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严惩印度：“大将”被勒令永久退役
2010-05-28 07:48:59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印藏南边境地区爆发。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印度则称为瓦弄之战（王鸥刘恺威是怎么回事Battle of Walong）。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争议，即使是战争爆发的时间：中方称自1962年6月起印军就向中国边防军开攻击，中国军人死伤数十人，而印方则称当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印度，战争开始。 在短暂的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则进到冻牛肉“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据可查资料，中国军队全歼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但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令一些印度人耿耿于怀，他们自认为“是遭到中国突袭才失败的”。如今，回顾几位参加过对华战争的印度军官的经历，也许能让人更全面地了解那场不期之战。
考尔：被不恰当运用的“战神”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Brij Mohan Kaul），因作战失当，导致印军主力被解放军痛歼。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中国军队的手下败将早年还是“印度战神”。
考尔是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远亲，1933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随后进入英印军东萨里团服役。1940年10月25日，英印军第8步兵师在密拉特组建，考尔担任该师第17印度步兵旅的中尉排长。
1941年6月，考尔随部队海运到中东，参加进攻维希法国殖民地叙利亚的战斗。当时英国害怕软弱的维希法国会将叙利亚送给纳粹德国作为基地，进而威胁苏伊士运河。考尔自告奋勇，率突击队奇袭交通枢纽阿勒颇，没想到当地法军望风而逃，考尔一行32人不费一一弹就占领了这座城市。英印第8师师长查尔斯·哈维火线提升考尔为上尉，给予他一个
连的指挥权。
1943年10月，英印第8师来到意大利战场，作为英国第13军的主力参加了血腥的卡西诺战役。战斗中，考尔所部突入奥郎西山，在德军“希特勒防线”上撕开一个致命的缺口。考尔连队在没有公路的山区大显身手，在德军还没来得及建立新的防线前就穿插到罗马附近的7号公路，不仅直接切断了德军主力第10集团军的后路，更威胁到安齐奥地区的德军第14集团军侧后。最终，德军不得不放弃意大利中部的制高点--卡西诺山峰，接着撤出罗马。因在战役中表现出，考尔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媒体还吹捧他是“印度战神”。
之后，出于对考尔的信任，盟军指挥部命令考尔连队护送最珍贵的佛罗伦萨艺术品。完成任务后，考尔又重回战场。1945年5月2日，考尔和9名士兵在奥地利境内接受了德国第1空降师1.1万人的投降。
1947年印度独立后，考尔加入印军后勤部队，因为那里的待遇相对较好，而考尔也需要挣钱给继母看病。顶着“印度战神”的光环，考尔在印军中官运亨通，没过几年就当上第4步兵师的少将师长。1960年11月，考尔率该师从旁遮普邦调往阿萨姆邦，负责“警戒”中国方向。第4师的防区涵盖东起缅甸，北至中国西藏，西至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三角地带，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从阿萨姆平原到中印边境几乎无路可通，前沿哨所多数时候只能靠空投给养。
但傲慢的考尔积极推行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即蚕食中国领土），他组建了代号为“土斯喀”的“边境修路组织”，在中印边境大修战备公路。第一期工程是完成从提斯浦尔经邦迪拉、拉通到达旺的380千米道路，沿途都是地质灾害频发的山区，容易出现塌方。在考尔督导下，印军修路计划逐步展开，空军也提供配合，大批部队调进山区，但他们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限制。
1962年初，考尔晋升中将军衔，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在新德里，他提出“昂卡尔计划”，
计划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兼则马尼到克节朗建立35座军事哨所，这无疑是公开向中国宣战，考尔强制规定在1962年7月底前完成这项任务。实际上，“昂卡尔计划”所建立的哨所大多只能容纳一个排，且给养全部靠空投，没有任何战术价值。但考尔倚仗尼赫鲁的支持，坚持不惜代价地向中国领土纵深推进。
“昂卡尔计划”终于激怒了中国，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全面爆发。考尔主动要求到前线担任第4军军长，他不顾基层将领反对，强行越级下令第7旅前往克节朗河作战，结果导致该旅后来在数小时内被解放军摧毁。
10月6日，考尔带着一帮参谋来到吉米塘，他们是第4军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工程参谋马·阿·拉加瓦德准将、炮兵旅长奈尔准将、新德里作战处的桑吉瓦·拉奥中校和纳林德尔·辛格少校。考尔对第4步兵师师长表示，必须限时把中国人从塔格拉山口清除出去，最后期限定于10月10日。在作战会议上，部下和考尔展开激烈争论，下级对考尔跳过师旅首长去调动部队提出抗议。但专横急躁的考尔对此置之不理，并警告反对者如不服从命令，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为显示自己无所畏惧，考尔还跑到前沿高地视察，以鼓舞士气。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印度的败局，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印军3个主力旅在十几天内被打垮，另有5个旅被重创。战后，考尔被勒令永久退役并接受情报部门的调查，甚至被停发了退休金。
纸的发明一位印度评论家指出，考尔只适合当中下级军官，绝不能让他升任团长以上的职务。但死硬的考尔后来在中印边境战争回忆录中一再为自己开脱，按照他的观点，印度之所以被中国打败，竟然是因为“印军投入兵力不够”。
