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主义的影响下探索如何打破僵化的思维定势。而在两者的结合下发展形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则更加关注第三世界女性体的利益，力求解构主流的话语霸权，继而建构新的文本叙事策略，寻求自身的话语权。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二元对立；解构；叙事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09-0048-03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董晓烨赵姝昕
收稿日期：2020-03-14作者简介：董晓烨(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叙事学；赵姝昕(1996-)，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18WWD371）；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苏珊·兰瑟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WY2019010-A ）。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15世纪前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历史之中，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西方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体系的合理性。在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法农(Frantz Fanon)等人对后殖民主义所做出的初步阐释的影响下，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基斯坦籍批评家萨义德(Edward W.Said)又对这一体制及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研究。在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后殖民主义的著作《东方学》中，萨义德指出，“东方”这一概念并非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西方国家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所定义的一个他者形象，“东方主义”则是欧洲以所谓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对东方进行批判和控制的一种殖民统治方式。不同的是，萨义德在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殖民话语的性别特征，他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由男性从事的事业，格外关注男性东方学家的相关研究，并且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构想与性别定位有某种固定的联系。对于这一观点，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一直以一吨是多少斤
男性化的词语来描述东方主义，而且他轻视了白人妇女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作用。[1]（P15)因此，对于殖民话语性别特征的研究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合理性。而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
壮大，女性主义理论所探讨的主题也随之不断变化，不仅关注基本的男女平等问题，还将性别问题放在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各种问题中进行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在此过程中衍生而成。
后殖民女性主义致力于揭示男性霸权主义和帝国殖民主义，力求形成一个平等和多元的话语理论空间。一方面，后殖民女性主义批判以男权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后殖民理论
和带有女性帝国主义倾向的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反对以同一性和均质化视角探讨两性问题。另一方面，后殖民女性主义着力研究处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向外界揭示第三世界女性生存状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对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文本解
∗∗∗第40卷第9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9月Vol.40
No.9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Sep .2020
48
读的过程中，“如果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不能圆满地认识和解决第三世界妇女问题，不能正确地阐释第三世界妇女的文本，那么对于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来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寻求和建立一种适应第三世界妇女文本的新的理论范式和阐释策略”。[2]（P102)在众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中，如印度女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就以后现代思潮中出现的解构主义为理论武器，寻求建立一种能与西方殖民话语相对抗的话语体系。
一、解构主流话语霸权
西方思想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指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设定于一种等级之中，使次要的第二项从属于首位的第一项（如男人/女人，主人/奴隶等），继而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建立起等级差别。正因如此，一直以来在政治、科技、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话语中，西方永远是现代、发达、文明、智慧的代名词，而东方则“被定义”为野蛮、落后、愚昧、无知的刻板形象。反观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强调差异，反对二元对立的理论策略，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们试图运用这一策略来解构西方的主流话语霸权，从而反抗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女性体所受到的压制。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解构主义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反主流和反权威的批判性思维。在西方的女权运动中，众多的西方女性主义者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抨击，在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个本来身处于边缘的体，却在面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相关问题时表现出了逻各斯主义的倾向，被称为“女性帝国主义”。著名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关于中国妇女》一文中，以中国古代封建情文学中的“房中术”为例，推断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女性都是自愿缠足以取悦男性或是赢得他们的尊重，并且用弗洛依德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学说对此加以说明，得出缠足这一行为代表了中国女性将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这样荒谬的结论。斯皮瓦克对克里斯蒂娃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批判，她指出：“克利斯蒂娃在七十多页的篇幅里，始终没有占有档案中的证据，没有第一手研究资料作为依托，使得假说变成了历史事实。”[3]（P82-83)除了古代中国女性缠足的风俗之外，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还乐于关注非洲女性的割礼和中东女性佩戴面纱等现象，并将这些行为同质化为第三世界女性的普遍习俗，忽略第三世界女性实际的家庭和工作等方面的生存情况，暴露了她们视自身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这种差异意识设立了一个隐含的文化等级，通过文化优势造成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规约和知识2011韩剧排行榜
内化，抹杀第三世界妇女认识自身、表达自身的能力。”[4]（P59)正如斯皮瓦克在其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所宣称的：“在属下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中，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5]（P126)第三世界女性因其在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从属地位，长期受到帝国殖民主义和男性霸权主义的双重权力话语的压迫，从而丧失了自身的主体话语权，成为他者的他者、属下的属下。因此，斯皮瓦克表示：属下
