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第38卷第4期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zliou College of Education
Dec.2020朱迅被传离婚
Vol.38,No.4
吴 月
(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0)
摘要：清末民初，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社会转型期。学者译介《鲁滨逊漂流记》，旨在开启民智、改造国 民性，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复译《鲁滨逊漂流记》的热潮，同时大量西方文
艺理论涌入国内。《鲁滨逊漂流记》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读者体范围广，但其影响较之西方世界明
显不够
深入；相关研究数量繁多，但似乎缺乏译介初期那般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意义。《鲁滨逊漂流记》在近现代
中国接受失衡的原因，一方面与清末民初引入域外小说时，将其视为革命宣传工具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与中
国读者对西方冒险小说的接受态度有关。
关键词！《鲁滨逊漂流记》；评介；接受
中图分类号！I 561.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6536(2020)04 -0031 -06
A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of Robinson Cruso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UYue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225000，China)
A b s t r a c t:During the t r a n s i t i o n from Qing dynasty t o the Republic of China，China was trapped in the dilemma which brought by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 ernat ional crises.The tran sl a t i o n of Robinson Crusoe by schola opening up the p eople $s wisdom，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 nature and tryin g t o solve s o c i a l problems.Since the 1990s，there has been a great upsurge i n the re-tra ns lat io n of Robinson Crusoe e n China，and a large number of west
ern l i t e r a r y th eorie s have flooded i n t o China.Robinson Crusoe has been accepted by a w i(i e range 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but i t s influence i s obviously n ot deep enough compared w i t l i th at i t r i e s.Even there are many related studies，which seem t o lack the strong problem consciousnes cance i n the ea rly stage of tra ns l a t i o n and introduction.The reasons f o r t i i e unbalanced
in modern China are rela ted t o the a t t itu de of reganiing i t as a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 o o l when introducing foreign novels i n the l a t 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and as well t i i e accepting a t t i t u d e of Chinese readers towands western adventure novels.
K e y w o r d s：Robinson Crusoe& review^;acceptance
收稿日期：2020 -05 -04
作者简介：吴月（1997—），女，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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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创 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于1719年首次出版。笛福 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迅速崛起，社会生产力以及思 想观念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他的创作也留下了 深刻的时代烙印。笛福以塞尔柯克的故事为蓝本，将自己多年的经历与丰富的想象倾注在鲁滨逊身 上，塑造了一个西方文学世界中理想的新兴资产阶 级人物形象。小说一经出版便极受欢迎，各种译本、改编本、衍生品数不胜数，至19世纪末，该著的各种 译本已达700余种。[1]
