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书磊
问题的提出
《东方杂志》1913年至1914年连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后，海内外正式刊行的综合性的中国戏剧通史著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主要有[日]辻听花《中国剧》（1920）、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5）、[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徐慕云《中国戏剧史》（1938）、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1979）、张庚和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1980、1981）、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1984）、[澳]麦克琳（Colin Mackerras）《中国戏剧简史》（Chinese Drama: A Historical Survey）（1990）、[日]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1998）、叶长海和张福海《插图本中国戏剧史》（2004）、廖奔和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2005）、余秋雨《中国戏剧史》（2006）、刘文峰《中国戏曲史》（2013）、傅谨《中国戏剧史》（2014）等近60部。
傅谨《中国戏剧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距离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东方杂志》上全璧刊出，整整100年。其间问世的中国戏剧通史呈现着纷纭的叙述范式和繁复的衍化过程，随着戏剧史述的继续，这样的纷纭与繁复还在延续。转型的浪潮，在戏剧通史建构的100年历程中不断出现，而傅谨《中国戏剧史》则是叙述范式的新转型。认识戏剧通史建构中叙述转型的学术实质与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
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规律及其保护策略，而且对重新建构更加完善的中国戏剧通史，并由此引导学术研究的全面转型等，都将有所启发。
时限转型：从古代通史到古今通史
100年内出现的这些中国戏剧通史述，凝聚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日本、澳大利亚等中外学者的共同成果。大陆学者作为主体，除了“”前后10余年未有著作出版，大约不到两年就有一部著作问世，有时一年之内问世了三四种，出版规模和速度可谓惊人。这些戏剧通史，撰述宗旨有异，读者设定有别，专业程度不同，成就高低也不一。从通史角度看，其“通”的时段不尽相同。这些戏剧史著作所述对象的时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名为古代断代戏剧史，实则具有一定程度通史性质的中国古代戏剧史，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为代表。此二种戏剧史著虽曰“宋元”“近世”，但学术界一般看重其通史的价值。
其二，严格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不包括中国现代时期（五四运动之后）的传统戏剧，以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张庚和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廖奔和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等为代表。
其三，含有中国现代（五四运动之后）直至撰述者所处当代的传统戏剧甚至话剧在内的中国古今戏剧通史，以辻听花《中国剧》、徐慕云《中国戏剧史》、麦克琳《中国戏剧简史》、刘文峰《中国戏曲史》和傅谨《中国戏剧史》等为代表。
这些戏剧史虽然都尽力将中国戏剧的发展置于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考察，但不同者在于对这段时间内出现的中国话剧的态度。其中，有的学者在自己的戏剧史著中设专章或专节讨论了中国话剧，尤其辻听花、徐慕云径直将中国现代话剧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新兴剧种予以专题研究；而傅谨则将话剧在中国的出现以及话剧小剧场现象，作为中国传统戏剧发展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而展开论及，其论述的主体依然是戏曲。关于话剧是否应该纳入中国戏剧史的考察范畴，这涉及对中国话剧体制属性、古代戏曲与现代传统戏曲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总体来看，中国戏剧通史的撰写呈现出逐渐延长研究对象时限的趋势，这反映了撰者渐趋凸显的通史意识，而在根本上则反映了他们对最大限度地总结戏剧发展规律的强烈愿望。傅谨《中国戏剧史》针对话剧对戏曲表现手法的借鉴以及实验话剧对戏曲发展的启迪等相关问题的描述，即是从20世纪中国剧坛的整体现状与语境的角度出发的，为深入探讨戏曲如何走出生存困境的研究而提供便
利。这种转型，对于通史性的戏剧史撰写的意义已突破研究对象年代自身的意义。
张的组词是内容转型：从文本体制到表演生态
