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60军被俘人员坎坷人生:我也不知该去怨谁
书桌旁养着文竹、吊兰，久未换水的玻璃缸内，两条小鲫鱼怡然自得地摆着尾巴。一副老知识分子做派的吴春生，闲来就用小楷抄写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喜欢柏杨的书，”这位自行车厂退休工人说，“他敢说真话，一生遭遇与我很像。”
吴老曾是黄埔军校24期学员，起义后加入解放军60军，张城垣是他同一个军的宣教干部，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他们所在的志愿军60军180师陷入重重包围，饥寒交迫丧失战斗力后，两人先后被俘，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从吴春生居住的河南安阳西行350多公里到达山西垣曲，县城繁华区的一个高岗上就是张城垣家。84岁的老人如今的乐趣在12个孙子孙女身上。他还会拄着拐杖，缓缓步行三里地，去照料一片种满茄子、辣椒的菜地，每天为家里带回几斤新鲜蔬菜。
这些老人们的壮年时光多被耽误。退休以后，吴春生埋首著述战俘营回忆录《P.W.之蔓蔓》(prisoner of war，即战俘)。张城垣准备出一本50万字的文集。两年多战俘营的经历早已远去，但带给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影响。
兵被俘，其中7000多人选择回国，包括吴春生和张城垣。
多才多艺的吴春生被誉为“战俘营漫画家”，张城垣记得，他用锅烟灰调和酒精，在旧帐篷上画出讽刺叛徒的生动漫画。上世纪90年代初，丹东重修“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收集展品，他们还一起赶到北京，复制出这批惟妙惟肖的漫画。
身为180师《战士生活报》主编的张城垣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结果自己被俘了。和一些干部进入战俘营后不愿出头不同，张城垣经
禁止吸烟标志图片受了战场、刑场的考验，后来成为战俘营革命众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之一。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
停机保号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严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五一劳动节的句子
当年从事过战俘解释工作，后任65军政委的贺明将军，曾在上世纪90年代采访数百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写作了《忠诚》一书。对战
俘情况非常了解的贺将军还想接着写一部反思我国战俘观的著作，最终不了了之。
季冠霖配音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作过一首“西江月”，头两句便是“五七反右漏网，五九交心遭殃。”“我真傻。”老人伤感地回忆说。
回乡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向党交心”运动中，“聪明的都说好话”，实诚的吴春生却透露了自己对被俘处理结果不满。“吴老师还被俘过,～”他一下成了学校“交心”典型，同事好心劝他:“你也不看看场合，明明是人家设的圈套，你却往里钻。”
这位“年轻有为”的美术老师在无休止地审查、诱供后，终于丢了工作，“连劳改犯都不如。”他甚至想过自杀。
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他为女儿取学名“慧君”，谐音“彗”，希望这“小扫帚”“能划尽人间不平，拂去满身晦气”。然而他依然是个盲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问自己。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
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张城垣只好回信说:“祖国还是母亲，母亲会错打孩子，孩子不能跟母亲对着干。”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造反派”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只得当羊倌接受改造。张城垣虚心向老羊倌请教，43只羊3年繁殖了
130多只。但他仍是“专政对象”，妻子招工受阻，女儿考上高中不许上气得休克过去。
老伴郭兰英悲愤地流着泪回忆说:“我疯了一样去公社书记，他爸‘历史不清’，我历史清啊～”坚强的张城垣当时忍不住坐在放羊的山坡上哭了。
“”是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劫难。战友们遭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被“造反派”打死，有的忍受不了一次次批斗，绝望自杀。美军集中营里与张城垣睡一个帐篷的难友孟晓峰被打成“叛徒”，妻子离婚，他从河南老家挑着儿子和行李来到垣曲，挨个村子寻张城垣，陈升的老婆是谁
后来在他家住了4年。
多年后，张城垣专门请当时的“造反派”在街上吃饭，当年的几个地痞在席上胆战心惊地说:“人家都喊你‘叛徒’，这俩字咋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玩。”
在张城垣钻研养羊窍门的时候，吴春生结束流浪，与在安阳工作的妻子团聚，握画笔的手抓起鞭子，赶着毛驴车往工地送砖头，他还当过小工，开过搅拌机。老伴杨桃节记得，先前饭量不大的丈夫那时一顿能吃七八两捞面条。但忍受着体力劳动考验的吴春生坚信:物极必反。
张城垣又担负起难友们“领导人”的职责，开始上访申诉。“我有一种责任感。”老人坚定地说。1980年，他们终于盼来了中央下发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即事关数千人荣辱的(1980)74号文件。
梅艳芳个人资料一些被俘回国人员得知消息，激动地失声痛哭。次年，张城垣顺利平反，他已经5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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