夺，包含了西方先进和中国落后的西方中心观。旧文学被指代为中方落后的迂腐的学问，新文学则代表了从西方引进的优良的、科学的新知。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之后，又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思想，转而用现代思想来取代已有的传统国学。新旧之争，
韩国化妆品排名也是中西之争，新文学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涵盖了西方话语霸权向东方的渗透。
在被殖民化的社会环境内，两个文学派别的组织关系和作家身份的异同更加激化了两者的矛盾。以师生、朋友关系组织起来的社团关系，优于以地缘关系连接起来的松散的联盟，有益于新文学向鸳鸯蝴蝶派发起语言进攻。反传统的新知识分子，必然要反对传统的旧式文人，以达到开垦新文学领域的目的。时代环境的紧迫，要求人们将时间进行压缩，新文学知识分子想要将西方进化百年的文明传递给社会民众，亟须民众在短时间内转换思维模式，接受新的外来文化。改变社会旧文学、旧思想的迫切心理，加剧了五四新文学话语霸权的扩张。他们通过对旧文学的全盘否定和一系列强势的攻击策略，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与新文学的建构。借由对他者的语言排斥，树立自身的言语威望，抢夺他者的文化场域，实现文化领域的全面覆盖。鸳鸯蝴蝶派拥有广大的读者体，这正是新文学建构初期所缺少的基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须跨越这座已有的高山，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话语自由。因此，新文学知识分子将鸳鸯蝴蝶派视作“文娼”，认为通俗文学不配称为文学，是基于五四大环境对社会现实的考虑和长期对旧文学的排斥。
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审美争议一直延续到当代，关于它的讨论绕不开新文学建构者给予它的批评和不满。这勾勒出20世纪辛亥革命后期社会的文学动态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被殖民的社会里如何应对民族危机和社会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型。
参考文献：
［1］周瘦鹃.《快活》祝词［J］.快活，1923（1）.
［2］郝庆军.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J］.文学评论，2006（2）：131-138.
［3］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90.
［4］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
［5］张华艳.鸳鸯蝴蝶派的审美意识［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6］栾梅健.论鲁迅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兼及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6）：96-111.
［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26-36.
［8］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2022山东高考
［9］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3）：18-30.
［10］魏绍昌.鸳鸯蝴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64.
［11］王海燕.五四新文学论争语境中的鸳鸯蝴蝶派文化策略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3.
作者简介：
黄羽琴（1998—），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作品研究。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穆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