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乐评写作生涯
李皖 2013年6月20日 15:05
分享
1992年12月，我写了《我们有话要说》。这是我的第一篇乐评。
《我们有话要说》谈到了黄舒骏、崔健、李宗盛、罗大佑、张洪量、马兆骏、刘铮、侯德健、陈升、郑智化、李恕权、赵传，我称之为流行音乐中的“说唱艺术”。这是一篇2000来字的小文，它试图说明，流行音乐中也有值得人们认真倾听的东西，也有严肃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它们照亮了人在这一时代独有的精神体验，并不像人们惯常认为的那般肤浅、不值一提、不屑一顾。
这篇文章后来投给了《读书》，发表在1993唐艺昕产女年第4期。当时，这是一本在知识分子中有着极高声誉的杂志。之后，我陆续给《读书》投稿，发表了《小心，别弄丢了你的耳朵》、《突变的音乐时代》、《Rap，说得下去吗？》、《口号背后》。1994年《读书》第7期，开始刊载我的乐评专栏“听者有心”75寸的电视机，开篇文章是《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此时，我是武汉《长江日报》的一名记者，口线从区街、科技转到高校；职业之外，则一直做着写作的历练，梦想成为一位诗人、一名小说家抑或一个漫步随想的哲学随笔作者，突然之间，这道路岔进了音乐评论的小道。
除了在《读书》杂志写专栏，我的乐评或专栏，也刊发在《南方周末》、《作家》、《羊城晚报》、《文汇报》上，还有众多当年光彩一时但随即被之后的商业大潮冲刷得黯淡无光或是遗骨都没有留下一根的报刊。
我写音乐与歌词、歌曲与纯音乐的关系；
写音乐与视觉、歌曲艺术与影像艺术的相生相克；
写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学院教化与民间野生的分野；
写雅与俗、高贵与卑贱、经典艺术与新生艺术的辨析；
写流行音乐与时代心理的互动互现；
写资本支配的文化生产中，艺术创作、文化制作的处境；
写在财富语境中意识形态和艺术力量的双双失落；
写人文精神的失势，失势后的变形；
写青春期和青春期歌曲，它们的表现特征和艺术特质；
写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精神的来历、现状和去向；
写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阶级歌曲的发生，阶级分析方法重获力量背后的思想史提示；
写大众文化生产中作者的消失，流行场景中的流行人格，音乐工业中作者、制作者、听众与商业意图、艺人表演、偶像制造的共谋现象；
写先锋艺术、行为艺术在流行音乐中的表现，这种艺术的表达特点、表现形式、艺术规律及意义解读；
写说话、朗诵与旋律、节奏，歌曲与戏曲，中国民歌与西方民谣的关系；
写乐器、乐音、人声所包含的物理属性、音乐属性、人文属性及其规定性；
写民歌、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背景下的生存发展策略及其路径选择；
写方言的意义、方言歌曲的意义，在流行乐背景和全球化处境下，方言写作、在地性文化的意义；
qq邮箱怎么打不开写人类生存大局的变化导致的音乐大局的变化，新的器物史导致的新的乐音史；
写中国的道统，主流文化的压迫，学院艺术、教育一统的负作用，野生文化在此背景下的独特价值；
写历史突变期，历史突变期与历史期的人类生活、价值观、文化创造、阅读与阅历的全然不同；
写活跃在眼下的中国音乐史、华语歌曲史；写摇滚史、民谣史、电子音乐史，它们各自的主题词、艺术要旨和思想关键；
写政治变局、思想解放、经济起飞、致富热情激发时代动荡，人们出走、彷徨、回望、迷茫、忧患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歌曲中留下的轨迹；
写音乐的误读，音乐形式的奇特属性，音乐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包容性；
写歌词分析，歌词文本和专辑文本的细读式批评；
写声腔艺术，它的历史演进、潜在规定、隐藏意义和破局可能；
写摇滚歌词翻译，展望着歌词翻译或是一个与诗歌翻译具有同等价值的事业……
我一边写，一边将乐评结集，陆续有《回到歌唱》（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听者有心》（三联书店1997张紫妍自杀年3月）、《民谣流域》（与史文华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摇滚1955-1999》（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倾听就是歌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我听到了幸福》（三联书店2003年1月）6本著作出版。
《李皖的耳朵》（外文出版社2001年9月）是本精选集，附带了一张光盘，里面有我挑选的、我的乐评中提到的100首歌曲作为阅读参照的样本；《流行音乐的花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是针对中学生的一本选集；它们打破了我不将文章重复结集、重复出书的自律。
以《我听到了幸福》为界，时间上，准确地说，并不是这本书出版的2003年黄舒骏1月，而是2002年3月，我乐评写作的第一个时期结束。
这个时间节点发生了一件事：2002年4月，我离开了武汉，去英国赫尔留学一年，其间没有再写乐评，直到2003年4月。1年的写作空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分隔。在这件事下面，又有更深刻的两件事，将这个时期断然划开。
