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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0周年演讲稿《鲁滨逊漂流记》的徐译本及其传播史
  徐霞村，原名徐元渡，曾⽤笔名⽅原，为新感觉派重要作家、翻译家。主要译著有：《菊⼦夫⼈》《洗澡》《法国现代⼩说选》《六个寻作家的剧中⼈》《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与戴望舒合译)、《意⼤利⼩说选》《西班⽛⼩说选》《⽪兰德娄戏曲集》《西班⽛⼩景》(与戴望舒合译)。其中影响最⼤的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以下简称“徐译本”)。该译著⾃1937年3⽉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直深受业界和读者好评。徐⽒也借此⼀举赢得了在⽂学界的地位和声誉。  《鲁滨逊漂流记》原著作者为被誉为“英国⼩说之⽗”的丹尼尔·笛福(1660—1731)。该著⾃1719年⾯世以来，备受欧美各国读者喜爱。据魏颖超统计，⾄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译本已达700多种；⽽据笔者粗略统计，单在中国过去的113年间(1902—2015)，该著的各种译本也在100种以上。这样的译介热潮及传播⼒着实惊⼈。⽽在这100多种译本中，最受读者欢迎、最具影响⼒的当属徐译本。该书初版卷⾸有《译者序》，详细介绍了笛福的⼈⽣经历和⽂学成就；内有笛福肖像和插图⼀幅；译者对原⽂中的地点、⼈名等都做了详细注解。这部当时受“中华教育⽂化基⾦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委托⽽译介过来的书⼀举奠定了徐⽒在⽂学翻译中的显耀地位。他不但凭借对这部世界名著的译介⽽被⼈所熟知，⽽且也将原著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推向了⼀个⼩⾼潮。该译著出版后⼀个⽉就出了再版本，待1947年2⽉选⼊商务印书馆的“新中学⽂库”，已是第四版了。在20世纪三四⼗年代，徐译版本为什么能够从众多版本中脱颖⽽出？除了译者本⾝的⽂学修养、翻译⽔平外，我觉得还与以下⼏个因素密切相关。
  ⼀是版本的独特性。在1949年之前，该著的中国译本有⼗⼏个版本，包括两个⽂⾔⽂版、⼀个转译本和⼗多个⽩话本。《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沈祖芬(初版本署名“钱塘跛少年笔译”)译介到中国。该书稿译成于1898年，初版于1902年，定书名为《绝岛漂流记》(讴篴题写)，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上海开明书店发⾏。1905年，由曾宗巩⼝述、林纾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6年4⽉出第⼆版。1909年，由汤红绂依据⽇译本转译的《⽆⼈岛⼤王》在《民呼⽇报图画》(6⽉13⽇⾄6⽉27⽇)连载。1921年，严淑萍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简写本)由上海崇⽂书局初版。后⼜出现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范泉的缩写本，等等。据李淑玲、吴格⾮统计，1931年⾄1948年间，该⼩说的中译本已达11种。这些版本的重版次数也较多，⽐如，从1931年到1948年，顾钧正、唐锡光的合译本出了11版，⽽范泉的缩写本仅1948年就出了3版。这都说明，在民国时期，《鲁滨逊漂流记》中译本的种类、版次和印量都是很可观的。在“求新声于异邦”的晚清⽂化启蒙运功中，沈祖芬和林纾的⽂⾔⽂版所展现的开创性和对国⼈的启蒙价值不可弱视。徐译本的最⼤特点就是靠近作者思想，以适当欧化风格，严格保存原著风貌。因此，徐译本都不同于同时代及此前的诸多版本，他的翻译策略也适应了那个时代读者对于⽂学语⾔的要求。
  ⼆是接受语境。⾃晚清以来，该⼩说被冠以“冒险⼩说”风⾏中国，其主要读者体为青年读者、各类学⽣，事实上，直到今天，这⼀趋向依然没有改变。⼩说中的⼈物形象、思想内容、主题⼀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以各种误读⽅式不断地改变着。徐译版刊⾏的年代，中国青年读者对该⼩说的接受热情
依然不减当年。作为以“忠实原著”为特⾊的徐译本也正暗合了这⼀趋势。其中，⼀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论1937年初版本还是后来的1959年修订本，“中产”、“阶级”、“⼩资产阶级”、“解放”、“同志”、“⼈民”等这类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词语频繁出现在译本中(前者有11处，后者有9处)。徐⽒早年对左翼思想、左翼⽂学多有接触，其译本中出现的这些词汇是深受其影响的最好见证。须知，⽂学创作或翻译⾯向“普罗⼤众”，这不但是那个年代⽂学发展的主潮，也契合了那个年代中底层青年读者的情感倾向和阅读⼼理。
