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使命与⼤学⽣责任——复旦校长杨⽟良
高职扩招⼤学使命与⼤学⽣责任——杨⽟良教授在复旦⼤学演讲
我是今年1⽉14⽇就任复旦⼤学校长职务的，到任不久就接到邀请，希望我给学⽣做⼀次演讲。我很乐意地接受了邀请，因为，我想如果⼀名⼤学校长不关注学校⾥最⼤的体———学⽣，他就不是⼀名合格的校长。同学们让我谈谈“⼤学使命与⼤学⽣责任”。这个题⽬很⼤，却极其重要。既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希望能不辱使命，同⼤家⼀起讨论⼀下这个⾮常有意义的命题。
何为“⼤学之魂”
⼤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种张⼒。如果⼤学⼀味保守⽽偏⾄复古，或者忘记传统⽽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
⼤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类⽂明和民族⽂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学是世界上⾮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样。上世纪⼋九⼗年代，美国有⼈提出⼤学校长要“经营”⼤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学当作公司来进⾏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化的传承⽅⾯的功能。
有哪些同时，⼤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认为，应该把国外⼀流⼤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流⼤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学的民族性特征。⽐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还算不上世界⼀流的⼤学。但如果看⼀所⼤学在她的民族⽂化以及在她的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所⼤学，能像北⼤、复旦等国内⼀流⼤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
⼤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承担着培养⼈才的任务。学⽣尤其是⼤学⽣，是⽂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类所有⽂明、精神进⾏传递。在⼤学⾥，⽼师和学⽣共享着⼈类的知识，学⽣在⽼师指导下汲取⼈类最⼴泛的
精神资源，⽤⼈类⽂化和⼀切知识财富来充实头脑。这样他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为⼀⽣的精神成长打下了基础。⽽且，尽管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个⼈的精神却更加重要。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变得聪明⽽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能在家里做的兼职英国教育家阿什⽐曾指出：“任何⼤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学改变的外部⼒量，“遗传”则是⼤学对⾃⾝道德与⽂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
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与世风俗流保持⼀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份宁静和清醒。
前些年有个说法，说要把⼤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学就⽆法满⾜⼈们对她⾼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学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为世风恶俗推波助澜。只有如此，⼤学才能排除纷繁和躁动的社会⼲扰，在稳定⽽宁静的环境中潜⼼钻研，学⽣也才能⼀⼼向学。此外，⼤学还应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上⾯讲了⼤学“保守”的⼀⾯，现在我们再谈谈她“创造”的⼀⾯。与坚守“精神围墙”同样重要的，是⼤学还必须进⾏思想、⽂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化和知识体系以及⼈类本⾝，不时地进⾏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类的社会远⾮完美，总该有⼀批⼈来认真研究和批判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等于是放弃了⼤学在⽂化建设⽅⾯的责任。如何装双系统
然⽽，反省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创造。⼤学不仅要回答现实⽣活中的诸多问题，更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学教师应该为学⽣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法。我们要研究讨论未来中国和⼈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给出我们的回答。也许，有些问题看起来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但正是这些
研究为国家、民族、⼈类社会的发展与变⾰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去创造新的精神资源和思维⽅法，去丰富⼈们的想象⼒和创造⼒，这就是⼤学“创造性”的⼀⾯。
⼤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种张⼒。如果⼤学⼀味保守⽽偏⾄复古，或者忘记传统⽽完全流俗，那她就是放弃了责任。正是“坚守性”和“创造性”构成了“⼤学之魂”。
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
对当今的⼤学来讲，“改⾰”固然重要，但对⼤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旦⼤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
⼤学还有第三个使命，那就是服务社会。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个新赋予的使命。我并不认同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来划分⼤学的功能，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教学和教育不是⼀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科研必须与⼈才培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培养⼈。我更倾向于⽤⼤学对传统⽂化的继承、对新⽂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功能来看⼤学的真正使命。
