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福柯身体理论解读《他们眼望上苍》
余启华
（武汉轻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佐拉·尼尔·赫斯顿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民俗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以独特的黑人女性视角和书写策略，对黑人女性主体身份构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一方面，它反对父权制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摧残、分裂，辨析黑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向往情感上带来的幸福补充理性上的僵硬;另一方面，它以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黑人种族精神的弘扬为内在机制，建构黑人女性主体身份。
关键词：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福柯身体理论；主体身份
01引言
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一代表性不仅体现在赫斯顿能够突破时代的种种限制，取得了超越其所属时代的成就，而且体现在她对“新黑人女性”的阐述上。赫斯顿是一位优秀的多产作家，她发表的著作主要有:4部长篇小说《约拿的葫芦蔓》(1934)、《他们眼望上苍》(1937)、《摩西,山之人》(1939)和《苏旺尼的六翼天使》(1948)；一部自传《道路上的尘埃》（1942）；二部民俗学著作《骡子与人》(1935)和《告诉我的马》(1938)；另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及散文50多篇。爱丽丝·沃克认为赫斯顿是把“黑人作为完整、复杂、没有被缩小的人”[1] (P.85)来塑造的第一位作家。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描绘了南方农村黑人的生活，通过主人公珍妮性别意识的萌芽、身体“被操纵”、“被蹂躏”问题的凸显，呈现父权制文化霸权的实质，从而呼吁构建黑人女性的主体身份。小说中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并非珍妮个体私事，而是与其所属的时代一同进步。通过三段婚姻，珍妮逐步走向成熟，成长为新黑人女性，完成主体身份建构。这一发展趋势是符合所属时代发展要求的，当时哈莱姆文艺复兴倡导启蒙黑人的觉悟，肯定并维护黑人自我意识，歌颂具有独立人格和叛逆精神的新黑人形象。下面结合福柯的身体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中黑人女性——珍
妮身体被操纵、被蹂躏、被摧残、被凝视的现象，以及如何摆脱这种被男性操纵的身体，从而完成了黑人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
福柯是当代法国一位重要的学者，吉尔·德勒兹曾评价：“福柯曾标志着一个时代,他也会永远标志着这个时代。”领班工作总结[2](P.4)但是，“要读懂福柯，一定要了解尼采，福柯自称为尼采主义者”。[3](P.23)夏雨资料福柯在《尼采、谱系、历史》中第一次提出身体的概念。从柏拉图贬低身体——认为身体欲望是苦难和罪恶的根源，发展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身体与意识二元对立，再到尼采的身体一元论——身体就是权力意志本身，身体逐渐被重视。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说他“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 从中解读出权力关系与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4](P.25) 在家庭关系中，这种对身体的控制表现为身体被男性驯服，从而变成父权制的附庸。传统的二元对立认为意识第一位，意识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对此福柯持批判态度，并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话语权力塑造身体，将身体置于权力知识机制中，成为一种文化的表征。身体是由话语赋予意义，话语又是身体规训的权力体现。《他们眼望上苍》中黑人女性存在命运的关健，最直观的指向就是女性存在的物质形态——身体，体现着身体是话语控制和权力规约的对象。
1.身体被摧残：拨开“爱的迷雾”
福柯认为，身体是由话语赋予意义。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通过珍妮的祖母表述了美国传统社会对黑人女性的定义：“依我看，黑人妇女是世界的骡子。”[5](P.16-17)众多黑人女性就是在这种定义中，让身体成为父权制文化的载体,逐渐迷失自我主体地位，沦为被压迫的对象。
祖母南妮对珍妮的爱深深地打上了父权制的烙印。16岁那年春天，珍妮在树下观看蜜蜂在梨花间采蜜，小说中这样描写道：“她看见一只带着花粉的蜜蜂进入一朵梨花的圣堂，成千的姊妹花萼躬身迎接这爱的拥抱，梨树从根部到最小的枝桠狂喜的战栗，凝聚在每一个花朵中，处处翻腾着喜悦。原来这就是结婚”！[5](P.13)珍妮因此受到启发，认识到爱与婚姻当是如此：自由而平等。这场景也唤醒了珍妮内心深处对爱情与婚姻的憧憬。此后不久，珍妮在家门口与一位黑人男青年接吻。这件事为祖母所不能容忍，迅速为其挑选了一位富裕的男子——洛根·基利克斯，珍妮对他无任何好感。但是，南妮告诫珍妮：“我不愿被人用作干活的老牛和下崽的母猪，也不愿女儿这样。” [5](P.18)王刚 儿子由此可见，黑人妇女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极度渴望在可靠的婚姻中得到安全与保障。这种将黑人女性的命运寄托在一
个男人身上，是合乎男权文化语境的。最终，珍妮受到来自祖母内化了的父权制观念的话语控制，向祖母妥协，也就是向父权制妥协，走进第一次婚姻生活。
第一次婚姻中，毫无生机的生活禁锢了珍妮的身体，使其沦为丈夫的“一头骡子”。珍妮的丈夫是一个物质至上主义者，在他眼中珍妮仅仅同房产、地产一样，是他全部财富中的一部分，他的存在就是对物质的占有，婚姻也不过是他占有珍妮的凭证。这与珍妮热切期盼的爱情、婚姻生活是矛盾的。但是，珍妮并没有屈从于这种命运，而是反抗洛根的男权主义思想。她说：“你和我结婚并没有抬举我，你要是觉得是抬举我了，我并不感激你”。[5](P.34) 这更是激起了洛根的控制欲。他进一步用言语威胁珍妮：“你今天早上少跟我顶嘴，珍妮，不然我要揍你一顿”“我要拿那把斧子进去劈了你！你最好还是住嘴!”[5](p.34)男女角的分工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男性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加之受白人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影响，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反抗往往暴力相向。肉体上的惩罚，体现着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干预、支配与控制。事实证明，把女性的命运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是不可靠的。珍妮这一次并没有妥协，力图摆脱“骡子”躯体而离家出走，笼罩着父权制“爱的迷雾”也因此被打散。
