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
观古往今来,历史故事一直是承接历史展望未来的桥梁,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
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1：唯一要杀光日本人的中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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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抗日战场真正的战神，他曾送给侵华日军“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他是唯一敢威胁日军，要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的中国将军。
他叫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战死北平南苑。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
同一日，与赵登禹情同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战死南苑，于是，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
3年后，原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将总司令的张自忠战死襄河，这样，北京有了第三条用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仅此三条。
今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那时有座龙泉寺，以办理慈善教育而着称，旧址即今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战胜利之后，年仅10岁的赵学芬去龙泉寺祭奠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常在夜间听到将军喊口令操练士兵。”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经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长李德全提议，主席为赵登禹亲属签发了《北京字第捌拾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期间，赵登禹烈士的墓被挖开，欲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烈士尸骨无存。
赵登禹赵登禹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于卢沟桥城东关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898-1937)"。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又三次为赵登禹烈士墓整休扩建和立碑，并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仍在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军铃木师团在得到热河后，继续尾追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和喜峰口前进。
美丽签名正当长城各口险象环生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队尚未全部进入察哈尔之时，蒋介石将该部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此时赵登禹奉命率该旅所辖的二一七、二一八两个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仅一天工夫，
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敌一步跑到了喜峰口。赵登禹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即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把王长海的二一七团派到第一线，抢占喜峰口两翼长城一线，把二一八团和特务营布置在第二线。日寇炮空联合，掩护步兵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势，以猛烈的近战火力，迭次歼敌于阵地前。我部战士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抡起大刀，与敌肉搏，迫使敌退一千多公尺。
敌我双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先是三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长城一线和撒河桥之间的二线阵地，而后敌炮又集中火力摧毁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营营长过家芳率部与敌冲锋部队展严肉搏，官兵伤亡过半。我部阵地虽居高临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转入预备阵地，与敌对击。这次战斗由于敌炮猛烈，我部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旅长腿部亦中敌弹。他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简要地分析了两日战况后，提出出敌不意，于当夜绕至敌后袭击的方案。他沉痛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与会者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均已极度困乏，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顿时振作起来，都纷纷举手，含泪表决心，坚决执行袭敌方案，予敌寇以歼灭性打击。
文学名言会后，按战略部署，由一一○旅(旅长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阵地，赵登禹率一○九旅利用夜间由潘家口、蓝旗等地绕至敌后，袭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正面的一一○旅，立即出击，打通正面，与一○九旅两面夹击敌人。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又命王长海团组织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队，为夜袭的先锋队。夜八时，赵登禹率全旅两千人渡过滦河，绕到敌营之后。时届深夜，正当敌寇酣睡之际，我敢死队首先闯入敌营，如天兵而降，抽出红缨大刀，趁月黑风高，逢敌便砍，日军在仓皇中来不及着衣，即作了长城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之后，怀着仇恨的烈火，猛杀猛砍。过家芳营士兵首砍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之中，并取其图囊，搜出日军侵犯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此役，毙敌约三百余，破坏了敌炮十八门，我部亦伤亡二百余人。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和义院口(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听到赵登禹旅得胜的喜讯，立即出动，把侵犯的日军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同时，商震、关麟征两部，抄敌人后路，也收复了冷口。
白百何老公张思麟二十九军威名自此扬名字内，很多国际友人都认为这次胜利是个奇迹，任何一国军队都无法追及，“中国不会亡”的原因就在于此。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国民政府向宋哲元军长、刘汝明副军长(兼一四
三师师长)、秦德纯参谋长和赵登禹旅长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陈瑞的图片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
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2:500敢死队不带冲敌营
鲍鸿海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一名文书，参加过着名的台儿庄战役等。战争使他的耳朵受到损伤，听力一直不好。80岁的老伴儿李伟珍坐在丈夫身边，时不时伏到他耳边说话，充当“翻译”。两个人携手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甘苦与共。
鲍鸿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台儿庄战役的一些情景。“白天阵地丢了，晚上我们就再去夺回来。夜里敌人的大炮、飞机使不上，我们肉搏，连长死了排长补上，排长死了班长补上。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都用上了。”
老兵每说一段都会停下来沉默好久，双目下垂，陷入深深的思考。象征荣誉的勋章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历史的时钟滴答滴答回响，仿佛浓缩进了数十年时光。
“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连都没带就冲进敌营，最终夺回了东门。我听说最后只剩几十人。”鲍鸿海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客厅里挂着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几个字是老兵一生最好的写照。鲍鸿海的大儿子鲍玉龙说，父亲的三个哥哥都参加过抗战，全部牺牲在战场上，除了自己，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宝剑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挂满了耙子、铁锹等各种农具。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睛却很有神。
90岁的抗战老兵文生明还能记起许多战友的名字。他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独立46旅的一名战士，参加过中条山的望原会战等。
“当时不知道害怕，人一害怕就不行了，”文生明说，眼眶里闪着泪花，“一起抗战的，有回来的人，有没回来的，孙塬镇就活着我一个。”
文生明也有一枚勋章，上面写着“敬献给为我中华独立自由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这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组织颁发给他的。因为经常拿出来看，每次拍照都会戴上，勋章的漆已掉
了大半，别针也坏了，只能用一根铁丝别在衣服上。对老兵来说，现在已是风烛残年，别无他求，清贫一生过得并没有怨言。
今年7月，民政部重申有关政策，并表示将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体、特殊体、优抚体的保障水平。参与“寻老兵”的志愿者说，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2万余人，目前寻到的不到1/10，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农村。
志愿者刘宽利2009年开始自发组织寻抗日老兵线下活动系列报道。他说：“抗战老兵成仁取义的民族精神足以震撼我们。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勋章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誉，而是他们希望被时代记住的心声”。
抗战时期的感人故事3:抗日英雄刘子诚
抗战最艰难时期，在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上，中美双方用三年损失609架飞机、牺牲1500多名飞行人员的巨大代价，为中国内地运来作战物资65万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郡格个人资料今年95岁高龄，家住安徽省宣城市城区电大巷的刘子诚老人，曾经就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飞行报务员。当年，他在西藏坠机跳伞负伤。被救伤愈后，又被派到敌后开展谍报工作，用特殊方式打击侵略者。
“七七事变”后，刘子诚在老家河南省汝南县成了一名流亡学生。他和其他流亡同学辗转驻马店、汉口和长沙，来到贵州，进入铜仁县国立三中公费读书。
1939年春，读高二的他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通信兵科。“两个指头按键，短按是‘嘀’，长按是‘嗒’。当年发报，内容是英文，每个字母，用几个数字代表。数字‘1’是‘嘀嗒’，‘2’是‘嘀嘀嗒’，‘3’是‘嘀嘀嘀嗒嗒’……‘9’是‘嗒嘀’，‘0’是‘嗒’。这是国际通用的，但哪几个数字组成一个字母，就是密码了。”老人说。两年后，刘子诚毕业分配到贵州防空司令部无线电总台，参加防空预报网络的电报收发工作，为防空网络预报来袭敌机的方向、架数等情况，让我方军民提前防备，最大限度降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