近60种戏剧史著的学术成就，固然由于著作设定的阅读对象、撰写目的以及撰者学术造诣和研究深度的差别而并非不分轩轾，但从著作所述的内容看，都在试图从各种角度并有所侧重地研究与描述中国戏剧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轨迹。从研究内容的重点看，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其一，侧重于文学与文辞研究。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最有代表性。
其二，侧重于体制与声腔研究。周贻白所著《中国戏剧史长编》等一系列戏剧史著和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最为典型。
赞美西湖的诗句其三，侧重于剧种与表演研究，以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廖奔和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等为代表。
其四，侧重于戏班与剧场以及市场与经营研究。辻听花《中国剧》、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叶长海和张福海《插图本中国戏剧史》、廖奔和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等是侧重戏班与剧场研究的代表，而侧重于戏曲市场与经营研究的，则以辻听花《中国剧》、傅谨《中国戏剧史》为代表。
非常周末陈怡其五，侧重于文化与生态研究。戏曲文化是戏曲生态的表现之一，戏曲生态又是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戏曲通史的形式阐述戏曲文化的代表著作是余秋雨《中国戏剧史》和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而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和傅谨《中国戏剧史》则是重视戏曲生态阐述的戏剧史著的代表。幼儿园个人工作总结
多数的戏剧史是既研究剧本的文学文本，也研究戏剧的体制与声腔问题，有的戏剧史对剧种、表演也有所涉及，而对于戏曲的组织与演出经营，戏班与剧场的管理，戏剧活动市场的规律与运用，戏剧活动所赖以生存的生态问题等，涉及较少。然而，对于现有的中国戏剧史而言，“史的详略并不能对应它内在各元素间真正的轻重。例如，戏剧的主旨和故事很容易被大家看清，而它的真正精微处，不在主旨，而在形态；不在故事，而在韵致；不在剧本，而在声腔和表演”。（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新版自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与西方戏剧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戏剧文本上的情况相比，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成就更多表现在其舞台形制及表演技法上。中国戏剧史研究考察这些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便应是观众与戏剧舞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戏班运作、戏剧演出市场、戏剧生态环境等问题。这是重视民族传统的戏剧史的重要取向。但是由于社会时代、文艺思潮、学理观念等差异，学术界对这些重要研究取向的重视并非一步到位。傅谨《中国戏剧史》在辻听花、周贻白、徐慕云等人开创之后，对研究的对象进一步开拓，基本完成了中国戏剧史撰述内容的重要转型。
方法转型：从文献考证到田野考察
从研究方法看，这些戏剧史著并非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各有侧重。
其一，文献考证。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史的基本方法。戏剧史研究中的文献考证法的运用始自王国维。有论者认为，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是“外引西学而内接乾嘉之学”。以此准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亦然。王国维重视戏曲的文学性，但并未重点分析剧本的文学成就，而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剧本进行文献考证。
其二，文本分析。这也是多数戏剧史著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其中以青木正儿、周贻白、张庚、郭汉城、廖奔、刘彦君等人的著作为代表。
其三，舞台考察。此类以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傅谨《中国戏剧史》等为代表。
文学文献考证、文本分析、剧场艺术探讨并重的方法，为青木正儿、周贻白、傅谨等人的戏剧史采用。而傅谨《中国戏剧史》的舞台考察更具当下性，该书最后《危机与振兴》一节中关于“恶性海派”的思考、《戏剧本体的再发现》一节中关于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戏剧透视结构的分析等，则完全是从当代舞台考察的角度切入的，已经不再停留在对舞台历史教训的简单描述中。
其四，田野调查。这是比舞台考察更具创新性的戏剧史述方法。对时代较近的戏剧形态的考察，除了采用文献考证、文本分析、舞台考察方法之外，还应采用田野调查法，以求对戏剧史的全面真实的揭示。这在青木正儿、田仲一成和傅谨的戏剧史述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上述的研究方法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并无此是彼非之别，且就一部戏剧史著作而言也并非仅仅采用一种研究方法。相对而言，多数的戏剧史著侧重于文献考证和文本分析。然而，中国传统戏剧特
