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
第1期（总第209期总第37卷）
Jan,2021
No.1Jan.No.209Vol.37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Youth L 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张艺谋与姜文：认同与疏离
滕旋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济南250014）
摘要：张艺谋与姜文都是当下中国电影领域有影响力的导演，二人曾合作过《红高粱》《有话好好说》。姜文身上流露出的自由情感和理想主义是张艺谋对他产生高度认同感的内在缘由，而张艺谋对影像语言的不断探索激发了姜文，并促使姜文对张艺谋产生认同。成长环境的差异和独特鲜明的个性是二人逐渐走向疏离的基本原因，但致使二人走向最终疏离的原因是各自建构了一个风格独特的电影宇宙。
随着姜文电影王国的建立，张艺谋也逐渐完成了属于他的时代责任。那么对姜文来说，属于他的时代使命正在不远处，我们期待中国电影界涌现出更多这样优秀而坚守自我创作个性的导演。
关键词：张艺谋；姜文；民族文化；理想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8329（2021）01-0113-05
张艺谋在1980年代就已初露锋芒，先后创作了《红高粱》《有话好好说》《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影》等众多作品。当话剧出身的姜文开始在荧幕前活跃时，引起了张艺谋的关注。二人合作的《红高粱》《有话好好说》两部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业界关注。但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合作过两次后，二人至今再无交集。那么，张艺谋和姜文在初期为何会产生互相认同？新世纪之后为何又走向了疏离？探究这些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二人的创作风格，以及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轨迹。
张艺谋与姜文，作为当下电影界影响力深远的两位导演，二人在影视领域都有着过人的成绩。张艺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了中国第一个柏林金熊奖，后来的许多作品也斩获过一些大奖。而与他相差13岁的姜文，从舞台话剧转行为影视演员后，取得了不俗成绩，如《北京人在纽约》《芙蓉镇》《红高粱》等多部影视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社会反响。无论是身为导演还是演员，姜文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自由的个性以及对表演独到的见解，这使得他在大银幕上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两位身处不同时代、被划分为不同代际的导演却在短期内有过两次紧密的合作。第一次是1987年在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作品《红高粱》中，启用姜文作男主角；第二次是1997年张艺谋拍摄《有话好好说》时再次邀请姜文作男主角。从当下的发展来看，这两次合作是第五代导演代表之一张艺谋与新生代导演的代表之一姜文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不仅表明了二人在创作理念抑或某些方面的互相认同，更暗含着代际导演之间的某种历史责任感。由此看来，这一合作充满了时代韵味，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张艺谋在他人生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中就聘用姜文做主角，这已然表明张艺谋对姜文的某种认可。在拍完后，我们更加清楚了这一认同是从何而来。张艺谋曾高度赞扬过他，“《红高粱》中那种张扬生命的活力、蓬勃的热情、一无反顾的那种勇敢精神，是靠’我爷爷’这样一个形象来完成的，是靠姜文那种狂放的精神感觉，靠他的表演传达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他居功之首。”[1]他的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既体现了对姜文表演能力的认可，又是对姜文个人精神气质的肯定。在二人第二次合作即圆满完成《有话好好说》后，张艺谋再度评价姜文,“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清楚我们要拍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2]。可见，二人都有着明确的创作追求，并且张艺谋在有意识地将姜文身上表现出的特质与自己进行合并同类项。
姜文是第几代导演收稿日期：2020-10-25
作者简介：滕旋（1995—），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研究。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1-1
值得一提的是，姜文在参与电影《有话好好说》之前，完成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1999年（《有话好好说》）的这一次合作，张艺谋邀请姜文是否与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第一次的合作，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张艺谋与姜文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或者说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这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步入新世纪后，二人于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张艺谋拍摄的商业大片《英雄》引起广泛影响，姜文带作品《鬼子来了》去参加国外各类电影节。按照社会效应来看，张艺谋与姜文理应互相了解，但我们在公共场合很少看到二人对彼此的评价以及相关信息。那么，二人何以在早期产生互相认同呢？又为何在新世纪后鲜有交集并呈现出逐渐疏离的趋向呢？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二人在19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有过紧密的两次合作。那么，这两次合作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促使二人互相认同的是何种原因？
张艺谋对姜文产生认同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他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渴望获得却无法拥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姜文身上的个性自由和理想主义。张艺谋对自我需求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曾坦诚提到过“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3］其实，张艺谋的这种情感需求是有迹可循的，他个人的情感较为含蓄、内敛，更侧重深沉、厚重的表达，这使得他