不能说话，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有责任为她们说话。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解构主义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阅读文本的新视角和新策略。以经典的英国女性文本《简·爱》为例，这部小说是脍炙人口的女性主义作品，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简尽管身为孤儿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依然能够坚持自我，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最终收获了美满爱情的故事。在小说中，夏洛蒂·勃朗特通过自传性的叙事手法，成功将简塑造成了一个敢于与不公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发出了女性想要争取平等权利的声音。而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斯皮瓦克却采用解构主义策略将《简·爱》进行了重新解读。斯皮瓦克认为，勃朗特在作品中设定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这种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了读者。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家庭模式，罗彻斯特与其太太伯莎·梅森组成的合法家庭和之后与简所组成的“非法家庭”。在小说开头，简因其孤女的身份在罗切斯特家受到冷待和排挤，处于家庭的边缘位置。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简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最后与罗切斯特成婚组建了一个合法的家庭，使得读者认可了两者的爱情。而促使简在小说中的地位发生改变的原因，斯皮瓦克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这种改变提供了可行的话语语境。她指出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牙买加籍妇女伯莎是在帝国主义思想下构想出的人物，勃朗特把伯莎描写为“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一般的野兽摸样，与简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形成对立，在这种对比之下，简对罗切斯特的追求就成为了一种美德和幸福的象征。而伯莎的出生地西印度岛（英属殖民地）则被描写为充斥着“无底深渊里的空气和声音”一般的地狱，与文明的人类社会形成对立，使得罗切斯特逃离与伯莎的婚姻的
行为变得合理化。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被设定出的人类与野兽、人间与地狱的二元对立，为简与罗切斯特的关系从合法到非法提供了话语场。
斯皮瓦克对以《简·爱》为代表的诸多文学作品解构式的批判和解读，挑战并颠覆了当时主流殖民话语的权威性，对当时主流的女性主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对后殖民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话语权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
49
姚元浩二、建构文本叙事策略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诸多历史因素和批评理论的影响，为了在其他主流话语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后殖民女性作家必须在文学创作时建构起独特的文本叙事策略，用自己的话语讲述第三世界女性体自身的故事。
法农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控制语言将获得非凡的力量。[4]（P169)因此“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语言作为殖民者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它可以从底部侵蚀并彻底摧毁另一种文化，使一个民族因为失语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载体。”[6]（P168)尤其对于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来说，由于受到殖民文化和殖民语言的影响，她们无法
用本民族的语言言说，只能用官方的主流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于是，为了突破殖民语言的禁锢，挑战殖民话语的霸权性，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试图以各种方式将本土语言与殖民语言融合，形成混杂性的语言（如克里奥尔语，洋泾浜英语等），在维护了传统表达方式的同时，也为后殖民女性体在文学创作领域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
除了叙事语言的选择，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在叙事结构方面也存在其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在黑人民族的文化中，作为日常生活需要的“百纳被”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而按照一定模式将不同形状的布料缝合成整体图案的缝制百纳被的过程，则对后殖民女性作家在小说形式和结构的创作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成名作《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以百纳被式的形式和结构进行了叙事创作。小说的第一部分节选了一段美国经典童话，讲述了小女孩珍妮与家人舒适幸福的生活。该选段在全书中出现了三次，这三次引用的文字内容相同，而文字形式却不同。第二次出现时选段中的标点被去除了，第三次出现时单词之间的空格消失，大写字母被改为了小写字母，整段文字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百纳被布料般破碎的状态。作为黑人女性体中的一员，莫里森表面上借用了白人殖民语言的话语权威，实则以黑人文化的创作手法解构了白人意志下黑人家庭虚假的幸福生活，揭示了黑人体的真实处境。小说的第二部分以叙述者内心独白的形式先将故事的结局展现给了读者，而后才表明了叙述原因。在余下的叙事章节中，莫里森将它们以四季秋、冬、春、夏的顺序命名排列，每章又都包含以两个不同叙事视角讲述的叙事文本。可以
看出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莫里森选取了诸多不同的杂乱的故事片段，将这些片段按照四季的主题排列成章节，最后又将这些章节完整地拼接在一起，百纳被文化被很好地运用并体现出来，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叙事方式。
而在对于文体的选择方面，后殖民女性作家的创作会更倾向于自传体的文学形式，其中以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最为典型。自传文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自传文学成为许多作家试图建立自我身份地位的主要书写方式。从叙事技巧方面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在自传体中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的这种方式，可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性别身份，更直接地彰显女性意识，从而更好地争取女性在叙事文本中的话语权威。而以汤亭亭、谭恩美等人为代表的华裔女性作家，女性和族裔的双重边缘身份使她们除了在创作过程中表达自身女性的主体意识之外，还着重以女性视角为中心描写美国华裔体的生活和经验，关注以家庭生活和母女关系等为主的女性化题材，强调个人生活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随着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们认识到了在自传体中表达第三世界女性作为一个体的经历和思想的重要性，而自传体也就逐渐成为了她们更乐于运用的叙事文体。
总之，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们逐渐认识到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帝国女性主义话语都占有着主流话语的地位，使得第三世界女性体丧失了主体意识，从而沦为不能言说的客体。因此，她们以探索和建立独特的文本叙事策略为主要任务，力求发出第三世界女性体的声音，
继而逐渐掌握话语权和恢复自身的主体地位。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的当今社会，对于如何建构话语权的研究则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林树明.性别意识与族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
[2]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蔬菜汁[3]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陈仲丹，译.江
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2-83.投资公司起名
[4]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浙江：浙
江大学出版社,2013.
[5]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罗钢
会科学出版社,1999.
[6]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王占峰]
50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