《鲁滨逊漂流记》传人中国时，正值清朝末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文明危机之中，一批 有志于救亡图存的锐意改革之士开始求新声于异 邦，积极译介西方各类型著作，渴望通过学习西方来 强化自身。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鲁滨逊漂流 记》作为“一味西药”，被引人中国。可以说，当时不 少新型知识分子眼中的《鲁滨逊漂流记》绝非一部 简单的“冒险故事”或“消闲娱乐读物”，而是与赫胥 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并跻于 “异邦新声”的行列。对于当代读者而言，该书的这 一历史身份，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疑问-----本书的命运，与它所处的
时代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通过剖析一部在 某个历史阶段具有特殊使命或被赋予“特殊期待”的
作品，能够把握到怎样的历史特定处境，以及怎样 的历史精神？探究《鲁滨逊漂流记》的现代中国之 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典”与“时代处境”之间交互生成的关系。有念于此，本研究着力于一 个具体的问题意识，试图通过接受研究的范式，为 《鲁滨逊漂流记》及其它有着相似命运的西方经典 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种理解思路。
一、救亡图存视野中的“异邦新声”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内忧外患的双重考 验，封建统治的失败动摇了其后的精神架构。有识 之士逐渐意识到学习西方不应该仅局限于器物和科 学技术，进而开始宣传西方先进思想以启蒙国民，文 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成为了理想的载体。梁启超在 《论小说与治之关系》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也开启了介绍和翻译域 外小说的热潮，《鲁滨逊漂流记》由此进人译者视 。
晚清语境下，有识之士对于《鲁滨逊漂流记》的接受、译介角度较为专一，更具社会实用性。译者从 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出发，通过创造性地接受鲁滨 • 32 •逊这一异域形象，推动文学作品成为改良社会的工 具，成为救亡图存视野中的“异邦新声”。
(一）沈译本---汉译先声
《鲁滨逊漂流记》在中国的第一个汉译本，是沈 祖芬于1898年译成，1902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
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绝岛漂流记》。沈祖芬以文 言文进行翻译，打破、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形式，在原 作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删减以及创造性的改编，以期 鲁滨逊这个外来形象能够符合儒家道德体系的评 判，更好地激励中国少年。在西方世界，或许是由于 卢梭巨大的影响力，《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岛上生活 向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鲁滨逊在荒岛上展现的种 种具体生存技能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但沈祖芬对 于这些生存细节毫无兴趣，删去了岛上生活的大量 场景，使得漂流主题得到凸显。因此，虽然二者都认 为《鲁滨逊漂流记》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但相比卢梭 对微观层面生活技能的认可，沈祖芬更认同《鲁滨逊 漂流记》在精神层面勇敢开拓的教育功能。
同时，沈祖芬还通过摒弃宗教叙事、渲染鲁滨逊 悲痛之情等手段，用译者本土的文化价值观重新塑 造了原作中的人物性格，将鲁滨逊从“经济个人主义 者”“资产阶级殖民者”树立为重孝爱亲、仁义爱众 的形象，从道德、宗教等层面让鲁滨逊形象更易为国 人所接受。尤其是在和星期五的关系中，鲁滨逊通 过文明与暴力结合的手段教化了野人星期五。对于 这样的主仆关系，处于被殖民险境的中国人是极其 敏感的。因此沈祖芬将岛上生活寥寥几笔带过的同 时，还要对其进行一些矫饰，例如将鲁滨逊和星期五 之间的主仆关系美化成为在孤岛上相互依靠的师生 系。
这般对于主题、人物定位的改写，是译者在当时 的社会语境下不自觉的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抵抗。沈祖芬不是简单地将《鲁滨逊漂流记》翻译介绍到 中国，译介过程中的删节、改写都是为了达到译以救 国的实用目的。沈祖芬虽然身有残疾，但胸怀民族 大业，积极思考民族出路，想要通过著书对国民有
营销是什么所 激励、警醒、开化。他在《译者志》中说％“英人狄福 ……法人卢骚谓教科书中能实施教育者，首推是书 …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2]高凤谦在序文 中称赞沈祖芬“不怕呻楚，勤事此书，以觉吾四万万 之众”[3]，可见虽然沈祖芬将译作定为少年读物，但 意在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
沈祖芬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的 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和民族遭遇的深重危机，他有着
文人志士扶江山于既倒的自发意识。因而翻译文学 作品时，他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学的社会公用性为准 则。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特点，也是清末民初许多 知识分子进行文学活动时的共同倾向。这种实用功 利的翻译准则，让鲁滨逊这个异域形象得以在清末 民初创造性地为国人所接受。
(二）大陆报本—
—革命改写