从⼤学的历史来看，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始于⼆战。那时候很多国家的政府给⼤学投⼊资源，希望她们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省理⼯学院就是那时候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和破译密码的⽅法等，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从此⼤学就具
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上世纪六七⼗年代，⼤学跟⼯业界、实业界有了⾮常密切的联系，因为⼈们认识到科技知识能够转化成⽣产⼒。这时，⼤学就扩展了服务这⼀⽅⾯的功能。加州⼤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就曾在《⼤学之⽤》⼀书中写道：“今⽇之⼤学的主要功能不⽌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学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就是⼀种服务的关系。⼤学应当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那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式对⾃⾝进⾏功能调整。
我也认为这种调整是应该且必须的。⼤学服务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所⾯临的政治、经济、⼈⼝、⽂化、教育、卫⽣、科技、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那么⼀⼤批⾟勤钻研的学者。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的⽇益加剧，
知识和⼈才⽐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学作为知识的积淀者、⽣产者、传播者以及⼈才的培养机构，必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才，并以此来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持。
但到了上世纪⼋九⼗年代，美国的⼤学却开始反省，认为⾃⼰在服务这⼀头⾛得太远了。因为，当时的美国⾼校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由于⼤学在⼆战后与政府、⼯业界乃⾄整个社会的结合⼗分紧密，使得某些⼤学有些⾃⼤。⽐如就有⼈说，⼤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向中⼼。这其实就是⼀个不太客观的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
⼤学不是⼀个万能者，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当你把⼤学的功⽤强调得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学，⼈们就会在⽆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学。国内近些年来不少关于⼤学的讨论，就带有类似的倾向。
另⼀⽅⾯，当时美国的⼀些学者认为⼤学已经堕落为“服务站”。⾹港中⽂⼤学前校长⾦耀基先⽣也曾经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旦政府、社会和市场需要什么⼤学就给什么，⼤学就只能为社会提供即兴式的服务，不仅质量不⾼，⽽且还会使⼤学过度政治化、社会化、市场化。
以上两种倾向性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镜鉴之义：为了维持⼤学的精神品格，我国的⼤学在努⼒为社会提供各种⾼⽔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保持⼤学本⾝应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对当今的⼤学来讲，“改⾰”固然重要，但对⼤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旦⼤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相⽐“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张⼒，在“改⾰”与“回归”之间存在的张⼒可能更⼤。
但这些“张⼒”往往⼜都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的⼤学要学会在以上种种张⼒中前⾏。
为理想⽽学习
理想主义对于个⼈的⼈品和情操⽽⾔，是最好的磨⽯。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上被磨砺的⼈，他的⽣命就越会放出异彩。
最近我收到⼀份调查报告，说有些学⽣进校后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家都是⼀路过关斩将进⼊复旦⼤学的，所以，我希望⼤家都认真地来问⼀问⾃⼰：你到底为什么来复旦上⼤学呢？
可能有些⼈是为了毕业以后到更好的⼯作，有些⼈是为了赚⼤钱，有些⼈可能是为了取悦⾃⼰的⽗母、亲戚朋友。当然也肯定有不少学⽣对学问有⾮常⼤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的抱负，他意识到当今⼈类社会的不完美性，意识到国家民族依然有很⼤的危机，他想对此担负起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些答案都⽆可厚⾮，但关键要看哪些占了主导地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对于为了前⼏种⽬的⽽求学是很不屑的。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概也不会对纯粹因前⼏种理由来复旦上学的学⽣投以赞许的眼光。我想告诫⼤家的是，如果你淡化了“为了谋⽣⽽求学”的⽬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从来不认为理想主义是⼀个贬义词，更不同意将其等同于“不⾷⼈间烟⽕”。我⼀直认为，只有抱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个⼈才会认真地投⼊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类有⼀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今天的⼈类正⾯临着重重危机，⽐如世界上现存的核武器⾜以把地球毁灭⼏⼗次，⼜如⾦融寡头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融风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类为什么⾛到今天这⼀步呢？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时，我们就更应该守护理想主义，为理想⽽学习。复旦是⼀所具有理
想主义传统的学校，⽽复旦的学⽣、教师、管理⼈员⼤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彩。因此，复旦也应该为具有理想主义的⼈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
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曾提到这样⼀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学1520名学⽣做了⼀次有关其学习动机调查，就问了⼀个题⽬：你到哈佛上学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 1.9%，有275⼈则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当20年后，⼈们对这1520
