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博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装备发展纪实（下篇）
○吴殿卿
“海空雄鹰”艰难起飞并首战告捷
１９５２年４月２日，在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赵汇川（后任海军航空部参谋长）主持下，海军航空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改称“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只是这时的海军航空部，如同当时海军机关有人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空部”，无论飞行部队还是地勤部队，连一支也没有。
虽然早在１９５０年下半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主持在青岛创建了两所海军航空学校，但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的问题却一直在争论。这一争论，海军有，总部机关也有。不赞成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人大都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可以同时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了。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
萧劲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专门召开临时党委会统一认识。他说：“国外大量军事实践证明，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海权。舰艇在海上活动如果没有自己飞机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靠空军协同、支援可不可以？可以。但我们要知道，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
同的特点。当然，平常的训练、管理也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正因为国民党海军没有航空兵，所以才没有战斗力，只在江河里活动，保卫不了海防。而目前世界海军强国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海军都是设有航空兵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萧劲光的观点。萧劲光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共同签署了海军司令部《关于１９５２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１９５２年１月８日，报告报送总参谋部、中央军委。
周恩来、很快签署意见，批准了这一报告。基于此，４月２日成立了海军航空部。６月２７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成立了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一师，下辖两个团。以陆军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该师师部机关；以陆军第三十师第九十团机关和海军航校第一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水轰炸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一团”；以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成驱逐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四团”。
翌年２月，又组建了海军航空第二、第三师。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又相继组建了海军航空第四、第五、第六师，组建了水上飞机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
当时，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所需的装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从空军调入。在批准海军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同时，军委就将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连同全部装备调归海军。不久，又将第九师的另一个团及第十七师部队并装备调入海军。先后几次从空军调入海军的飞机共１７５架。其中，米格－１５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１５４架，拉－９型驱逐机２１架。以此改编成海军航空第一师第四团和第二、第四、第六师。
第二，向苏联购买。１９５０年夏天海军航空学校筹建时，即接收从苏联购买的各型飞机３１架。其中杜－２型水轰炸机（高级教练机）１２架，乌特伯－２型中级教练
中国导弹驱逐舰编队101次求婚演员表
破浪远航。
国是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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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国是春秋
机６架，雅克－１８型初级教练机１２架，雅克－１２型通信机１架。１９５３年是履行向苏联购买海军武器装备的“六四”协定的第一年，这年海军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１１３架。其中包括杜－２型水轰炸机３２架，拉－１１型驱逐机４０架，雅克－１８型初级教练机１８架，米格－１５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１０架，依尔－２８型喷气式水轰炸机１３架。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又先后从苏联购买飞机１００余架（包括水上飞机６架）。与此同时，还购进一批水、弹药和航空器材。这些飞机、器材，装备了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三师，组建了独立第三团、水上飞机独立大队，补充了航空学校和各师的训练装备。
第三，旅顺口交接时有偿接收的。１９５５年苏军撤离旅顺口时，其驻旅海军航空部队有飞机７８架。其中，依尔－２８型水轰炸机６４架，乌依尔－２８型教练机１２架，里－２型领航教练机２架。苏方表示，可以有偿地交付中国。接收这批飞机需要一大笔经费，海军接收分会难下决策，遂正式请示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让主持接收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邓华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劲光说：“海军航空兵目前正需要这批飞机，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既然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最好能够留下来。”这样，彭德怀批准买下了这批飞机和相关的设备，当年便以此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五师。
通过３年多的努力，到１９５５年底，海军航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轰炸机、运输机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师６个，各型飞机５１５架。至此，海军航空兵部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海军航空兵组建伊始，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中，耗费巨资购置如此多的飞机、设备，实属不易。然而，由于这些飞机型号老，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螺旋桨飞机，要使部队真正形成战斗力，确保能够随时升空执行任务，则更为不易。基于此，海军在航空装备建设起步的同时，就抓了工程机务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了航空工程领导机构，加强了航空装备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装备维修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笔者在采访一位“老海航”时，须发皆白的老首长异常激动：“那时国家穷，买架飞机不容易。飞机再破、再旧，也是我们自己的。大家亲切地叫它‘海空雄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千方百计让它发挥作用。”说话间，他拿出了一份资料，上面清楚地记载着：１９５４年，海军航校和航空兵各师修复事故飞机９架，小修飞机２４架，零修飞机３４６架次。保证飞行１３６７０小时，起飞４６４５４次，飞机良好率达８８％。１９５５年１月，为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参战部队师、团两级机务部门都到机场办公，机务人员连夜检修、排除故障，使航一师、航四师飞机出勤率达到１００％，航二师达９８％。
“海空雄鹰”就这样起飞了。由于“先天不足”，所以倍受呵护，但“海空雄鹰”不辱使命。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８日，组建不满两年的海军航空兵首战告捷：第二师第六团两架战机在浙东沿海迎战４架蒋军飞机，一举击落２架。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书写了海军航空兵史上的第一个战绩。同年，在配合
陆军和海军舰艇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又接连赢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核潜艇在逆风中破浪下水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在此前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已先后将“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尤其是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又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安。更令新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企图将南朝鲜变为它原子武器的一个战略据点；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５个“原子师”，其“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立即着手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始称“原子潜艇”）！
万事开头难，像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研究项目则更难。参研人员清楚，核潜艇除具有高度隐蔽性、强大攻击性外，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但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包括援华的苏联专家，均守口如瓶。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中国技术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会谈中，苏振华曾向苏方专门请教核反应堆的问题，试图得到部分关于核潜艇的技术资料，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甚至连参观一下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