张铎照片  三是出版印刷。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名著，向以选题严谨、译⽂质量⾼著称。⾃1903年的“说部丛书”起，该社在外国⽂学名著译介领域⼀直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再加之，商务印书馆有较为完善的宣传和发⾏体系，这也扩⼤了其译著的影响⼒。具体到徐译本，“中华教育⽂化基⾦董事会”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更是⼤⼤推动了该译本在读者中的传播。另外，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印刷也引领潮流。他们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就不断聘请德、美等国家的技术⼈才，⾰新印刷技术，较早跨⼊了现代出版⾏业。徐译本《鲁滨逊漂流记》采⽤⾼质量的重磅道林纸(光道林纸)印刷，纸⾯光滑，材质厚实，吸墨匀称，字体美观；⽽且，封⾯装帧、图书题名和内页插图，都由相关专家专门设计、题写、制作，这也使得该译著的品相极富现代⽓息，深得读者喜爱。
  四是翻译策略。徐霞村采⽤的是异化策略，即尽可能保持原著语⾔的风格、结构，充分移植英语词汇、句式，吸收其修辞⽅式，虽有欧化的繁复逻辑，但最⼤程度地保存了译著在内容和主题上的⼀致
作战吧偶像 综艺性。在1930年代，⽂学语⾔趋于欧化，不但带有普遍趋向，⽽且被认为是先进的举措。欧化语法及逻辑结构被认为是有利于推动现代汉语和现代⽂学语⾔的发展。徐⽒对中国现代⽂学语⾔和西⽅⽂学语⾔的特质都很熟悉。“优秀作家”与“⼀流翻译家”这两种⾝份的重合，不但使得徐译本的《鲁滨逊漂流记》最能接近那个年代⽂学在语⾔上的趋向，⽽且以他对⽂学的理解所翻译过来的语⾔也⾃然就更具⽂学⾊彩。
  1959年9⽉，⼈民⽂学出版社出版了署名“⽅原”的修订本。在那个年代，这个署名也是⽆奈之举。按照徐霞村⼥⼉徐⼩⽟记述，这部经由作者精⼼修订的书稿原被定为“外国古典⽂学名著丛书”之⼀种，但到1959年付印时，作者早就被定为“右派”分⼦了，因此，他的书就不能被正常出版。后按照出版社的意见，作者只好放弃了“徐霞村”这个为⼤家所熟知的名字，⽽另拟“⽅
原”和“徐杨”这两个笔名以供出版社选⽤。出版社最终选定“⽅原”，该版本遂得以⾯世。此后，该版本被选⼊多种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西⽅名著⼊门”，⼈⽂社的“世界⽂学名著⽂库”，为开展希望⼯程⽽推出“希望丛书”，等等)，或作为单⾏本⼜多次再版，截⾄1997年，单是⼈民⽂学出版社⼀家，就⾄少有6版问世。以“⽅原”署名的1959年版本及其重印本，与1990年代以来的重新署名“徐霞村”的再版本，很容易引起认定上的混淆。后来，应译者及其家属要求，1990年代⼤部分出版社在重版该译著时都改为“徐霞村”，但有个别出版社仍然署名“⽅原”。不过，笔者倒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改回原名，因为保留原名既可以见证⼀段历史，也可以凸显修订本的独特性。
  1959年版本与1937年初版本相⽐，其变化主要有：卷⾸有由杨耀民写的长达18页的序；部分地修改了初版本中的欧化句式，使得修订本中的句式更符合汉语的形式特点；语⾔在整体上由原来的相对晦涩趋于明⽩、晓畅；总词汇量⼤⼤增加。王琴和徐剑曾对这两个版本的语⾔做过实证性考察，其数据对⽐显⽰：形符之⽐为116209：108557；标准类符之⽐为4414：4163；平均词长之⽐为1.46：1.43；单⾳节词、双⾳节词、三⾳节词、四⾳节词之⽐分别为：65945：64558、47599：42215、1832：1313、796：451。形符⽐初版本超出7652个词，⽽且，其他各项数据都⼤于前者，这表明1959年的版本在⽤词⽅⾯更多元，表意更丰富。语⾔的这些变化确实可见出新中国成⽴之后语⾔⽂字改⾰给当时⽂学翻译带来的直接影响，其结果之⼀就是，民国时期那种由于欧化所带来的语⾔⽂字上的⽣硬、不规范现象，已经不适合⼯农兵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了，这样，译者就必须依据最新颁布的普通话标准来规约⾃⼰的译介⾏为。另外，即便是⽂学翻译，也必须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要求保持⾼度⼀致。⽐如，修订本⾸次出现了“⼈民”(3次)、“⼩资产阶级”(1次)、“同志”(1次)、“解放”(2次)这类意识形态词汇，⽽“中产之家”⼀词由5次减为1次，就很能说明问题。
