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能立刻征服观众是因为大部分片子讲的是警察掉矿井里，滑到大白浆桶里，摔下警车，和他们的其它各种各样的倒霉事。这些人代表着法律尊严，自己常常耀武扬威，在这儿却被羞辱和嘲弄了。看到他们遭罪要比看到一个普通公民的类似经历搞笑两倍。 喜爱夜蒲的演员表
不过，比恶搞一个人更滑稽的，就是某个人出着洋相，却不承认有任何不正常，还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或许最好的例子就是喝醉了的人，尽管舌头和腿已经背叛了自己，还是试图保持一幅尊严的举止，向你证明他很清醒。
出于这个原因，我的影片都是围绕着让自己陷入麻烦这个基点展开的，这样就给了我机会，可以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正常的绅士而不顾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境况多么令人绝望，就算我刚刚摔了个倒栽葱，我都总是要真诚的抓住手杖，拉直礼帽，整好领带。
对此我非常自信，以至于我会把影片里的其他角也拉下水。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力
蛋糕事件求一箭双雕。我的意思是说，用一起事件就能带来两次分别的笑声，要比用两个事件好得多。在The Adventurer里，我是这么做到这一点的：我首先把自己安排在阳台上和一个女孩吃冰淇淋。在阳台正下方那层，我在桌边安排了一个体态臃肿，举止体面，着装正式的女人。然后，当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我让一块冰淇淋从勺子上滑了下去，溜过我的肥大的裤子，然后从阳台上一路掉到那个女士的脖子里。
第一次笑声是因为我自己的窘境。第二次，笑得比第一次要厉害得多，是因为冰淇淋掉到了女士的脖子里，她尖叫起来，开始跳来跳去。只用了一个事件，但是让两个人遇到了麻烦，获得了两场大笑。
磨合期多少公里这个把戏看上去很简单，里面用到了两个人类天性的实实在在的特点。一个是普通人乐于看到有钱人倒霉。另一个是人们看到舞台或者银幕上的事会禁不住地在自己脑海中体验一番。
剧场最早学到的事情里有一个就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喜欢看到富人遭大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穷人，都暗地里痛恨剩下那百分之十的人的财富。
比如，如果我的冰淇淋掉到一个清洁女工脖子里，那唤起的就不是笑声，而是对那女工的同情了。同样，因为清洁女工没有什么尊严可以失去，这个情节就不会好笑了。但是，把冰淇淋掉到一个富婆的脖子里，在观众的心里，就是让富人罪有应得。
至于人们看到舞台或者银幕上的事自己会禁不住地在自己脑海里体会一番，我的意思是——拿冰淇淋作例子——当富婆打哆嗦的时候观众跟她一起打哆嗦。一个令人陷入窘境的事件必须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否则大家就会摸不着边际。观众知道冰淇淋凉，就会打哆嗦。如果用的东西观众不能马上认出来，观众也就不能欣赏这个笑料。基于同样的道理，早期电影里会扔奶油蛋糕。每个人都知道奶油蛋糕粘糊糊的感觉，所以他们能够理解蛋糕砸到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的感觉。
很多人问我是根据什么想出来我演的角的。这个嘛，我能说得就是他是基于我在伦敦那年从我认识的很多英国人身上综合出来的。
当Keystone电影公司，就是我拍第一部电影的公司，邀请我离开Karno的Night in an English Music Hall，一个我出演的哑剧时，我对这份工作不知如何是好，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演一个怎样的喜剧角。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了那些我见过的小英国
人，黑胡子，紧身衣，竹拐杖，我决定照着这些人的样子化妆。
这根拐杖可能是我交过的最大的好运。一个原因是那根拐杖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能更快的让我在观众心里扎根。另一个原因是我在这根拐杖上不停的下功夫，直到它几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喜剧感。我经常发现它在某人腿上勾着，或者在谁的肩膀上敲打，引得观众大笑而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正在指挥着它的行为。
我经常在自己并没料到的地方听到轻微的笑声。我会立刻竖起耳朵，并问自己为什么那场戏会逗人笑。
在某种意义上，我去看电影跟商人观察人们穿什么买什么或者做什么其实是一样的。每个投合大众趣味的人都必须让自己对“大众喜欢什么”的认知保持新鲜，与时代同步。
同我在影院里看人们为什么发笑一个道理，我随时随地都会注意他们，好获取他们会对什么发笑的素材。
比如，有一天我经过一个消防站，听到火警警报响了。我看着他们从杆子上滑下来，爬上救火车，冲向火场。我立刻想到了一串的搞笑可能。我看到自己在睡觉，完全没有意识到
火警在响。这场戏对任何人都会有吸引力，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睡觉。我看见自己从杆子上滑下来，和消防栓做斗争，救出女主角，在拐弯的时候从救火车上摔了下来，还有其它许多这条线上的情节。我把这些点子都存在脑子里，后来，当我拍The Fireman的时候，我把它们都用上了。但是如果那天我没有看到消防站，我可能永远都想不到那个消防员的角。
