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变化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随西方势力入侵而移植到中国。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人们日常生活中开始涌现出许多新风尚、新习俗、新方式和新工具,它对我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进步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社会风气的进步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下面,本文将从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礼仪、婚丧六个具体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服饰的变化
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
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在民国时期,中山装是国民革命的象征。许多爱国人士目睹大量进口西装和呢绒,使中国白银不计其数地外流,他们呼吁提倡国货,希望把易服与保护国货结合。中山装由孙中山设计,前襟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前襟五个扣子,代表五权分立;袖口三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两个倒笔架形的胸袋,则表示革命要依靠知识分子。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何香凝简介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在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
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
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时髦的短发,也成了那时潮男潮女的“流行符号”土地使用证。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8月,政府公布新礼制:男子礼以脱帽鞠躬,庆典、婚礼、丧礼、聘问等用脱帽三鞠躬,公宴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女子礼用鞠躬但不脱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内务部、教育部在答复各省祭孔的礼仪时,提出改行三鞠躬,祭服用便服。这样平等、进步的礼节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二、饮食的变化
二、饮食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 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三、 居住的变化
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有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
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经融危机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四、 出行的变化
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汽车兴起后,“蓝洁瑛 大佬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六、婚丧的变化
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婚姻自主之新风吹遍华夏大地。经过辛亥革命和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解放与恋爱》称:“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 在那个时代,讨论爱情,就是一种革命。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
在自由、民主、人性的旗帜下,中国男女有了平等的离婚权利。这让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
张悬 国旗制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末代皇妃文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和皇帝离婚的女子,而民国第一个为爱情离婚的是陆小曼,在上世纪20年代,此举被赋予了追求自由、打破传统礼教的革命意义。
丧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提倡移风易俗节约办丧事,传统丧葬习俗逐渐革除,仪式也大为简化。1967年废除土葬,实行火化,境内分属各县先后建立了火葬场。人死后,成立治丧委员会,亲友送花圈、开追悼会。其子女以青纱或“孝”字袖章代替披麻带孝。有的衣帽仍用白线或白布沿边。
丧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提倡移风易俗节约办丧事,传统丧葬习俗逐渐革除,仪式也大为简化。1967年废除土葬,实行火化,境内分属各县先后建立了火葬场。人死后,成立治丧委员会,亲友送花圈、开追悼会。其子女以青纱或“孝”字袖章代替披麻带孝。有的衣帽仍用白线或白布沿边。
七、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
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
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雷军接连卸任董事长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 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八、消费习俗的变化
在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 此外,到19世纪末,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
在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 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 此外,到19世纪末,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
小结:
从l 9世纪6O年代开始,对于社会习俗改良的宣传和行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初端,维新改良的深入,最终达到辛亥革命的高潮;在这短短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社会的动荡不安,政府的更迭交替,但这一潮流却不断发展壮大,并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这次潮流波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改良,更包括对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解放,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举止言谈、礼仪交往、人情事故等诸多方面。中国社会习俗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发生嬗变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将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彩,具有附庸西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当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附庸性,应首肯定其进步性。总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顺乎历史发展规律,也为今天中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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