  1980年代随着⼤量欧美译著的引⼊中国，徐译版《鲁滨逊漂流记》也随着新⼀轮的译介潮流⽽得到更⼤范围的传播。尽管徐⽒于1986年就去世了，但他的译著《鲁滨逊漂流记》却依然在80年代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1959年的徐译本被收⼊“外国⽂学名著丛书”之⼀种，由⼈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社重印该版11.8万册。徐霞村去世当年，该版本⼜进⾏了第三次印刷，印量12.72万册。1989
年，第四次印刷，印量亦在10万册以上。在1980年代，单⼈民⽂学出版社⼀家就重印三次，数量将近35万册。徐译本堪称畅销书、长销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最终还要归于语⾔⽐较上的优势。在翻译领域，语⾔晦涩，逻辑混乱，句法复杂，堪称这⼀时期译著的三⼤病症，但经过1959年以后屡次修订的徐译版本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徐霞村经常采⽤把英语中的长句拆成汉语中的短句，⽤汉语中的短语、成语指称英语中的繁复修辞，⽤汉语的简练、明快风格冲抵英语字母的流动感、散漫感，⽤汉语的逻辑、语法和修辞统领英语的时态、语态和语式。这种翻译中的“归化”策略既保存了原著⽂学语⾔的风味，也最⼤程度地靠近了中国读者的汉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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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鲁滨逊漂流记》的中国译本猛然多起来，形成了该⼩说译介史上的最⾼潮。据李淑玲和吴格⾮的统计，从1990年⾄2004年，仅《鲁滨逊漂流记》不同译本就达85种之多。其实，如果再加上2005年以来的译本，数量就会更⼤。⾃1996年以来，有关这部⼩说的译者、版本数量⼤幅增加，据笔者统计，⾄少有41位译者参与原著的译介，⾄少有36个新版本⾯世，⾄少有36家出版社参与新版本的出版和推介。每年都有新版本问世，译介⾼潮出现在2005⾄2009年间，其中，仅2006年就⾄少有6个初版本问世。在可预见的未来⼏年，这个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因为该著作的读者已经进⼀步定位为中⼩学⽣体，这个体庞⼤⽽具延续性。译者和出版商都能从中看到商机，经济利益的考量是出现这股译介潮流的主因，但版本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减缓徐译版本在阅读中的影响⼒
鲁宾逊漂流记作者和传播⼒，⽐如，1997年⼈民⽂学出版社第6次重版《鲁滨逊漂流记》，印量达到189330册。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各类版本，⽐如插图本，其印量就更⽆法统计了。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该译著被公认为翻译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外，还与两个因素有关。⼀、这个时期义务教育在全国全⾯展开，该版本被定为“新课标必读丛书”，各级各类中⼩学都要订阅该书。⼆、虽然版本种类⾼达⼏⼗种，但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先对此时期参与译介的⼈员做个简要考察：1996：罗志野、郭建中；1997：唐萌荪；1998：缪哲、黄杲炘；2000：赵龙；2001年：张蕾芳、范纯海、夏旻；2002：马静、⿅⾦、义海；2003：胡允恒；2004：筱绮、斯⽂；2005：刘荣跃、胡殿义、曾冲明、李智、艾⽂；2006：⾼奋、⾦长蔚、任战、熊况、张琳敏；2007：王育⽂；2008：赵宇、⽯伟；2009：唐萌荪、夏佳宁、冯雪松、萧⽻、郭建中、朱佳怡；2010：吕艳玲、闫晓娜；2011：邓峰、叁壹；2012：科尼、孙梦霞。由此看，除了1999年外，其他年份都有⼀种新版本出现，但从译者⾝份来看，⼤多为单纯从事外⽂翻译的⾮名家，精通翻译⼜深谙⽂学者甚少，这使得翻译质量难以保证。相⽐较⽽⾔，徐译本依然是此时期的最佳译本。
  从⼀些名家的译本(⽐如郭建中)来看，该时期的翻译语⾔更加通俗易懂，转译也很准确、流畅，⼜⼀次矫正了80年代的欧化趋向，在整体上有向着母语规范靠近的趋向。但是，这种“靠近”徐译本早于1959年就基本完成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持续传播，其影响⼒已经定型。也可以说，徐译本较早进⼊且初步完成了⽂学经典化的过程，并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实现着⾃⾝增值，其作为“翻译经典”的特质，后来者是⽆法撼动的。最重要的是，徐⽒是海派代表作家，其在⽂学界的名声也盖过后来的众多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