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棉花
梁潇霏;李虹
【摘 要】本文从时间（大众文化为标志的消费时代）、空间（中国本土）、体制（传媒制播体制改革）三个角度分析当前中国电视节目的生存状况，并以电视大片——《中国好声音》为例探究处于上述坐标系中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生存之道。
【期刊名称】《新闻传播》
【年(卷),期】2013(000)001
【总页数】2页(P156-157)
【关键词】故事化;大众文化;本土化;制播分离
【作 者】梁潇霏;李虹
【作者单位】文件名的命名规则;;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22.3
一、电视大片的叙事逻辑
以故事作为生存策略,就是电视节目内容叙事方式的充分情节化，让思想、情感、意蕴等比较抽象的内容凭借一副故事的外壳显得生动有趣，使观众欲罢不能。制造人物、制造冲突、制造对抗、制造情感即是电视节目书写电视大片的逻辑,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大片 《中国好声音》的叙事规则,表现为：李小璐婚礼伴娘
元素一：人物——主持人+歌手+评委
歌手：在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们淡妆修饰，表演方式也十分简单，直接站上台唱歌；服装普通，打扮类似于我们身边的他或她。
评委：导师被成功地还原为普通人。一向沉稳和严肃的刘欢变得幽默亲切；豪爽的那英与小二班的弟子们打成一片；庾澄庆也时常手舞足蹈，插科打诨；杨坤的“三十二场”深入人心。
主持人：在节目中，作为主持人的华少只有开场短短的几分钟表现时间，只是一个“卖凉茶”的小角，其余时间则是陪在选手亲人的身边与他们一起分享各种情感。
这种角感还原了人物的真性情，也颠覆了以往的传播策略。
元素二：悬念的设置
悬念使得整个音乐节目从根本上摆脱了只有演唱和点评的常规模式，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由诸多看似偶然的剧情元素环环相扣的结构中，在椅子一次次的旋转下，一个个好声音浮出水面。双向选择的悬念和导师的举动让观众在期待中不断获得惊喜。赛制本身也是制造悬念的手段，导师选定学员后,四个小组内部进行PK，晋级的选手和另外三组的成员竞争，最后选出冠军，整个表演过程精彩连连，悬念不断。
元素三：情节化、戏剧化
在歌手演唱完曲目后，紧接着一个环节是导师询问学员的姓名、出生及职业经历等,这个环节可以说是植入故事、吸引眼球的重要环节。学员们的讲述大多出于几种模式：感谢父母，为父母圆梦，献给自己或妻子的生日礼物；或者自己虽有好声音，但外貌或其他方面
不如意，心理比较自卑，登上“好声音”舞台就有了重新回自尊的重要意义，如近距离接触仰慕已久的导师、成为求婚的仪式等等。总之，讲故事必须要有噱头，要有感人之处，能引起观众或导师在情感上的共鸣，赢得收视率。
经过上述分析，《中国好声音》俨然以一副电视大片的姿态出现，但它的成功不仅因其采取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法，更重要的是制片人深谙传播之道，将故事文本嵌入自身所处的时空坐标系中，使文本的作者与受众处于编码的同一水平面上，这个坐标系的三轴便是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消费时代，传统文化的本土优势及敢于创新的制播分离模式。下面本文就结合 《中国好声音》对这三个坐标轴进行解析。
二、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大片
1.电视媒介中的文化价值变迁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得出：《中国好声音》中的人物彼此互动，其中歌手是核心、评委是灵魂，在二者的互相选择中，角不停地互换博弈。这与过去的节目形成对比：在过去的选秀节目中，评委无疑是强者，选手必须依靠评委的好评才能取得晋级，他
窦唯 窦靖童们在节目中不仅要对评委的毒舌评价忍气吞声，同时也要忍受主持人的调笑、调侃，是节目中的弱者。《中国好声音》颠覆了这一逻辑，这一颠覆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二十一世纪开始至今，大众文化以其前所未有的能量冲击着消费者，人们迎来了消费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媒介相对过剩的背景导致受众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受众的文化价值取向成为主导，引导着传媒文化价值的定位，即大众文化成为大众阶层建构的文化语境，在这里，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它已经成为主导时下电视节目的主流价值。
这一现象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那里得到印证。斯图亚特·霍尔将电视作为阅读研究的文本，引入符号学的方法使受众开始摆脱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被动的、被灌输的刻板印象，成为具有能动作用、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和所处社会情境对电视节目做出自我解读的能动个体，从而完成了传者本体的转向，自此受众主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霍尔还借助罗兰巴特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揭露出符号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神话。具体来说，在电视文化中，承载电视话语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代表着国家中优势的社会利益，与此相应，代表优势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附着在电视话语之中，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得到传播，体现
在电视文本中则表现为城市台电视节目中由政治文化到精英文化，再到大众文化的文化价值变迁。经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叙述可以得出：《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选手与过往许多电视节目中盛装演出形成鲜明对比，原来远离公众的明星导师变成十分亲切的朋友，他们的地位越高颠覆性就越强，主持人的角定位与以往也有很大的差别，这都体现出大众文化对节目形式乃至内容的变革。