《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二个汉译本是#902至 #903年刊载于《大陆报》的《鲁宾孙漂流记》。由于 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此时的中国社会处于狂烈的 排满革命浪潮中。《大陆报》连载的《鲁宾孙漂流 记》就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在根据英文原著或者某 简写本翻译了第一至四回后，译者便开始用白话文 的形式译述沈祖芬的文言译本。译者在翻译时并不 注重原著的文学价值，做了极大的改写，甚至抛开原 著随意删改，让鲁滨逊成为了传声筒式的人物形象，大肆宣传梁启超《新民说》中提及的系列学说。牌照螺丝
鲁滨逊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伊恩•P•瓦特早已在《小说的兴起》中将鲁滨逊明确定位为经 济个人主义和清教个人主义的典型。但这样一个 “个人主义者”形象，与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忠孝人 物或是当下积弱国家需要的国民领袖都是不符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以“公德”“利”为纲讲述对现 代国民的要求，译者便依此对鲁滨逊形象进行改写。如一开始便加人了鲁滨逊对于国家的义务观念，批 判中国“父母在，不远游”的迂腐观念，以鲁滨逊之 口发表一些与梁启超所谈的“报报国之义务，有血 气者所同具也”[4]等一致的观点，满足革命派宣传 “革命排满”的需求。在后文中，鲁滨逊也进一步被 树立为以救国为己任、牺牲自我营救同种之人的国 民典范。如在出海经商时，鲁滨逊不是为了满足自 己对物质财富的渴求，而是渴望丰富自己的阅历，认 为经商能够使国家富强；在看到野蛮人食人时，鲁滨 逊不是恐惧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受到威胁，而 是决心要为同种之人复仇。
政治运动的需求，让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知识分子在文学实践中也充满了政治热情。大 陆报本的《鲁滨逊漂流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 原著，成为宣传革命排满的工具。译者为了宣传先 进思想或是革命理念，会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主观创 作或是借人物之口发声，译述交融，试图通过文学推 动社会改良。
(三） 林译本——中西交融
真正使《鲁滨逊漂流记》在中国流行开来的应当是曾宗巩口述、林纾翻译的汉译本《鲁滨孙漂流 记》。
这个版本自#905年出版之后便大受欢迎，1906年就再版，至1933年商务印书馆还在出版。可 以说，这是二十世纪初最流行的汉译本。
面对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林纾在从事翻译活 动时，自觉地将翻译事业同开启民智、变革图强等社 会需要相联系，以“爱国保种”为目的，试图“以文救 国”。在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时，林纾就屡屡渲染 鲁滨逊对中国的批评之词，即使并不完全认同这些 内容也要放人译本。他不仅要呈现西方对于中国的 蔑视，更要通过渲染亡国灭种的危机，批判国民的懦 弱性，激励国民奋发图强。
林纾还会在翻译作品的序中特意指出作品中值 得国人学习的精神，提醒国民效仿或提防某种行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将鲁滨逊奉为冒险英雄，但林纾 在译作中直接揭露了鲁滨逊是殖民者的实质。他不 仅意识到《鲁滨逊漂流记》可能是激励西方人进行 探险活动的故事，还意识到国民需要“严防行劫及灭 种者之盗”[5]。这种对于原作中所展现的殖民主义 实质的洞察是难能可贵的，与现代通过解构西方经 典文本进行后殖民主义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对原著的清醒认识下，林纾以“中庸”这一价 值观重塑鲁滨逊形象，冲淡了对“殖民鲁滨逊”的批 判，树立了“中庸鲁滨逊”的形象。清末民初，“中人”并不指普通人，而是“平素偷安旦夕，心醉平和；家室稍康，沾沾自喜，不复知人间有忧患事”[6]的国 人形象，而林纾并非批判鲁滨逊之中庸。李今在《从 “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一林纾译介〈鲁滨 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中认为，鲁滨逊在荒 岛独
居时，林纾让他参悟的是安分中节的“中人之中 庸”，而解救野人星期五时，林纾让鲁滨逊领会的是 耽道释义、博施济众的“圣人之中庸”。林纾在翻译 时将两者结合，不仅能够启发时人重新认识我国“中庸”思想，也体现了西方宗教教义、文化人格与中国 儒家普世价值的融汇。这是林纾的翻译策略，也是 他对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
数十年的历史劫难，让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开 始寻求国家与民族的出路。三位译者都有强烈的社 会担当意识，主动将翻译域外小说与批判国民性相 结合。沈祖芬首译《鲁滨逊漂流记》，以儒家伦理观 作为思想资源，将鲁滨逊依照哥伦布式英雄人物进 行塑造，期待能够激励少年，药吾国人；大陆报本从 革命派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依照新国民的标准重 塑鲁滨逊，将经济个人主义者改造成为以救国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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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逊漂流记作者为己任的商人；林纾在翻译中强调儒家学说普世价 值的同时，努力寻求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在中西文化 与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将鲁滨逊改造成为富有时代意 义的“中庸鲁滨逊”。出于译者自身的价值判断，这 三种译本对原著进行了不同的增减与改写。但无论 是归化式改造鲁滨逊人物形象，亦或是删改原著部 分情节以及减弱原著中的宗教寓意、殖民叙述等，译 者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创造性地接受鲁滨逊这一异域 形象，为中国的自强与国民改造提供镜鉴。而域外 小说政治功能被放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 对文学作品做理念性阐释、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 等问题。正宗四川老酥肉的做法
