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实力如何及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战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长期以来，北洋舰队战败的最主要原因，人们总结为军舰长期不更新，政府的主和，清政府上层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等等。但是这些原因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原因，什么才是导致北洋水师在这样一场近代海战中全面崩盘的真正原因，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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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统帅素质低及军纪腐败。
（一）一支优秀的军队，最起码要有一个军事能力强，管理作风硬的领袖。事实上北洋水师为了养兵是有做极大投资的。一八八零年，在天津就成立了水师学堂和学堂等配套设施。一八八一年起，又先后的修建了威海卫以及旅顺口两个海军基地，又在天津设立检修船坞，一八八二年聘请外国专家英国人琅威理及德国人式百岭来做总教习。而海军司令是国人丁汝昌。在当时我国的现代军事经验还完全不具备，我们只能靠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 “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这句话在当年的北洋水师中一直流传着。为什么不怕丁军门却要怕琅副将？那必然是治军严谨，训练有方，对于部队的训练、军纪等多个方面严格要求，这方面总帅做的自然是不如他，而中国的总帅不严格要求纪律，一个外国副将却严加看管，这也
说明了在近代军事建设上，我国确实缺少经验。事实上琅威理不单是在治军方面十分严谨，还主张中国在北洋水师前期应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来提高国家威信，因为在当时，中国附近的敌人如日本，还是根本丝毫不敢和中国在海上一较高下的，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门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了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水兵多人受伤，该冲突被称为“镇远事件”。琅威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丁汝昌拒绝了。这样的主张或许有些激进，但是对于宣扬我国当时海战的战力确实是有作用的，而且也不可否认，他虽然是一名外国人，却真心真意的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尽力。琅威理是海军衙门的副都督，名义上是北洋舰队的二把手。对于舰队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在我国军队近代化的历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国却没有赋予他更多的权力，他也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但是不给他实权也就罢了，却又有如下这么一出：琅威理“督操纂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最后面对着涣散的北洋舰队他选择了辞职。可以说，琅威理之所以在中国的教习生涯如此短暂，是因为他治军严谨，而这种治军思想，是与北洋水师上至军官，下至散兵格格不入的，而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不相协调的外国人，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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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用计策驱逐他，这样的不自强不知进取可见一斑。起初的《北洋海军章程》：“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如总帅丁汝昌就从不严厉整顿军纪，贪腐严重，对于海军建设及战略思想没任何主见，对李鸿章则是言听计从，虽然是曾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经验，但是实际上在临战时，连排怎样的阵型都一无所知。而从江苏高考状元1880年起，从英国学习海军的第一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在北洋水师中担任着各个级别的军官，可他们大多只是懂得片面的理论知识，没有实际指挥军队的能力，又不思进取，不将精力花费在练兵之上，反而勾心斗角，集体贪污，导致了整个北洋水师上层腐败无能局面的出现，军队统帅的低素质可见一斑。
  （二）涣散的军纪，是从上到下都十分破败，这种本来就腐糜的军纪在琅威理走后发展的更甚。从基层上讲，北洋水师的兵，就存在着极大隐患。如果我们拿现在的军事去衡量，当年北洋水师的兵几乎无法称为一支军队。船只不按期进行保养和维修，船舰用于走私，训练打靶时船动靶却不动，以至于后来日军的间谍看到了北洋舰队军纪涣散，沉迷于赌博享乐，军舰上挂满了水手的衣服，炮管也被当做晾衣架来用，轻易的看出了中国海军落后的管理及水兵素质的低下，有名间谍用手在定远号的大炮的炮口里面一摸，竟然全是灰尘。