另外有一次，我在一个百货商店的自动扶梯上面跑上跑下。我不由自主地想这么个东西可以怎么用在电影里。我最终围绕它拍出了The Floorwalker。而观看一场职业拳赛引出了The Champion。在片子里，我，一个小个子，靠着在手套里藏着的一块马蹄铁打倒了一个大号职业拳手。在另外一部片子里我围绕招聘办公室打造出了整部影片。换句话说，这是我总是坚持关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人和事中的喜剧可能所带来的回报。
还有一次，我坐在一个餐馆里，突然注意到几码之外的一个男人不停的冲我点头和微笑。我认为他是想向我做友好的表示，于是我也向他点头致敬。但是我这么做的时候，他突然冲我皱眉头。我以为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可是过了一分钟，他又笑了。我点了头；但是他又开始皱眉头。我无法想象他为啥又笑又恼，直到我向自己的侧后方望去，看到他正在
和一个漂亮女孩调情。我的误会把我自己给逗乐了，不过这放到我的角上也是再自然不过。于是几个月前当这个场景可以被用在A Dog’s Life里时，我就用了。
另外一个我常常利用的人类天性是一般人在娱乐中喜欢对比（contrast）和意外（surprise）。显然，作为常理，人们喜欢看到好人和坏人，富人和穷人，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斗争。他爱哭，他爱笑，这些全都发生在转瞬之间。对于一般人，有对比就会产生兴趣，正因为如此，我在自己的电影里就反复的使用它。
如果我被警察追，我总是会让警察看上去沉重而笨拙，而我在他双腿间爬过就显得轻盈矫健。如果我被人碥，那个人肯定是个大块头；这样，通过大和小的对比，我就能赢得观众的同情，另外我总是试图用自己严肃的举止去对比事情的荒诞。
当然，我很走运自己个头很矮，所以我可以不费力气的制造出这种对比。每个人都知道遇到麻烦的小个子总是能得到大伙的同情。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之一。为了强调我的无助，我总是收紧着肩膀，嘴巴可怜的垂着，显得惊慌失措。当然，这都算是哑剧艺术。但是如果我再高三寸，那就很难得到观众的同情了。我会显得个头足够高大，可以保护自己了。正因为这样，观众甚至会一边笑我一边同情我。就像某人所说，感觉像是在胡夏的资料“呵护我”。
不过，你必须要小心，对比一定要足够清楚明白。比如，在A Dog’s Life的结尾，我演一个农民。这么一来，我觉得如果让我站在田里，每次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粒种子，用手指头挖个洞把种子埋进去，可能会很搞笑。于是我让自己的一个助手去为这场戏一块农田。
不错，他是了一块很好的田；但是我没用它，原因很简单，这块田太小了！它不能为我荒诞的播种方法提供足够的对比。用一块小农田可能会有些许好笑，但是用一块更大的600英亩的农田，这场戏引得哄堂大笑，就是因为我的播种方法和农田大小之间的对比。
我运用意外的程度跟对比非常类似。
我对意外总是很感兴趣，因为它就有点像新闻。我读报纸的时候，总是被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吓一跳。但是，如果我拿起报纸以前就准确地知道里面写了啥，那我就不会那么感到意外，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兴趣了。
在电影里我不仅仅会为大面上的情节设计意外，我还试图改变自己的每个动作，这样这些动作也会成为意外。我总是试图从新角度做意想不到的事情。如果在一部片子里观众以为我会沿着马路走，我就会突然跳上一辆车。如果我想引起某人的注意，我不会用手拍他的
肩膀，或者冲他喊一嗓子，我会用拐杖勾住他的胳膊，很轻柔的把他拉向自己。计算观众的期待，然后做出不同的举动，我觉得特别好玩。
在我的一部影片The Immigrant里，开场戏是我大半个身子趴在船舷外面。只能看到我的后背。从我肩膀痉挛式的抖动看，我仿佛是晕船了。如果我真的是晕船了，那放在影片里会是一个悲惨的错误。我做的就是刻意的误导观众。因为当我直起身子的时候，在线绳末端我把一条鱼拉入视野，观众看到我其实没有晕船，而是趴在那里抓鱼。结果是场大意外，全场爆笑。
央视主持人李平不过，还有一件事，就是笑得过了头。有些喜剧和电影里观众笑得太厉害太投入了，结果观众笑累了笑疲了。很多演员的野心都是要让观众狂笑，但是我讲究把笑声铺开。比起让观众每隔一两分钟就“爆炸”一次，更好的是营造一种绵绵不绝的乐趣，中间塞上一两个大号的“捧腹大笑”。
人们经常问我是不是我的笑料总能成功，还有拍喜剧是不是很容易。我有时候希望他们能全程体会一下想点子，训练演员，拍摄，剪辑和调配的过程。我经常被自己拍一部片子用掉的胶片数吓着了。为了获得观众最后看到的2000英尺的胶片，我可以拍上60000英尺。朱丹陶喆6
0000英尺胶片光在银幕上放一遍就要二十个小时！但是为了拍出四十分钟的电影用掉这么多胶片是绝对必须的。
有时候，当我发现自己虽然在一个点子上花了很多功夫，但是它却不能在我脑子里沉淀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模样，那我会立刻放弃这个点子，去试验其它的点子。我不相信应该在一个弄不出来的点子上浪费太多时间。我的确相信你做什么都必须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你使尽全力还不能把它弄圆满，那就去试点别的东西，然后如果你还对自己最早的方案有信心，你可以再转回来。我一直就是这么工作的。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