殊的演出与传播方式有别于西方戏剧，并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戏剧形态及生存发展的内核性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已远非文献考证、文本分析等单一研究方法所能胜任。上述诸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以及对田野调研方法的重视，就显得犹为重要。研究方法的
多样化以及对舞台艺术尤其对田野调研的较多采用，在中日两国的学者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傅谨便是这方面中国学者的代表。
学理转型：从归纳表象到发掘“草根”
戏剧在根本上是表演的艺术，戏剧的文学、声腔、脚行当、舞台装扮与舞台美术、戏班组织、剧场管理、市场经营等诸多方面问题，无一不是表演的表与里，皆是表演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戏剧的舞台生态环境。以舞台表演为中心，恰能解决前人戏剧史论对表演因素的割裂性表述。这是把戏剧从文学、声腔、行当等诸多因素拉回艺术本位的基本学理。
傅谨《中国戏剧史》撰写的基本思路是，“一部戏剧史不能只限于戏剧文学史，它同时还应该有舞台呈现的角度和视野；戏剧史不能只告诉我们历史上文人们写了哪些优秀的剧本，同时还应该告诉我们，哪些戏在舞台上最受欢迎，因而称为经典。在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后一方面的角度和视野尤其不可或缺”。（傅谨《中国戏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2~313页）为此，该书重视并考察戏曲的舞台表演，进而考察和反思戏曲舞台的生态环境，尤其重点探究中国传统戏剧发展中的本土化
与“草根”因素诸问题，将中国百年的戏剧史述的学术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毛阿敏的丈夫前妻是谁无论是日本的辻听花、青木正儿，还是我国的周贻白、徐慕云、张庚、郭汉城、廖奔、刘彦君等学者，对戏曲表演的论述皆集中在舞台艺术呈现的形态层面。其中，徐慕云《中国戏剧史》最重视对表演艺术的讨论，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最具代表性。该书重视戏剧舞台演出的实践，然而对于戏剧流变、盛衰、发展规律的通史性研究较为缺乏，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戏剧发展的关系，民间戏剧活动与宫廷演剧之间的对立统一、交流变迁，以及戏曲综合发展的特征等都未涉及。可见，徐著戏剧史即缺乏对诸多表演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更缺乏对各种表演形态、风格成因的研究，归根结底是缺乏对戏剧舞台呈现的生态环境的考察。而傅谨《中国戏剧史》却在这面有透彻的阐述。
傅谨《中国戏剧史》对戏曲生态与形态关系的研究，并非一般性地从戏曲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或从表演形式到表演形式的研究，更非理念先行地以古今戏曲表演现象演绎论者的相关理念，而是在对戏剧实践乃至实验戏剧做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引入生态学理论中的效应理论，讨论戏曲生态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傅谨《中国戏剧史》不满足对舞台呈现表象之间关系的分析，而将表象逻辑引申到表象与其成因关系的逻辑，在对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的引入与运用所达到的学理深度，代表了戏曲史学术发展的最新成就和最新趋势。充分发掘和重视中国传统戏剧生存与发展中的本土化及其起内在作用的民间“草根”因素，反映了当代戏剧史论的新理念。
转型中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除了上述若干方面的转型，从所用概念“戏曲”与“戏剧”的角度看，百年中国戏剧史的撰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戏曲史，一是中国戏剧史。早期的史著对两者的对象不加区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史著大多区分得很清楚，从“戏曲史”到“戏剧史”的“转型”的表现显而易见。立冬是几月几日2018年
由于时代政治、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史论家艺术经验、观念的差异，百年戏剧通史的撰写在时段、内容、方法、学理上出现了不断转型变化的趋势。在建构中国戏剧通史的过程中，各位戏曲史论家都在试图从自己特有的学术视角诠释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戏剧通史，显示出海内外的戏曲史学界对戏曲本质属性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其戏曲艺术本体，对戏曲发展史的阐述愈来愈触及戏曲产生、生存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并愈来愈能够与现实的戏曲舞台状态产生互动，故而在学理性与务实性上皆呈现出不断超越前人的趋势，是为可喜之处。然而，存在的问题也较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重构中国戏剧通史的重要空间。要言之：