也因此日本人才敢如此从容不迫的来攻打北洋舰队。[4]士兵的涣散就必然是因为上层办事不力所致。丁汝昌带头在刘公岛做起了土皇帝般的日子，军官们也纷纷效仿，过起了奢侈的生活。现在看上去，北洋舰队根本不是一支为了保护国家保护清政府而建立的一支超一流水平的军队，而是拿着政府公款挥霍的一贵族。当时的北洋海军，有着以下一套薪水制度。军官的年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俸”，就是基本工资，占军官总收入的40%，另一部分叫“船俸”，占军官收入的60%。海军提督每年一共有8400于膨玮两的俸禄，是绿营提督的3.2倍，而海军总兵、副将、参将的年收入也分别是绿营同级别将领的1.97倍、2.75倍、3.55倍之多。有着高额收入的不单是军官，水兵的薪水要比陆军高几十倍，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一等炮目是20两白银，岸上的勤杂人员也有笑傲江湖霍建华剧情3两白银的月薪，而那些需要真正技术的兵种薪水更高，匠有24两白银的月薪，电灯兵月薪30两白银，拿这样的薪水去做一个比较，一家中农当时的年收入在33—50两之间，东北金矿的护卫队队员的年收入是36两白银，宁波纺纱厂的工人年收入为13—23.5两白银，一个山东工人的工资为18.3—60两白银。也就是说，当时北洋海军的士兵，光是靠他们正常的基本工资，就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家庭。而除此之外，海军还靠船来赚外快。利用船来做营运等等从中牟利。总之在北洋为兵或为将，收入要远远超过极多其他行业。而民间也产生了一种想方设法要
将子女送进北洋水师发财的愿望。此时的军队已经不是军队，俨然成为了人人都想品尝的禁果。
军队的统帅不严格要求军队，而导致了军队成员素质低下，军纪腐败，同时清政府的内部矛盾已经中国的背景，也影响着北洋水师的命运
二、清政府帝后之争及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
  （一）日军的确虎视眈眈，但是总要有机会下手。连续多年停止购置新战舰，海军经费的削减，毫无疑问是给予日本人进攻中国之门最好的一把钥匙。我们讲先制度，后军事，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从日本人的成功上可以说得通。日本是毕竟是建立起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近代化的体制，而中国还停留在一个延续了千余年的旧制度上。当灾难降临时，国家的重要大臣，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并非国家利益，在相当多的重臣尤其是满清权贵看起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个人的资本。李鸿章作为一个汉族官僚，利用为国家搞国防的名义筹备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支队伍，可以为李鸿章创造物质财富，可以为李鸿章以军队建设为名调动公款中饱私囊，甚至可以为李鸿章谋反颠覆大清朝的政权作为军事基础，兵部左侍郎黄体芳曾参奏“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
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于御敌之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类似这样的弹劾绝对不会少。这也给予了李鸿章不少压力，因此到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后台，也不得不选择与醇亲王等满族朝臣和好，满足他们挪用海军经费的要求。所谓“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
（二）而另一点，当一个政权水深火热时，中国总有人站出来颠覆政权搞分裂而不是一致对外，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作战决心和民族凝聚力，当然本身清政府就是非汉民族，容易受敌对。太平天国就曾经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把清政府弄的水深火热。连续的对外战争失利本来就严重的挫伤了清政府，再遭受这样的打击，同时也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一件事，外敌再怎么侵略和攻打我们，他们要的只是几块不痛不痒的土地，一些商埠赔款和一些外交上的权利，当然这些在近代已经十分重要只不过清政府还没意识到，总之外敌不会把我们的大清政权颠覆，甚至到了后来，列强许诺能保证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愿意“结与国之欢心”，但是国内的敌人却不一样，象太平天国那样的足以使清政府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是不愿意再看到的，所以外患要防，内忧也要管，哪个更重要一些，自然是内忧。而海军，说到底是防御外敌的。防御外敌，差不多就可以了，没必要
那么认真。这个就要联系到中国的大背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权接替另一个政权，一个皇上顶替另一个皇上，戊戌变法没有成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维新派要利用光绪将慈禧集团推翻，其实如果不触及慈禧的利益，维新的阻力会小很多，甚至可以利用慈禧和她身边的重臣之间的矛盾，除掉几个旧有的顽固的保守派。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大权从将军的手里夺到维新分子身上，与天皇的利害完全没瓜葛，这个就与日本的历史传统有关，无论谁掌权，国家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下面你爱怎么维新怎么革命都危害不到天皇的利益，而当国家为了外敌而战斗时，那就是全民族的责任，要为了天皇而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北洋舰队的投资上，会小心谨慎，而日本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为了建造一支超过中国的舰队能够全民节衣缩食的来捐款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