本人无法与那种豪放激昂的风格相统一。但是，这并不代表张艺谋不注重这种风格。他将内心一直渴望的自由和理想主义情感寄托在影片中，通过姜文的独特表演来传递个人的创作风格。姜文在《红高粱》中饰演的余占鳌这一角鲜活真实地将张艺谋需要的那种张力和热烈演绎地淋漓尽致，将北方大汉豪爽的英雄气概展示出来，实现了导演的情感诉求。就像张艺谋讲的那样，“《红高粱》实际上是我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把它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想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4］这一理想世界既承载着张艺谋对中华民族原始
—尽情地张扬自我、释放自我，而将这一生命力的赞誉和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愿望—
cs1.6如何加机器人浓郁情感传达出来的正是姜文及他的表演才能。
除却上述主要原因外，张艺谋欣赏姜文还在于他被姜文精湛独到的表演深深地打动。在拍摄完《红高粱》后，张艺谋高度赞扬姜文,“在我看来，姜文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演员，很有表演天才［5］这一赞扬不仅仅是对姜文的认可，更是对他表演效果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默认。姜文凭借早期在舞台剧上的经验以及独特的个性，为他以后在影视领域的长期发展作了铺垫，也为二人再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张艺谋对影像语言的不断探索启发了姜文，并促使姜文对张艺谋产生认同。1997年，张艺谋导演的《
有话好好说》再次邀请姜文担当男主角，二人又共同铸就了一部影视佳作。在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在摄影方式、人物台词等方面与以往电影大不相同，他力求不断创新电影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呈现独特的电影风格。正如在采访的时候，他说道：“从剪接到摄影，到光线的运用等很多东西，跟我过去的影片相比都有很大的反差，我自己觉得更具有挑战性。”［6］相较其他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跟镜头以及一些幽默的人物对白。如影片里赵小帅在楼下雇劳务人员喊安红出来时，导演运用较多的摇镜头来拍摄赵小帅与劳务人员之间的对话，配之滑稽幽默的台词像“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等，使得整部影片传递出欢快、轻松的基调，并进一步实现了导演既定的目标—
—“我们必须使电影带上喜剧彩，保持幽默感张艺谋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是十分显著的，而这一创作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姜文。姜文在导演作品时将个性特征融入到自己作品中，但是并没有刻意模仿张艺谋影片的风格。姜文从自我特性出发，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对事物的一些独到看法和深刻见解，令电影呈现出极强的思辨性，从而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理想国，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如同姜文自己讲到的那样，“但直接去聊也没意思，太脏乱差了，但可以弄成红肥绿瘦的样子，按照某种格律和韵脚锤炼成个东西，这样会比一把鼻涕一把泪聊有意思”o［8］将此对照他的电影来看，我们便可熟知一二。首先，姜文对镜头语言和台词运用之简练通过影片《让子弹飞》中的张麻子赴“鸿门宴”一段可见。张麻子和黄四郎之间的对话简短有力，将二人的背景来历及各自目的传达出来，令影片节奏紧张而有序；镜头切换之迅速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剑拔弩张的焦灼感和激烈感。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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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善于通过隐喻化手法将思想表达出来，这种隐喻手法不仅是台词的隐喻，也是在叙述整个情节时的暗喻。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如《鬼子来了》《让子弹飞》《邪不压正》等，都使用了隐喻化的叙事策略。女口《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说的“让子弹飞一会”，《邪不压正》中那瓶传承了四代人的酒和影评人的死状等台词和剧情的凝练，体现出他一贯精简和善于隐喻的艺术风格。姜文对电影的独到把握，进一步印证了周星教授所说的，“姜文是中国五代后导演中艺术个性最为激扬难抑的一位创造者”［9］。姜文对电影独特性的追求与张艺谋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主要在于二人在作品中都贯注了高度的艺术个性特征。在当下商业化为主导的电影市场中，对艺术作品的个性化坚守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个性创作又何尝不是一代又一代导演传承下来的对电影的一种追求和恪守呢？而这种顺承性在本文中就体现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与新生代导演姜文之间的对接。
张艺谋对姜文的认同除了上述内容外，也与他的社会职责有关。代际导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张艺谋被赋予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传承中国电影并使之继续发扬下去，进一步为电影领域培育更多的新生创作人员。因此，他对姜文的器用或许也是在践行这一崇高而伟大的使命，当张艺谋看到姜文作为新生代导演在界内日渐进步并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时，他已经尽到了作为代际导演的社会责任。
二人短期内的两次合作理应为以后的合作奠定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二人在电影方面没有产生交集，其他领域也鲜有合作。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当首先将二人置于当时的电影市场环境中去看待，分析复杂环境对二人创作理念产生的影响，但这仅仅为二人的分离起到一个铺垫作用。如果我们从二人的成长环境、个人性格以及不同创作风格去探究，就会发现二人逐渐走向疏离的真正原因。
新旧世纪之交，张艺谋和姜文面对着国内外怎样复杂的电影环境呢？二人又分别有着怎样的应对措施呢？新世纪初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政治、文化都在以迅猛之势发生着显著变化，作为文化载体的电影亦是如此。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入侵对中国电影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即使是每年严格控制进口片数量，也难以恢复国产电影在观众心中的中心地位。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政府在2003年全面开展电影产业改革活动，加强对国产电影的管理，使之形成一股强劲之风与好莱坞抵抗。借助政府的有力管理，有的导演开始尝试转变创作风格以抵抗好莱坞电影，有的导演试图寻好莱坞电影的创作规律并刻意模仿，有的导演仍选择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