名学⽣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吃⼀惊：在当年受调查的这1520名学⽣中，有101⼈成了百万富翁，其中100⼈当时的选择就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的作⽤。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当理想主义深藏于⼀个⼈的⼼灵深处，就会不断地⽀持他在现实世界⾥的⽣活，并在其受到俗事纷扰的磨砺时，能够随时回归⾃⼰的内⼼，重新出发。理想主义对于个⼈的⼈品和情操⽽⾔，也是最好的磨⽯。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的磨⽯上被磨砺的⼈，他的⽣命就越会放出异彩。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在⾯对挫折、⾯对死亡时，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有信仰，才能克服困难。
此外，作为⼀名学⽣，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论如何，只有你们⾃⼰才是⼀切教育活动的主体。恰如怀特海德所⾔，“你们不是⼀块块
供聪明的教师捏成⽂化⼈的胶泥。”同样，你们也不是供⽗母随⼼捏成某个⼈的胶泥。你们⾃⼰的努⼒才是最重要的。
陈奕迅电影>沙溢回应培训代言因此，说⼀千，道⼀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应当要做到：⼀要培养兴趣，⼆要视为享受。⽆论你们的学习⽣活是苦不堪⾔，还是会其乐⽆穷，关键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再次引⽤怀特海德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且，“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兴趣，除⾮你们树⽴了崇⾼的理想———渴望改善⼈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责任与理性
⼤学⽣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的能⼒之后，再对社会提出⾃⼰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学⽣的最⼤责任。
然⽽，理想是彼岸的⼀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却常常可能让我们“⼼向往之”⽽“遥不可及”。正因此，除了为理想⽽学习，你们还应在当下就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去当志愿者，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然后学会如何以
⼀种适当的态度和⽅式去对待种种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现实。
⾰命前辈李⼤钊先⽣曾亲笔写就对联：“铁肩担道义，妙⼿著⽂章”。这表现了知识分⼦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学⽣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也有着光荣的⾰命传统。“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其在上海乃⾄在整个南⽅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本侵华时，复旦学⽣组建了“学⽣义勇军”，还组建了“学⽣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承诺“保证抗⽇”。所以说，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复旦学⽣的民族责任感是⾮常强烈的。李登辉⽼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 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鄄vice）。我把这个称之为“Sof3S”。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分巨⼤。这时⼤学⽣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有知识、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式在⾮国难时期是不可取的。我国“⽂⾰”时期的教训也很深刻，⼤学⽣深深地卷⼊了那场浩劫，⼈性尽失，辱没了⼤学的理性和尊严。⾦耀基先⽣曾分析说：“如果不是⾮常时期、⾮常局⾯，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学⽣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讽刺，是学⽣的⼤不幸。⼤学⽣如果过早⽽⽆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正常的社会应有正常的调节功能，⽤不到⼤学⽣采取激烈的⾏动。如果让学⽣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莫名地承担了“⽆限责任”。
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为了阻⽌“巴黎和约”的签署⽽不得已地⿎动学⽣游⾏，导致了⼤量学⽣被捕。
但当这些学⽣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们“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要“以研究为第⼀责任”，“使⼤学为最⾼⽂化中⼼”。所以，只要不是“⾮常”时期，社会并不期待你们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学⽣应该在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的能⼒之后，再对社会提出⾃⼰的看法。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才是⼤学⽣的最⼤责任。
美国斯坦福⼤学前校长肯尼迪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都要给⼏个新⽣作指导。后来他发现，这项⼯作得到了很好的且⽆可估价的回报，因为“通过它，我到了⼀个窗⼝，可以从学⽣的视⾓来观察这所学校，来发现⼤学⾥到底什么是管⽤的，什么是不管⽤的。”⽽且，“通过与这些聪明⽽⼜充满精⼒的年轻⼈发展私⼈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存在。”我认为这些话很实在。因为你们，在座的同学们，尽管可能在某些⽅⾯⽐较幼稚，但正因为这些幼稚，才成就了你们主动性的、⾮保守性的⼀⾯。因此，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培养你们良好的德⾏，树⽴远⼤的理想，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学习、奋⽃，也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学者的我们，应当担负起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