2.身体被凝视：挣脱男权话语“陷阱”
福柯身体理论让我们看到，女性身体与权力紧密联系，女性被凝视、被束缚的身体是父权制操纵的结果。无论是贵妇还农妇，黑人女性都跌进男权话语“陷井”里，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附属地位决定了黑人女性自我的丧失，同时这种自我的丧失又加强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 珍妮通过冲击黑人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和摆脱男权话语“陷阱”，走上建构女性主体地位的征途。
第二次婚姻中，正所谓“夫贵妻荣”，随着丈夫乔的发迹，珍妮跃升为“贵妇”形象，得到了市民的尊重。但是，乔依然对她实行严格控制，剥夺珍妮的话语权。当市民们提议要求市长夫人发言时，乔却说：“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娶她的。她是个女人，她的位置在家庭里”。 [5](P.46)这体现了男性霸权对女性话语行为的控制。对于身体，福柯认为“权力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4](P.27)在商店里乔让珍妮用包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避免别的男人看到珍妮的头发而想入非非。由此可见，女性经常被男性观看。“在福柯著名的‘凝视’模式中，监视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被监视者的身体、行为等,可以称之为‘看’与‘被看’”。
关于监狱的电影[6]“看”的发起者是男性，是主动的，处于主体的地位，而“被看”的对象是女性，是被动的，处于从属地位，主动权掌握在男性手里。乔把珍妮看作个人私有财产，站在店里是给他个人看的，不是给别的男性看的，因此要求其用包头巾把头发包起来。无论是被个体男性观看，还是被体男性欣赏，女性都摆脱不了行为被控制、身体被束缚的命运。最后，珍妮意识到婚姻的实质：绝对顺从。她开始缄默不言。然而乔却变得变本加厉起来，有一天他竟然因为一顿不可口的饭打了珍妮一阵耳光，打得珍妮耳朵嗡嗡响。这一暴力行为使珍妮身体疼痛，心灵绝望，她开始自我分裂，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表面上，屈服了，因为她沉默地做着乔希望她做的一切，但在内心里，她却有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的身体不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身体，洋溢着权力意志的身体，洋溢这超人或者精神分裂症理想的身体”。[ 7](P.65) 珍妮的身体被打量、行为被约束、话语被剥夺，日积月累，珍妮与乔的矛盾激化。当乔以珍妮的年龄来掩饰自己对衰老的恐慌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珍妮力求挣脱男权话语陷阱，众目睽睽之下摧毁了乔的自尊，发起对男权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次对男权的冒犯，珍妮挨了一顿暴打。家庭暴力最终导致了他们婚姻关系的彻底破裂，也成为乔的催命符。在乔死后，珍妮基本挣脱男权话语“陷阱”，她扯下并烧掉头上的包头巾，让浓密的头发垂下来，把头发编成了一根粗粗的辫子，甩动着直垂到腰际，从而走向身心
自由。
3.身体被解放：成为“讲故事的人”
自父权制确立以来，女性就成了男性管理与控制的对象，男性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把女性塑造成他们所期待的形象。与第三任丈夫提•凯克在一起的时候，珍妮才摆脱这种困境，得以真正认识自己。在大沼泽地，她跟着提•凯克学下棋、钓鱼、打猎，谈天说地，做了一些她以前从未做过之事。白天与男性一起下地干农活，晚上聚在一起狂欢，所有活动珍妮都能参加。她“可以听，可以笑，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说”。[5](P.144)桥的种类正所谓，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珍妮和提•凯克也有相处不融洽的时候，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矛盾冲突。珍妮的朋友特纳太太具有种族主义思想，讨厌黑人，甚至要求珍妮与提•凯克保持距离。尽管珍妮并不认同特纳太太的观点，提•凯克还是十分介意。当特纳把她的弟弟介绍给珍妮认识，他再也不能容忍并且打了珍妮耳光，以显示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这说明，即使在相对平等的婚姻中仍然避免不了男性对女性施暴行为，使女性身体备受伤害。黑人女性在自我主体身份构建的征途中困难重重。最后，珍妮出于自卫开打死得了狂犬病的提•凯克。由此可见，爱情已不再是妨碍珍妮建构主体身份的障碍。通过对爱情的超越，对自己生命价值的
肯定，珍妮建构了自我主体身份。小说最后给珍妮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向好朋友讲叙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别人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传达给仍被束缚的女性。正所谓，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珍妮拥有身体被摧残、被凝视的经历，才使得她不断挣扎、反抗、实现自我、确立主体身份。从这一点可以说，珍妮是时代的先行者，是黑人妇女建构主体身份的先驱，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黑人女性进行了一次妇女解放的启蒙。她的朋友费奥比听完了讲述后，称道“光是听你说说我就长高了十英尺，珍妮。我不在对自己感到满足了。”[5](P.208)由此可见，珍妮成为了黑人新女性的一个典范。这次洋溢着平等爱情与权力的第三次婚姻使得珍妮能够自我言说。通过对爱情的超越由被动的“听故事的人”转变为“讲故事的人”，珍妮逐渐走向成熟与自由，成为一个自尊、自爱、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女性主体身份逐渐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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