于此，面对着好莱坞电影的长驱直入和国内电影市场的变化，姜文和张艺谋都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前进。姜文在2000年创作了个人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尖锐的题材以及透彻而有韵味的主题使得这部电影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也使得个人再一次名声大噪。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虽多次在国外获得大奖，但是在国内却因种种问题而被国家广电总局要求禁止播出。由此看来，在中国电影面临着
内外双重压力时，姜文并没有受其影响，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尽管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张艺谋此时开始转向商业大片的制作,2003年导演的商业电影《英雄》体现出了强劲的势头。影片不管从演员选取、故事情节还是视觉效果，都在有意识地贴近好莱坞大片，以试图抵抗外来电影的入侵。事实证明，电影市场对这一类型作品的包容性很强，即这部电影取得了当时极高的票房成绩，对后来电影类型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随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大片再次向观众展示出张艺谋转型的成功，这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对张艺谋个人而言亦是一次重要机遇。新世纪初期的电影创作环境仅仅令我们明确了二人面对复杂环境时所作出的应对措施，但这不能成为证明二人走向分离的有力依据。
成长环境的差异是二人逐渐走向疏离的基本原因。张艺谋与姜文虽然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但是二人的生活环境却大不相同。张艺谋出生于1950年，其父毕业于黄埔军校，因历史的原因，父亲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0］张艺谋因此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也走得比较顺了，但仍然活得很累。”［11］艺术史的发展轨迹证明，艺术家的成长之路不一定总是一帆风顺的，但逆境更能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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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一番功绩，文学方面如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绘画领域如梵高及其《向日葵》，音乐方面如贝多芬及其《交响乐》等。于张艺谋而言，早期生活困境中造就的坚韧毅力使得他在电影创作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魄力，这种魄力具体来说就是面对复杂环境时所作出的各种大胆尝试。在新世纪之后，面对着国外好莱坞电影对国产电影的冲击和国内电影市场改革的不稳定性，张艺谋有足够魄力率先作出显著改变，以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出生于1963年的姜文，因为家庭成分优越，“他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小学音乐教师”[12]，家庭氛围较为浓厚，其成长道路较为顺利。姜文在期间几乎没有受到负面影响，所以这段历史于姜文而言就是一段奇特、自由的故事。这就像王一川教授所分析地那样，“姜文小王朔和冯小刚5岁，所以更有理由对’文化大革命’只知其热狂面孔而不知其冷酷面孔，更有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岁月里还始终受到其想象的革命者这一精神原型的魅力感召，而保持其革命理性主义的单纯和热烈。”〔"]姜文对那段历史的独特认知，使得他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和期待，这在他导演的首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可以明显感知。不同于张艺谋充满荆棘的成长之路，姜文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宽松和自由，这就为他以后的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即电影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的风格，这是一种与张艺谋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
生活环境对性格的塑造起着一定的作用，正是这种对比鲜明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张艺谋稳重、内敛的性格和姜文张扬、自信的个性。张艺谋因家庭成分的特殊性而在当时社会中倍受歧视，正如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低调、循规蹈矩、跟随大众的人，而后在陕棉八厂中的苦闷生活更是强化了他性格中内向和
卑微的一面。成长道路上的苦难虽然在不断地打击着他，但是也使得他具有了既沉稳又坚不可摧的性格，同时也有着强大的耐力和坚韧的毅力，这在他的作品《红高粱》中有着明晰的体现。《红高粱》中一株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高粱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张艺谋个人性格的映射—现在做什么行业赚钱
—高粱的生长过程无需特意浇灌，也不用细心呵护，一旦扎根于土地中，借助于自然环境便可生长并快速繁殖。高粱这种高度的耐受力正映射了早期艰难的生活环境所造就的张艺谋的性格。而成长于军区大院的姜文，在开明、宽松的环境之下，没有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他的成长是自然而无拘无束的。如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一样，脱离了家庭的管教，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沉醉在自由与激情的岁月里，大脑里充满着浪漫奇特的想象。这种自由和理想一直贯穿在他近几年的作品中，如从2007年的《太阳照常升起》到2010年的《让子弹飞》，再到2018年的《邪不压正》。通过这几部作品来看，他已经有意识地走出前人的既定领域，正在构建一个具有独特标识的电影王国，即带有自由和理想彩的电影国度。性格的差异注定了二人要逐渐走向分离，但是互相疏离的同时也正在各自勾勒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宇宙。
无论是生活环境的差异，还是性格特点的不同，都是造成二人分离的基本因素，而致使二人走向最终疏离的原因是各自建构了一个风格独特的电影宇宙。姜文于1995年自立门户，执导了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影片传达了热情似火的年代里一青春少年的成长过程，经历过成长的阵痛后才能得到蜕变。影