达尔维：败军之将得到宽恕
中印战争期间，印度陆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是中国军队俘获的最高级军官。但他被释放回国后，仍受到重用，还连续两次被提升。
约翰·达尔维（John Dalvi），1920年生在伊拉克，祖籍印度孟买，1940年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英印第17步兵师服役。达尔维第一次参战是在缅甸，他指挥的排一度陷入日军重围，不得不撤往碧琳河（Bilin River），但那里并非合适的防御地点，达尔维一行只好继续向锡唐河（Sittang River）撤退，途中不断遭到日军空袭和伏击。
为甩掉日军，师长杰克·史密斯少将（Jackie Smyth）不顾数千印度士兵尚未渡过锡唐河，严令达尔维炸掉跨河大桥，达尔维不得不执行了命令。达尔维晚年回忆起1942年的悲剧：“只有不到1000人从日军包围圈里突出来，我们几乎把所有武器都丢了。”而在1944年日军入侵印度重镇英帕尔时，英印第17师一雪前耻，达尔维指挥的部队以巨大伤亡拖住敌人。7月，遭受巨大伤亡的日军率先撤出战场。
战后，达尔维晋升为陆军中尉，1945年初被调往英印第44空降师任排长。1945年5月1
日，他率领一个廓尔喀排空投到缅甸仰光，不过他们没遇上敌人，原来日军已在几天前撤离了仰光。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达尔维晋升为上尉连长，第44师师部要他带一个连空投到新加坡，解救盟国战俘。于是，达尔维连率部赶在盟军大部队之前接管日军控制的新加坡战俘营，并向当地市民发放救援物资。
印度独立后，达尔维在印度陆军中历任营长和陆军司令部参谋，1962年初出任第7旅旅长。该旅是中印边境东段的最前沿部队，下辖3马国明黄心颖分手个步兵营和1个步联队，还有一些小型炮兵单位，装备有76.2毫米迫击炮和75毫米山炮，总计6000余人。
1962年9月9日，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目的是将“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塔格拉山脊变成实际的中印国界。紧接着，印度陆军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亲自电令达尔维，要他把第9旁遮普营调往多拉哨所，第7旅其他部队也必须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这次行动密码代号为“里窝那”。
9月11日，第7旅从达旺出发，徒步向克节朗山区开进。该旅在推进时遇到极大困难，首先是交通条件恶劣，达尔维不得不让部队把所有重装备都扔在平原上。其次是当地正值收割季节，印军征集不到民夫，他们只好背着全部给养进行漫长的山地行军，每名士兵负重近35千克。此外，由于行动仓促，印军官兵只穿着秋季作战服和帆布军鞋，3名士兵分享2床行军毯，这导致大量非战斗减员，冻伤和肺水肿十分普遍。
先期出发的第9旁遮普营经过数天强行军，于14日到达克节朗河谷。此时，第2拉吉普特营、廓尔喀步联队、第6炮兵营和第34重迫击炮团的2个轻机排也到达龙布，距克节朗约6千米的章多成为第7旅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
考尔坚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计划”，命令第2拉吉普特营夺取塔格拉山脊西侧的雍错山口。达尔维准将对这个计划相当不满，因为这意味着1个没有炮兵掩护的营要在中国军队眼皮底下向海拔约4876米的山顶运动。达尔维拒绝执行考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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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下属的抗命，考尔生硬地答道：“勇敢无畏的步兵不需要炮兵掩护。”无奈之下，达尔维退而求其次，要求在第2拉吉普特营出发前先派一支巡逻队前往尺冬地区，为该营提供侧翼掩护，而第2拉吉普特营（缺1刘星家到底多有钱个连）定于10月10日凌晨发起攻击。
没想到印军巡逻队一进入尺冬就遭到解放军重创，达尔维请求考尔暂停“里窝那计划”，但考尔置之不理。10月20日，解放军发起反击，达尔维在开战一小时内就丧失对部队的控制，第7旅在解放军头半小时的炮击中就被击毙400多人，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8个小时后，第7旅彻底丧失战斗力。
达尔维和旅部直属人员在销毁文件后撤向东南方向的奇姆。为避免遇上解放军巡逻队，他们躲进深山老林。10月22日清晨，耐不住饥饿的达尔维钻出山地，结果撞上整整一个连的中国战士，他只好束手就擒，成了战争中被俘的印度最高级别军官。
达尔维被抓获时，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神智恍惚。解放军第419部队给达尔维安排一
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壶和干粮，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第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俘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钻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在中国收容所里，达尔维准将的待遇是最高的，每月还有两条香烟，半斤水果糖。
为满足达尔维等印俘军官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中方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组织达尔维等27名高级军官前往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参观。为照顾印俘军官的面子，参观中的保障和联络工作均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负责，解放军代表只在印俘集中和遣返时出面，不陪印俘参观。中方接待人员也十分注意言辞，称印俘军官为某某先生或称呼他们的军衔，向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解除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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