2.文化价值变迁下的传播策略
在这种变革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也应该具备相应的传播策略，这一策略即第一部分提出的故事化。《中国好声音》对好故事的倚重是出于娱乐性的定位。
值得电视人注意的是，当故事作为电视节目市场化的节目策略被普遍认同后，电视节目语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为了提高收视率，这种世俗化愈演愈烈，以至于国家广电总局在前段时间下达了限娱令。学术上也对消费时代非理性的狂欢给与了深刻的批评：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技术进步对人造成新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操作性和隐蔽性的揭露；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电视文化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性的斥责都值得电视人深思。
面对低俗、过度娱乐的指责，电视节目故事化的同时要求电视人在电视节目制作中输出正确的传播伦理。电视传播伦理的外延很宽泛，但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传播内容真实、对传播当事人的保护、对社会进步的责任。例如，在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高举主流价值观的大旗，为至情至爱歌唱，为立志励志喝彩，为大善大美呼喊，为荧屏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正面积极向上向善的中国人，一面对生活挑战却始终乐观坚韧的人，他们代表着我们民族和文明延续的精神脊梁，这表明中国电视终于回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想传播语境，它有商业上的成功，但它的传播动机是不被商业、不被市场、不被低端趣味所主导的。《中国好声音》在获得高收视率的情况下，自身传达的娱乐价值观也一改昔日某些电视台的，可以说带领着全民真正体验到何为全民娱乐的正确价值取向。“电视媒介的伦理其实就是要通过传播促进人与人之间良好和谐的关系。”这就要求，身为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应该承担传播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这是身处消费时代每一个电视人面对大众文化时应有的姿态，也是电视在和谐社会中塑造和谐文化的一把利剑。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的本土身份认定
衣服掉
《中国好声音》在形式上原封不动搬用 NBC的 《The Voice》模式，美国流行乐天后换成了麻辣豪爽的那英，刘欢代替Maroon（魔力红乐队）主唱亚当，外加综艺加主持路线的庾澄庆和个性风格十足的杨坤。为了达到原版的标准，节目中导师的椅子是直接从英国空运的，就连舞美、灯光和机位都尽量按照原版来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内容上，它与NBC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故事性。《中国好声音》重故事，因为中国人重情感、重家庭，在这点上，灿星制作团队坚持中国化、本土化，用国际的手段传递了中国梦想、精神和文化。本文就从 《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出发，探寻外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实现途径，主要表现为：
1.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实现电视文化的本土化策略
中国文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西方文化天人相分的原则立场不同，中国文化突出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这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现代意义，是构建中国电视文化方面最为独特的资源。在 《中国好声音》中，导师的形象塑造和传播处处体现出和谐：四位导师分别是不同音乐元素的代表，走搞笑路线的庾澄庆、学院派大师刘欢、歌坛一那英、草根出身的杨坤。与以往的毒蛇评委不同，这里没有挑剔只有鼓励赞
许，没有做作只有真情流露，在这个舞台上“传递了一种普世价值：公平、公开、公正以及真善美。（赵娜）”。由此看出，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和谐价值对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2.中华民族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直接可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民族传统文化是特殊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作为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堪称沉积着自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活化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电视节目本土化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例如，《中国好声音》选手吉克隽逸在决赛中演唱的 《情深意长》和原创彝语歌曲 《不要怕》，无论是从歌曲还是服装上都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舞台上的她整个造型妆容都包含了民族彩元素，如多彩印花裙装搭配夸张的银耳环，手镯充满异域风情，彝族的民歌更是带给观众不同的视听感觉，即使是唱外语歌，也散发着浓郁的民族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本土化的前提。江疏影是江珊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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