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M a y .2009第30卷 第3期
I N N E RM O N G 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
好玩的网友V o l .30 №.3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
丁社教, 张丽华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
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关键词]文本作者；元代戏曲；仕隐观；儒家；载道与覆道
[中图分类号]I 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9)03-0150-03
一、戏曲的文本作者与戏
曲的载道、覆道情结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体，中国古代的士人一般以学习和研究儒学经典和传播儒家文化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以求取功名，居官从政，封妻荫子并光宗耀祖作为其人生道路的最佳设计。”
[1](P .74)
因此，士人是无法回避政治
的，他们在道与王的双重压制下，往往会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由于古代戏曲的文本作者主要来源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文人，究其人生大概，要么出仕为官、要么隐逸著书、要么处于亦隐亦仕状态之中，他们大都受儒家仕隐观的影响。仕隐观来自“仕”与“隐“，仕与隐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源自周代封建体制宗法结构的崩溃，平民
士阶层的兴起。此前，在世卿世禄制下，各级官位
是世袭的，只有在君与臣的关系变为一种游动的、变化的关系后，入仕与不入仕才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春秋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这种选择。儒家学派则较早在仕与隐两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儒家学派秉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即使隐也往往身隐心难隐，所谓“进则仕，退则隐”，这是士人的仕宦选择，也是文人的生存理念。除此之外，儒家的忠孝节义等主要道德条目也强化了文人精神世
界里的仕隐观选择。在他们创作剧本时，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使戏曲体现了载道与覆道的两极效应。
四十不惑的意思载道是顺从于王道，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相契合的，诚如神仙道化戏曲与宫廷教化戏曲等，因此它是迎合统治者需要的思想。而覆道是指背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被称为异端思想。“作为政治思想上异端的出现，则是人类出现国家
150
①＊本文系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软科学实验课题“以南方古戏曲为文本的政治文化研究”(编号:080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08-12-25山东二本大学有哪些
[作者简介]丁社教，男，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小清新网名吧
张丽华，女，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 :10.14137/j ki .issn 1003-5281.2009.03.011
之后。国家作为政治的最高形式，统治者往往将其统治的对立面视之为异端思想，与其所谓正统思想相对立。”[2](P.27)因此，它为统治者所不容。元代时期，载道与覆道的两极效应表现得较为突出，在蒙古民族统治中原时期，汉族士人极难受到重用，因此在十年寒窗苦读而梦想不能实现时，他们转而借用文学创作来抒发自己的苦楚，戏曲创作便是其中之一。元代的剧作家以关汉卿、马致远等为代表，他们创作的剧本涵盖了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代表了早期中国的先进思想，也体现了封建士人叛逆的政治行为，且“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生存理念始终主导着文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在政治参与上受到了局限，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情感，也成就了他们载道与覆道的政治行为。
总而言之，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对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道加以考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道
元代戏曲的载道主要是元杂剧中的神仙道化戏曲，它最早出现在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里的“杂剧十二科”。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也曾提到:“`神仙道化'取材于道教传说的，就现存的作品看来，则有两种：一种是神仙向凡人说法，使他解脱，引导他入仙道；一种是原来本为神仙，因犯罪而降生人间，既至悟道后又回归仙界。”[3](P P.26～27)因此，此类戏曲是以宗教为主题，其内容集中地描绘了无碍时政的神仙情绪，以物外逍遥、脱离尘俗为主旨，除作为宗教宣传外，还有相当程度的消极避世的思想倾向。由于元代的科举制度处于一度被废的状态，对文人儒士的政治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求仕无望，人生何去何从，更加深化了那种原本已经存在的消极悲观的思想情感，对于这种潮流，蒙元统治者是极其欢迎的。资料表明，蒙古贵族非常认可神仙道化戏曲的存在,《仙会》就是在元代宫廷演出的神仙道化戏曲，这类剧目人物众多，其装扮又光鲜新奇，同时象征了元朝的太平盛世及统治的稳固，统治者对其很是钟爱，因此，神仙道化戏曲只是符合统治者载道需要的工具而已。
表现覆道的剧作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息息相关。蒙元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特地将民族分为四等，职业分为十级，其中娼妓位列第八，文人儒生竟被归类到第九。正如余秋雨所言:“蒙元统治者铁蹄所及，中原文明遭到践踏。这种践踏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被轻贱，被蔑视，被遗弃。”[4](P.27)蒙元统治者对文人的压迫如果是仅仅停留在等级的划分上倒也罢了，更为打击文人儒生的是统治者对科举制度的废除竟达78年，这彻底打击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儒生