从1992年12月至2002年3月，是跨度近十年的时间。开始，我的音乐写作资源，是大陆、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紧跟着时代逐渐展开的众多人物、作品、潮流、风尚，从80、90年代，然后往前向历史回溯，我差不多通览了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华语歌曲。
刚好在我乐评写作之初，打口带又打开了另一个窗口。这些来自海外、身份不明，面上锯了一刀或身体上扎了一个洞的磁带，1992年春夏在大陆出现（1995年之后出现了打口CD）。它们带来了巨量的国外录音制品，让我开始了未知旅程的探险，发愿要听遍全世界的音乐。伴随着大陆初兴的欧美音乐资讯传播，更多地靠无师自通、自我导航，音乐的新大陆、歌曲的新人种，不断地在我眼前展开。
2002年，探险终止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边界，寻走到了尽头。此后，新发现的喜悦，不再发生。此时我感到，我已听遍了全球各个民族、各个时期，最旧的和最新的，最古老的和最前沿的，在这个时空中还能够再现的所有的音乐种类。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的乐评写作，就像这聆听的过程一样，也是一种远征。在我的内在设定中，这是开门，一扇门又一扇门，不断打开；这是开垦，一片尚未开拓的处女地，不断地向边界外扩展边界。2002年，这件事也走到了头。
像前面列出的，那些论题，一直是我心中的各种母题。我的那些乐评，作为小文章，作为一种感性/胡洁照片理性、散文/评论、作品分析/宏观思辨合体的创作，这些母题在其中并不明显。但在我的心里，它们极为分明，并且并不缱绻留恋，而是果断地，从一个母题迅速转向另一个母题，从一扇门迅速移向另一扇门，从一个领域迅速跃向另一个领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广大的新天地，持中文为写作语言的思想者，竟似还没有多少人看到，那么，我就把我看到的，崭新的、全部的论题，一一呈现，把那些门全都打开！
在我的内在设定里，那每一个论题，都可以写成为一部专著，甚至，那就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随着时间向前展开，它可以展开一境又一境的认知和发现。我想，敏锐的人会
看到，会进入那一扇扇门，成为后来者，最终将这一片片新领域，开垦、拓展、播种、收割、完成。
我没想到的是，没有后来者。即便我自己，也没成为后来者。
2003年5月，从英国赫尔回到武汉后，我恢复了乐评写作。此时，我是《武汉晨报》的常务副总编，比起前一个时期，工作愈加繁忙。2008年之后，改任《人物汇报》总编辑。前十年，乐评写作是从时间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现在，它成了必须牺牲休息时间的速写和交付订单。
一直到今天，2013年5月，这后十年的零碎，集成了《五年顺流而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三联书店2012年12月）、《暗处低吟》和《亮处说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这5部著作。
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人间风景已换。经济驱动换掉了时代的幕布，在它之前展演着各种成功学的热剧，和权力分占、利益分配、贫富分化带来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问题，
同时，关于顶层政治的话题，忌讳重重。音乐变成了娱乐，而且娱乐至死。网络倒掉了唱片工业，顺便释放了小作坊，分崩离析了中心话语，解放了口水和砖头。我当年充满热情的论题，失去了动力，甚至也失去了探讨的契机，变得无人问津，而后者，才是它真正能飞得起来的空气。
我先是随波逐流，应着景，就着各种报刊命题，写着与时代转身擦着肩、碰着面、照着眼的一些杂念与随想（《五年顺流而下》）。然后，我与游戏人生者较真、与娱乐至死者交换脾气（《娱死记》，三联书店待出）。在喧嚣而浮华的世界下面，蓬勃着一丛丛寂然无声却无比优美的幽暗植物，这让我成了唱片推销员，一篇篇宣扬着那些不平凡的、卓越的、众人却再也听不见的声音（《暗处低吟》）。与此同时，庸众浩浩荡荡，网络熙熙攘攘，我与粉丝团作战，与相对主义纠缠，打扫文痞与流氓折腾过的坛场（《亮处说话》）。我的评论退回到了底线，重申关于音乐、关于艺术、关于真善美的那些最基本的真理，以对抗无知、颠倒、病态、狂乱和痴愚。
完全属于运气，我整理了316首世界摇滚乐歌词，结集成《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本来，这是1998年就完成的工作，封存在我的旧电脑中14年，重见天日。本来，我以为会有
许多人、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做这种翻译工作，但14年过去，仍只有我一人在此耕耘。完全属于运气，我受一个电视纪录片组的邀请，写下了1949-2009年的华语歌曲观察，这个电视叫《六十年三地歌》、书籍叫《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的东西，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仓促地挥霍掉我的乐识积蓄，结成了一本草草的歌曲史。本来，过于琐碎的写作时间，让我不敢有任何长篇计划；而治史的审慎，更让这样的动机难以露头。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