二、多棱镜式的现代解读
当代中国《鲁滨逊漂流记》的研究成果数量繁 多，主要呈现两种模式：反复的译介性研究和层出不 穷的“理论套用”。后殖民主义与生态主义等后现 代理论的兴起，让学者研究《鲁滨逊漂流记》有了更 多元的理论支撑，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审视也将更具 代意 。
(一）后殖民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殖民国家、地区恢复 了主权，但是殖民主义的影响依旧清晰可见。同时，西方世界殖民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影响殖民地文化思 想的想法，而文化殖民更具危险性。后殖民主义意 在通过探究殖民者统治殖民地的手段，包括如何影 响被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剖析西方殖民 实质，进而达到破除西方文化霸权、清除被殖民者精 神阴翳的目的，实现世界文化大同。挖掘西方经典 文本中体现的殖民主义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重要组 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末，后殖民主义开始传人 中国，为当代学者解读《鲁滨逊漂流记》提供新的视 。
笛福身处英国殖民主义不断扩张的时代，他在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叙写与当时英国的殖民实践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鲁滨逊因为在航海中遇到风 暴流落至荒岛，而他想要通过航海冒险实现发家致 富的愿望，与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原始动力如出一 辙。在荒岛上，鲁滨逊辛勤甚至忘我地从事各种艰 苦的劳动以求生存。在没有工具的境地下，他耗费 42天做一块板子；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他用长达 半年
的时间解决制作面包的困难，这和早期进行艰 苦开拓的殖民者形象是一致的。鲁滨逊还通过火 和《圣经》成功地让野人星期五放弃了原本的语言 与信仰，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他的仆人，这完全就是资 • 34 •本主义殖民者用暴力与文明征服殖民地的缩影。演员李梦男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殖民主义叙事，让它在广 泛传播的同时，渗透了对文明与野蛮、帝国与殖民地 之间关系的既成结论。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渗透 将会更隐蔽。当代中国学者通过后殖民批判视角重 读与解构《鲁滨逊漂流记》，揭露这部作品肯定大英 帝国殖民扩张、宣扬帝国文化的实质，对于曾沦落为 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当代国人需要 客观审视种种文化现象，建立文化自信。
(二）生态视域下的思考
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问题的进一步凸显，人 类不得不重新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主义开始 兴起。生态主义者不再一味地从人的利益出发去考 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是倡导人与自然平等 共处的生态整体观。研究者开始以人与自然、人与 人的关系为切人点解读《鲁滨逊漂流记》。
人类中心主义曾是人类长期对待自然的态度，这也间接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鲁滨逊对自然的态 度实质上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首先，多 次航海冒险就是鲁滨逊试图征服自然的表现。其 次，荒岛也是鲁滨逊索取的对象。鲁滨逊刚流落至 荒岛时，对于这座陌生、没有人烟的荒岛是惧怕的。他像个疯子一样在岸上跑来跑去，没有安全感。直 到鲁滨逊到安全的可居住的平地、拥有充足的食 物，
并在劳动与祈祷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后，他才开 始学习与自然共处。鲁滨逊猎取荒岛上的山羊、砍 伐荒岛上的树木做板子、在住所旁搭建篱笆等等，都 是在利用人类文明对荒岛进行征服与改造。鲁滨逊 对于荒岛的态度从惧怕到征服，这也是整个人类文 明与自然关系的缩影。对自然的不断占有使鲁滨逊 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条件。
鲁滨逊不仅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 个人主义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从宗教与经 济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者 无论身处何处，都将会是一个孤独者。以个人为中 心的加强，需要个体与周围的社会关系保持距离，习惯孤独的生活，才能实现更好的自我发展。正如鲁 滨逊的出走，也许是受经济个人主义的驱使，对于物 质财富的渴望分散了鲁滨逊对家庭的注意；亦可能 是精神上的个人主义驱使鲁滨逊离开安逸的生活。鲁滨逊在出走后的漂泊中，终于营造了不依托于血 缘的真正家园。因此，即使现代鲁滨逊们会经常感 叹孤独，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安全感需要个体与他 人保持疏离。正如荒岛上孤独的鲁滨逊“内心热切