文人，他们曾经习惯于青灯残卷、习惯于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习惯于十年寒窗，他们渴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改换等级身份，从而分享权力与利益，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竟彻底毁灭了他们进入政治参与的渠道，引发了他们对取仕规则的不满，于是他们在政治心态上表现出消极守道，因为他们受儒家仕隐观文化的影响，不敢义无反顾地以道来约束其君，也不敢与君发生直接的冲突。仕隐观为他们指明了后路，让他们选择了文稿上的相讥。不过蒙古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对诸如神仙、传奇、公案等杂合的戏曲颇感兴趣，于是为杂剧的诞生与兴盛提供了土壤，蒙古贵族对伶人的优待也使一些迫于生计的儒生投身到戏曲创作中来，并借助杂剧来反映社会现实，以示政治心理上的不满。“对他们来说，杂剧创作活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参政的途径，而且是其精神寄托的巢穴。”[5](P.57)
关汉卿与马致远是这一时期异端思想的代表者，关汉卿曾在杂剧《陈母教子》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亲夺的状元郎，威凛凛，志昂昂，则他那一身也便万人知，抵多少五陵豪气三千丈。”这是他理想价值的追求，可是这样的愿望却未能实现，统治者的橄榄枝未能抛向他，传统的仕途之路被切断了，于是他继而买醉于市井之中，并与伶人为伍，接触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由此为他剧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传统女性在元代是受压抑最深的体之一，这也成为了关汉卿所颂扬的对象。在他的笔下不仅有王瑞兰、赵盼儿，还有窦娥、谭记儿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而窦娥就是这中间的代表。窦娥作为一个弱女子，面对张驴儿父子的逼婚，她选择了抗争，体现了中国妇女从一而终的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判官
151
要判察婆婆是毒害张老头的凶手时，窦娥选择了尽孝，替婆婆扛下了罪名，这又体现了中国妇女尽孝的美德，这也是可理解的，但是当在监斩现场，窦娥不提自己命薄，不恨张氏父子，不骂贪官昏庸，而是骂天与地。天与地在封建社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与地是父与母的象征，连皇帝也要对天与地谦卑礼让，作为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能有这般勇气。这显然是作者的呼声，是关汉卿对天与地的不满，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争。因此，关汉卿是覆道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心态上也流露出了极度叛逆的思想。他重道义而轻利权，在入仕无望的情况下选择了消极守道，当他退出体制归隐后，于诗酒之间冷嘲笑骂，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情怀，并以写作杂剧来表现对封建政治制度的批判。
马致远出身于诗书之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他早年对仕途抱有浓厚的兴趣，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使他把仕进当做自己的整个世界，可受制于元代的民族歧视政策，他在官场混迹20年后，却还是一个为人不齿的小吏，这使他对当官产生了厌恶，一篇《青杏子·悟迷》就表露了自己的心境。“九重天，二十年，龙阁都曾见。绿水青山任自然，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于是，他放下仕途转而选择杂剧创作，以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其代表作《汉宫秋》中，他把王昭君的命运放在民族屈辱的大背景下展开，赋予了这一形象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实际上也折射出马致远对元朝统治者的抗议，也深化了要求民族平等的主题思想。
关汉卿与马致远都是覆道的异端分子，他们在仕途上磕磕绊绊，他们创作的作品与元朝压制的政治气氛是全然不符的，将他们的作品与神仙道化戏曲作一番比较，就能发现神仙道化戏曲的乏味与平庸，而《窦娥冤》与《汉宫秋》却因为思想上的反叛赢得了世人的关注。他们的反封建思想与民族意识启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他们被认为是有作为的剧作家，总有戏曲理论家乐此不疲地来评论他们，如李开先、王国维等，足见覆道的戏曲作品要比载道的作品更能赢得人们的瞩目，并能流传至今。
通过分析元朝戏曲的载道与覆道不难发现，元朝的政治氛围表面上是禁锢与压制的，但在思想上却是开放与自由的。元朝时期，我国疆土辽阔，民族众多，思想纷杂，要想用一种思想来约束臣民，显然是不可能的。元朝统治者对文化的统治策略是开放的，因此，这一时期很容易形成多元的思想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多元文化对儒家仕隐观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间接上维护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隐行为模式，使得儒家的仕隐观理念在元朝得以继承下来，继续影响到了后世。而儒家仕隐观文化在元朝更多体现了文人隐逸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是隐于山林，而是隐于市井，隐于勾栏瓦肆，真正做到了为民所系，这是元朝民族歧视政策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将文人与市井百姓，甚至与比他们地位高一等的青楼女子、伶人等联系到了一起，最终为文人的创作注入了活力，成就了戏曲创作的黄金时期。而覆道的戏曲作品也因为表现平民百姓的不满而赢得了下层人民的青睐。戏曲创作使下层百姓成为了剧中的主角，让他们演绎着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他们与戏曲作者产生了共鸣，为舞台上的表演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结语
正是由于元代文人学士加入到戏曲文本创作队伍中来，所以才有了元代戏曲的繁华，而这些剧作家的经历均离不开政治上的仕宦经历，所以他们的政治心态与政治生存状态贯穿于戏曲作品的始终。在作品中，儒家的仕隐观始终是一条主线，作家身上的文化内涵，诸如道德品性、理想信仰、人格特质、思维方式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受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的影响，由此使元代戏曲载道与覆道的两极效应在此影响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那些充满覆道思想的作品在历史的淘金下，显得生机盎然，推动着人类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带来了文明的开化。
[参考文献]
[1]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郑宪春.中国文化与中国戏剧[M].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2007.
[3]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余秋雨.中国戏剧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5]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
版社,2006.
喜爱夜蒲陈静(责任编辑 李静丽)
152
中国最强大脑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