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玉清荤段子
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现代国家又兼具组织经济生活与调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功能。所以，社会的阶级状况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阶级的存在与矛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有时却会因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加以抹杀或夸大。二十世纪60年代，苏共中央曾公开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苏共已经成为全民党。而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在极力鼓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多年后，全民党的苏共垮台了，消灭了阶级的原苏联各国，又重新回归了阶级社会。而鼓吹“阶级斗争”的中国，也摒弃了“一抓就灵”的武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由此可见，对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加以抹杀或夸大都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任何对社会阶级状况的错误判断都会使国家偏离正常的轨道。
阶级的外在表现与经济收入息息相关，但阶级的划分却并非仅视其收入多寡，而主要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而定。各个社会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对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对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不同，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收入，也相对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和人生价值观（注
意，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如果一个社会的各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分配的参与和公共生活的主导能有一个合理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就发展；如果大大偏离平衡点，则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冲突和动乱。
1.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
在中国，官僚集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阶层，形成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它又演变成以“四大家族”为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在当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蛰伏而现在正逐渐显现出来的影子阶层。当一个政党在国家生活中长期占据执政地位，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职业化的相互关联的利益集团，国家官员的储备、选拔和任用都来自于这个集团。表面上他们只是国家的高级公务员，但由于体制的关系，他们手中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对左右重大人事、重大财务和重大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只是被人称作“特权阶层”。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们当时的“特权”还十分有限，只是在生活待遇上比常人优越些而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双轨制”时期，他们手中的权力有了“寻租”的现实性，各种批条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货。当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基本完成后，由于体制和制约的缺失，他们手中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了。形成了所谓上一个项目，倒一批干部的局面。许多要害关键部门的干部，成为黑社会的腐蚀对象，被成批成帮地拉下水，甚至整个机构都烂掉。于是就有了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国家官员的薪水越加越高，但廉洁却并没有养起来。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如果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而没有党外的对手竞争，没有社会的舆论监督和分立权的有效制约，其高度稳定的干部队伍，必然官僚化，就有可能从“公仆”异化为“主人”。另外，另外，自工业体制改革以来，从官僚阶层中又分化出来一个新的阶层，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经营着中央和各级地方国有企业。由于他们所管理的是“国家”，所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所以他们同属于一个阶层，既“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虽然这个“国家”在宪法中有明确的定义，但显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明显地蜕变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异己。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有资产经营者手中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多的权力：重大人事的任免权，分配机制的决定权和企业经营的决策权。而这一切由于工会监督作用的弱化，越发地失去制约，给某些利欲熏心的国有资产经营者以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开始有职工戏称其为“老板”。当然，不可否认，在他们之中，确实有不凡业绩的经营
者。虽然造成业绩的原因，有垄断经营的优势，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有广大职工辛勤的劳动。但不少经营者却把功劳统统算到自己头上，归于自己敢于在经营活动中“闯红灯”的魄力，向“主人”拼命地伸手要着要那，待遇越提越丰，薪水越加越多，宅子越住越豪华，小车越坐越高级。久而久之，他们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心安理得地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当然，他们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但只要后台不倒，不被人抓住触犯刑律的把柄，就照样可以易地做官，既得利益一分也不会少。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长期经营活动中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关系网。