１９５９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当面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
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接着，他还宣布了准备撤回援华专家的决定。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
—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手提电脑无线上网“讲话了！主席的话是决战书，是动员令。”在其鼓舞、号召下，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各专家、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下，“摸着石头过河”，各项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１９６０年７月，研制导弹原子潜艇领导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提交了《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催还贷款，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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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萧劲光（前左五）陪同周恩来（前左六）视察海军时与舰艇部队官兵合影。ＧＳＣＱ
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除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海军、二机部等有关单位同时传达了国务院这一决定，时间是１９６２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成功爆炸，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再次全面展开。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１９６７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带动、影响下，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从城市到乡村武斗不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在夺权，交通受阻，工厂停产，文教、科研单位更是一片混乱……
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央分工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元帅。由于２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冲击和批判，处境相当困难。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元戎，“泰山崩于前而不改”。面对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的一封封急电，毅然决定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
６月２５日，协调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３００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被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彼此相见，或相对无语，或感慨万千。９时许，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
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他接着说：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
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核潜艇研制，涉及２７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协作面广，工作量大，一环扣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分担的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讲到最后，使劲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心里都清楚，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后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时过不久，为了使此次会议的精神得以贯彻，确保核潜艇研制能够顺利进行，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研制单位不得冲击，有关人员不得揪斗，工程建设不得干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拿着这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特别公函》，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参研工厂……
实践证明，主持召开的这次协调会是及时的。签发《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借以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扭转了“”造成的混乱局面。
在核潜艇研制中，７月１８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８日，签文批准了这一重大工程；１２年后的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８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这是一次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因为核潜艇试验与、试验不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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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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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敏资料
验，人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核潜艇操作则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参试人员激动、欣喜、担心、恐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整个试验现场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１８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灯火通明。从起堆试验开始，周恩来就与前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询问一次试验的进展情况，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４０天过去了。８月２８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大厅里一阵欢呼，参试人员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时刻关注着试验进展的周恩来，及时送去了亲切的祝贺和慰问。
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后，顶着“唯生产力论”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奋战多年的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昼夜不停地进行设备安装。或许是巧合，也许是着意安排，１２月２６日诞辰这天，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
—反潜核潜艇，胜利地举行了下水典礼。
此后，按照计划，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２０多次，累计航行６０００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２００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然而，这一工程的政治命运远不像海上试验那样顺利。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叛逃后，借机窃取了更大权力的“四人帮”一伙再次挥起大棒，声言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胡说全力抓核潜艇研制的领导、专家于笑虹等人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妄图干扰破坏核潜艇航行试验，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
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通过有理、有力的斗争，才保证了核潜艇试航的正常进行和进一步改进、完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授予军旗，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按照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规划，接下来是研制导弹核潜艇。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一工程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直至粉碎“四人帮”后，进程才得以大大加快。１９８１年４月３０日，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剪彩下水；翌年１０月１２日，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香港占中明星名单
共和国海军由浅蓝走向深蓝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万里海疆：经过２０多天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成功了！
李东海资料按照惯例，这个消息不可能立即在报刊、电台公开发表，但它在海军部队内部传得飞快。因为对海军舰艇部队特别是潜艇部队来说，它太重要了。