—秩序片不仅宣示着青春的肆意和张扬，更是通过一青少年在展示着这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国家的状态—
混乱而又充满活力。对观众来说，通过片中马小军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窥见导演的青春时期，因而这部作品带有姜文鲜明的个人风格，该片可以看作是一部导演自传式的电影，一部带有理想主义彩的作者电影。但于姜文而言，这部电影或许是正在昭告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宇宙的到来，即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电影宇宙的逐渐显现，后来的作品能够很好地印证这一点。在2010年的《让子弹飞》中，姜文鲜明地提出了要建设理想社会这一诉求，他在片中强烈批判了社会中的“买官”现象，反对阶级剥削，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因此，该片折射出导演个人理想化的情感诉求。而后2018年的《邪不压正》再一次凸显了导演充沛的想象力和理想主义情感，影片中主角李天然穿梭于不同空间即地面和屋檐，在地面时李天然表情凝重，内心充满复仇之感；而驰骋于屋檐之上则意味着远离了仇恨和险恶，李天然的表情由严肃变得舒展，享受于这种自由、平和的社会环境中，这也令观众沉醉于屋檐之上这种自由、舒展的氛围里。
同时，张艺谋也在建构着他的电影王国。“作为无父之子的一代”[14]，张艺谋的父亲曾一度缺席于他的成长过程，这就导致了张艺谋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通过他的几部作品如可以看出他一直寻求的对象是“根”，是家庭的根源，亦是民族文化的根源。特殊年代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民族文化有着复杂的情绪，既反思、批判历史文化，又被民族精神中无穷尽的魅力所折服、迷恋。基于这一创
作风格，我们看到了
对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高度赞扬的《红高粱》，看到了特殊时期中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归来》《我的父亲母
亲》，也看到了对落后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不平的生活经历不仅使他在不断追寻，
璀璨人生好看吗也令他认识到趋利避害的重要性。《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归来》这几部作品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
主题都是表达爱情坚贞，更重要的是故事发生的背景都与那个特殊时代有关。但是，张艺谋却淡化年代环
境，着重展示历史环境之下人们对爱情的坚守，以此来赞颂那个年代爱情的难能可贵。至于爱情的来之不
易，导演相信观众能够一眼看出。张艺谋深知电影的意识形态性，也明白人们对于特殊时期的看法。他能够
游刃有余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懂得在不同场景下如何对待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显然这与他早期的
经历和性格密不可分。张艺谋虽然没有较为核心的创作要素，但是其建构的电影宇宙的轮廓是较为清晰的，
即能够灵活地游走于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诉求之间，并且有着高度的警惕心和敏感性。
由此看来，张艺谋和姜文在影视领域是难以有再度合作的机会了，因为他们各自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电影国度，性格的极大差异促使他们在创作风格方面无法相容于一个共同体中。但这恰是作为一个优秀导
—走出前人的既定疆域，树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有这样演所要经历的必然过程—
创作风格鲜明的导演来承担起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责任，需要有这样的导演为中国电影文化增添多姿多彩
的笔墨。张艺谋完成了属于他的时代责任，那么对姜文来说，属于他的时代使命正在不远处。我们期待中国
电影界涌现出更多这样优秀而坚守自我创作个性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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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翟瑞青) Zhang Yimou and Jiang Wen：Identity and Alienation
TENG X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Shandong Normal L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Both Zhang Yimou and Jiang Wen are influential directors in China's film field.They have cooperated in Red Sorghum and Ha况a Good io Say.The free emotion and idealism revealed in Jiang Wen are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Zhang Yimou to have a high sense of identity with him.Zhang Yimou's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image language has inspired Jiang Wen and promoted Jiang Wen to identify with Zhang Yimou.The difference of growth environment,as well as a unique and distinct personality are the basic reasons for the two people's gradual alienation,but the reason for their final alienation is that they have constructed a unique film universe.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ng Wen's film Kingdom,Zhang Yimou gradually completed h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So for Jiang Wen,the mission of his time is not far away.We expect more directors who stick to their own creative personality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Key words:Zhang Yimou;Jiang Wen；national culture;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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