在古典戏曲与现当代戏曲之间的对接与转化，中国戏剧的本土化以及西方戏剧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渗透等方面的阐述的深度，尚需继续拓展。伴随新的中国传统戏剧史料特别是古今演剧史料、清代剧本文献、域外汉籍文献中中国戏剧史料、民间信仰与民间戏剧文化资料等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在大戏剧的观念下充实史料，强化戏剧本土特征的研究，深入探讨本土特征的内外成因，必将是重构中国戏剧通史的重要内容。志、论、史的进一步结合，应是重构戏剧史的重要途径。
戏剧史家的身份影响着其对戏剧史的构建。首先，职业身份影响着戏剧史述的范式。其次，戏剧史家的国别身份也会影响其戏剧史的论述。中国戏剧通史在百年建构中出现的这种规律，将继续影响着未来戏剧通史的重构。认同身份优势，并以开放的姿态相互借鉴，是重构戏剧史中应予注意的。
百年间的中国戏剧通史撰述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始终伴随着多种研究角度的各类非通史性的戏剧专门史的撰写而进行。各种非通史性的戏剧史专论著述约有80种左
为何要抛弃“计量史学”？
近年来国内关于量化历史（Quantitative History）的研究正在升温，它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内流传的计量史学（Cliometrics）有何区别？李伯重教授认为“计量史学”与“量化历史”就是一回事。笔者后来又对Cliometrics与Quantitative History的定义及发展历程等进行检索，发现二者确实是一回事。
客观地从名称上看，Cliometrics比Quantitative History 更简洁更有学术性。那么，近年来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为何要抛弃Cliometrics这一名称，而宁愿采用Quantitative History这一较次的选择？联系到吴承明先生关于计量史学发展业绩评议，想来由于计量史学发展业绩不好，名声坏了，“人自宋后羞名桧”。所以后来那些学者抛弃“计量史学”而改用“量化历史”（Quantitative History）这一名称。
以往计量史学业绩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存在四方面问题：
第一方面是以往一些计量史学方法的倡导者过分夸大了历史数据的客观性及代表性。细考中国历史上一些数据来源，往往会发现它们来自于某个官员或士子的估算，后来又有一些研究者再根据这些估算作进一步推论，使得结论的主观性更强，客观性更低。一些中国近代农史研究者推崇民国初年的卜凯调查，实际上这一调查在地区的选择、指标的规定等方面都有较大主观性。卜凯所用调查人员多是年轻学生，他们多出生于富足人家，所以当时才能上大学，回乡调查也是多问自家长辈和管家等，有关数据就会偏向富人，对于当时农村总体而言代表性较差。卜凯的著作中提到的贵州遵义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大大高于另一外国教授在实地调查中得到的数字。该教授认为，造成这种较大差异的原因在于，卜凯著作仅以优质土地为样本，而实际上这种土地在遵义的耕地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
第二方面是夸大计量方法的作用，甚至断言用计量方法就能把历史学变成真正的科学。这种夸大不但不能提高真正业绩，还会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反感，导致计量史学一再遭遇质疑和批评，一些计量史学倡导者热情冷却又回归到传统叙事方法。笔者认为，计量方法只是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把必要条件当做作充要条件，就会使人狭隘，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会有偏差。计量方法仅是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总的来说，史学研究还是要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之路。
第三方面是各种数量模型的应用都有各自的前提条
文/陈争平
大数据时代与经济史计量研究
右，其中，既有断代戏曲史、断代戏曲体制史，也有戏曲专门史、京昆剧种史，以及地方戏剧种史等。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的戏曲史论专著和揭示戏剧史发展现象与规律的论文。虽然现有的通史对这些专门史有一定的利用，但总体上看利用尚嫌不够充分。及时而全面地吸收戏剧专门史研究所取得的既有成果，必将深化中国戏剧通史的重构。
戏剧通史的建构与文艺思潮关系密切。实证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全球性的学术思想，以及文献学、剧场学、传播学、宗教礼仪与祭祀学、城市文化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文化生态学等一系列具体治学方法的出现，促使百年的中国戏剧通史的建构范式不断变换，而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理念，对建构中国戏剧通史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些都会对未来的中国戏剧通史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刊行到傅谨《中国戏剧史》问世，学界在建构中国戏剧通史的百年过程中经历了叙述范式的诸多转型。戏剧史家若能对诸多转型有准确的研判，并搭建好中国古典戏剧通向现代传统戏剧的桥梁，借鉴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特长，加强志、论、史三者的结合，以更加崭新的学理拓展治史思维，则将有助于对中国戏剧通史的重构。S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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