舰艇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无线电短波、中波、长波，都无力穿透海水把信息传给潜艇。只有超长电磁波传播距离远、能量消耗少，能够
穿透深深的海水，使指挥机关与潜艇联系畅通无阻，实现远距离作战指挥。正是基于此，军事家们说，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没有真正的海军。所以，在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的同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的建设，并于１９５５年前后建起了３个小型超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１９５７年，萧劲光就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并委婉地向苏联顾问提出了给予援助和支持的要求。
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萧劲光一份函件。他在信函中写道：“为了苏联海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就绪，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和西营各地之ＴＡＰＡＨ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同时附有“协议草案”。很显然，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３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信网络，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接着，４月１８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并主动提出派专家组来华协商。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６月１２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同时，根据的批示提出，中苏两国可就此签订一份正式协议。
６月２８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６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的信和协议草案。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７０％（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３０％（土建），并且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１５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由苏联管理使用。
这样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所谓“协议草案”，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不能同意。听了有关汇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经过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７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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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的原则立场。信中说：“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坚定，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仍然不甘心。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秘密访华，抵达北京。中苏高级会谈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中，虽然例行地讨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但双方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关于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问题。这次会谈是不愉快、无重大成果的。
后几经协商，同年８月３日，由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协定》（后称“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超长波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中国的超长波台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在此基础上，同年１１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苏方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
有了协定，海军当即组织勘址、筹备，超长波台建设正式启动了。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３日，以苏联海军超长波台台长伊林中校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８人抵达北京，继而成立了由苏联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参加的工程设计办公室。
翌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了超长波台总体设计方案，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同时，成立了“超长波电
台建设委员会”（简称“建委”），由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任主任委员，国家经委、计委，军委通信部和海军相关部门领导任副主任委员。考虑到超长波台工程技术性强、难度大的实际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调集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业务骨干参加研制和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军委特批把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的一个建制师集体专业，组成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公司，承担土建施工任务。随即，相关单位立即投入工作。
但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逆转。１９６０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６００多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８月，来华协助建设超长波台的苏联专家组奉命回国。“八三”协定及相关合同，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通信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土建工程刚刚开始，许多关键性的设备有待从苏联进口……事到如今，怎么办？就此下马还是接着干？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听取了“建委”的情况汇报，最后作出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背水一战！
工程建设，设计是根本。苏联专家撤走时，通信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资料也全部被带走。为了解决设计问题，“建委”组织成立了由高级工程师周建畏、技师毛耀伯等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从清华大学、华中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总参通信学校、海军工程学院等全国各院校广招贤能，参加研究设计工作。经过一年的苦心钻研，绘制出８本总图，整理了所有分图，终于突破了工程设计的关键环节。
按照“八三”协定，整套设备由苏联提供，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没到的停止供货，已到的也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中国外贸部长李强亲自出面与苏联驻华商务参赞洽商，要求退赔，另组织人到发达国家购买。有些重要设备，国外买不到，国务院各部委就分头派人到所属工厂订货。这些厂接受任务后，都集中专业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研制，并提前把设备送到施工现场。有几种设备，技术知识含量很高，研制非常困难，而需要量却很少，对工厂来说，显然是“亏本买卖”。但相关工厂接到任务后，毫不犹豫地立即停下原定产品生产，抽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事超长波台设备的研制，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在超长波台建设过程中，真正体现了“全国一盘棋”。
１９６５年９月，经过４年多的艰苦拼搏，超长波台工程完成整机调试，终于顺利竣工。
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后，超长波台全体建设者和海军官兵怀着喜悦心情，迎来了一个企盼已久的日子：超长波台进行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
这天尚未到上班时间，经过集中训练的海军官兵便在专家们的陪同下早早来到各自的岗位。１０把钥匙按顺序打开发信机的“锁”，在大家屏息静气地注视下，若满天星斗的仪表迅即敏捷地运转起来……
数千里之外，海军潜艇已抵达预定海域。下潜、上浮、破浪前进……参试的海司通信部技师陈万余与艇员们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一个难忘时刻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联络时间终于到了！“超长波台在呼叫！超长波台在呼叫！”通信兵一边激动地喊着，一边摘下耳机递给陈万余……对潜通信试验，电键声声，清脆有力。
“一次成功！”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时，狭小的舱室里充满了掌声、欢笑。而在内陆高原上，超长波台机房里，在场的专家、技术人员个个热泪盈眶。多少个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呀，现在终于可以向祖国、向人民、向密切关注着工程每一步进展的共和国领袖汇报：我们自己的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建设成功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１１月２８日，新中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投入使用，开始担负训练战略任务。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它们乘风破浪畅游大海远洋，带着祖国的嘱托，带着中华民族的自豪，从浅蓝走向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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