兰博基尼雷文顿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是客观和中性的，不带任何贬义彩，不是腐败的代名词。他们的存在，是国家社会生活的必须。在他们当中大有为官清廉者，大有合法经营者，甚至还有为民请命者。异己份子的产生，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但是，考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财富分配的参与程度和公共生活的主导程度，确确实实属于社会结构中的高端，再从他们的实际收入而言，也在总人口中属于上等。最后，他们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所属人和社会关系也相对稳定，即便在退休以后，也照常可以发挥“余热”。所以，对他们冠以“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并不违背社会现实和社会学的定义。他们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很少的比例，却能对社会起到四两
拨千斤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如果说“官僚和国有资产经营者阶层”是个影子阶层的话，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之所以要冠其“新兴”和“民族”的定语，一是要有别于“”前的资产阶级（我们且称其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二是要有别于以往的“官僚资产阶级”。
佟丽娅 董璇 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的多重挤压下，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建国初期在“限制、改造、利用”的政策下，被允许存在和发展。1956年，他们的企业被国家赎买，成为“公私合营”。在拿了10年定息后，1966年开始，定息被取消，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复苏，但随着新生资产阶级的蓬勃兴起，他们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的主流。
在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是如何会新生壮大的？本文愿做一、二探讨。
白手起家者。原先是城乡的普通百姓，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靠办小作坊、摆地摊、跑买卖，报效祖国的诗
不辞辛苦地干一切可以挣钱的事，完成原始积累。然后又乘着市场启动的巨大惯性，迅速扩张资本，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
承包起家者。原先是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或普通职工，他们都有着经营企业的潜力，因体制的关系，才能得不到发展。改革开放后，先承包一个部门，再承包整个企业，在承包的过程中完成原始积累，最后买下全部企业。由于原企业有着较好的基础，改变了体制后，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资本迅速扩张。还有许多原来县级国营小企业和乡镇集体所有企业的经营者，在“转制”的过程中，纷纷以各种手段买下所经营的企业，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
知识起家者。原先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在把他们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建立市场和人脉关系，并逐步积累原始资本。在科研成果成功地产业化后，他们也彻底脱离了原单位，把科研成果和知识以市场原则参与资本运作，成为人们所说的“知本家”。世纪之交以来，不少国内和“海归”的高学历者，以自己的技术和智慧，艰苦创业，也成了“知本家”。
黑道起家者。原先是社会上的小混混，他们的人生信条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改
革开放后，靠坑蒙拐骗、制贩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甚至，完成黑原始积累。然后再转做正当生意，跻身上流社会。
侵吞国有资产起家者。原先是公务员或国有企业经营者，或内外勾结，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因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或在经营过程中，以各种手段，挥霍浪费，转移国有资产，把企业搞垮，再用套出的国有资产低价买下被他们整垮的企业。企业得手后又奇迹般的起死回生。这种人能量很大，故对国家的危害极大，民愤也极大。
另外还有形形的起家者，如证卷投资起家、房产投资起家、高级打工起家、买办起家等等不一而足，就不一一赘述。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创立和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也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解决就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产品和企业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的存在与功绩也已得到国家宪法的承认和肯定。张天爱盛一伦
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阶级，有恪守传统、合法经营的儒商；有大胆创新
、勇于开拓的“弄潮儿”；也有利欲熏心、心狠手辣的奸商；还有在体制内受排挤、不得志，而被迫“下海”取得成功的红资本家。成功后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有回报社会的，也有奢靡挥霍的，对他们绝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社会结构的顺序一直是“士、农、工、商”，官在首位，商在末位。所以在正统人士的心目中，商人的地位是不高的。新兴资产阶级也感觉到了这点。另外，由于中国的现实原因，没有政府的保护伞，迅速扩张资本的进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基于这两点，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立足后，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在政治上立足。近年来，他们的代表纷纷进入各级人大和政协，甚至还有人进入共产党内。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快捷的政治立足方法，就是拉政府官员入干股，对他们进行“赎买”，就像当年国家对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某些新兴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前辈要高明的多。究其原因，大概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要比他们的前辈宽松的多，并将越来越宽松。
3.新买办
改革开放后，外资和外资企业像潮水一样涌入国门，给中国来带了产品、技术、资金、理念和就业机会。由于双方隔绝太久，初来乍到的国际资本，不熟悉中国的文化和游戏规则，
亟需既有中国文化背景又懂国际规则的本土高端专业人才为他们打理疏通。于是新买办就应运而生。他们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头脑，精通外语，接受能力强，懂国际商业规则。经过历练与磨合，他们逐渐担当起各国际大资本的中国大区甚至亚太大区的总代理，公司被经营得有声有。他们掌握着很大的公司经营的各项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市场和官员。他们在经济收入上也与国际接了轨，处在“工薪阶层”的宝塔尖。新买办，为引进外资和高效运作，为中外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国家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强大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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