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7]。李猛 认为现代人身上多少有鲁滨逊的影子。个人主义的 不断发展，势必会让现代人成为更孤独的个体；但孤 独也是人类寻求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所必须承受的，人类要学会用充实的自我和强大的内心去应对。
鲁滨逊在荒岛的生活，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关系，还展现了人与自我的关系。笛福生活 在
清教运动落潮和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过渡时期，经过两次思想运动的启蒙，人们开始重视自我，追求 世俗功利，但是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观念的朿缚。即使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刻意回避描写两者 之间的冲突，但从鲁滨逊世俗功利的宗教倾向中便 可以窥见两者之间的裂痕。鲁滨逊一开始只有在孤 立无援时才想到上帝，进行祈祷。这种祈祷显然是 不够虔诚的，对于宗教的信仰只是出于实用的功利 角度。鲁滨逊一次次从家庭出走以及对于荒岛所属 权的追求，都与清教构建和谐家庭的目标、节制欲望 的要求不符。二者之间在现代性形成早期便有的裂 痕，让现代人在内心的价值冲突中一直处于焦虑的 状态。因此在生态视域下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 审视，不仅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更是向个体生命关 注的回归。
总之，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学者以既 定的解读视角和阐释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鲁滨逊 漂流记》进行重读与解构，形成新的研究重点，透视 文本在历史语境下的价值意义。李猛曾在专访中提 及:“但我这几年读这本书时，都是从自然法和现代 政治道德的基本结构这些我关心的角度出发的，所 以或许还是有些曲解吧。比如其中对‘恐惧’的关 心，肯定是读了霍布斯之后带有的眼光。”[8]从既有 理论出发剖析文本，到作品中印证理论的痕迹，从 而启发或是警示时人，是一条学术路径。但值得注 意的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仅从理论 出发挖掘文本，一味迎合时新的学术需求或是政治 话语，脱离实践，回避现实，悬置问题，将研究指向理 念，将会使文学批判远离对现实的观照。因此，虽然 学界对于《鲁滨逊漂流记》的研究已经较为繁杂，但 是对比部分文本可以发现，从理论出发
剖析文本的 研究方式，导致部分文献存在文本剖析工作的重复 和研究从理论指向理念、问题指向不明确等问题。
三、丰富的“贫乏”：《鲁滨逊漂流记》的当代接受困境
《鲁滨逊漂流记》虽然不断在中国被翻译介绍，但除近代以外，基本上是以单纯的“西方经典名著”“青少年读本”形象被中国读者所接受，看作是影响 人类历史不多的几个伟大神话之一。即使在近代中 国，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接受也是有其局限性与偏 重性，翻译家与批评家对于这本书的评介主要集中 于它的冒险主题。尤其是经过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 改造后，绝大多数都弱化或是异化了宗教、经济等主 题，且不去细细探究其中的文学艺术价值。
《鲁滨逊漂流记》在近现代中国接受失衡的原 因，一方面与清末民初引人域外小说时，将其视为革 命宣传工具的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读者对西 的 受 度 。
清末民初，人们引进和介绍域外小说，只是看中 它启蒙民智和改造国民性的作用，并不看中其文学 艺术价值。从梁启超对域外小说社会功用的宣传开 始，晚清译者们仅仅在价值观念上认可域外小说的 重要 。种 的 评 同中阁，建立在译者的文化想象基础之上，原作的文本价 值被忽视。译者对于原作的译介，并没有一个翻译 与改编的区分，译者完全按照译人社会的文化需求 进行删改。而原作及背景文化没有话语权，不仅要 接受普通读者的检阅，更要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化传 统进行斗争。读者也放弃了
贴近原作的权利，将译 作看为一种文学创作，林纾对于域外小说的翻译便 是其中典型。林纾不通西语，未曾游历他国，只是以 他人对域外作品的口述为翻译基础，却是近代域外 小说翻译的大家。读者在对某部域外小说作品进行 评价时，仿佛译作便是原作。因此，域外小说在通过 译者进人近代中国的过程中，译作完全占据了读者 的阅读视野和期待空间。
对于阅读域外小说的近代中国读者来说，他们 被译者定位为需要启蒙、教育的社会体。许多学 者呼吁让翻译小说成为社会改革工具，但一般的读 者大众只是把译介的域外小说作为消闲娱乐的消遣 读物，并不想让小说作品背负更多的严肃使命，这也 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某种小说定位的延 续。因此读者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喜爱，与学者译 介其以开启民智是各取所需式的“不谋而合”。读 者的阅读口味实际上并不匹配于译者的启蒙动机，两者互相干预。
另外，或许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读者面对大量 涌人的域外小说是接受不良的。1905年，侠人曾提 出这一问题%“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 愈厚，愈人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名著如《鲁滨孙 漂流记》《茶花女遗事》等，亦仅一小册子，视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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