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诗⼗九⾸》看汉末⼈性的⾃觉
从《古诗⼗九⾸》看汉末⼈性的⾃觉
在我国历史上，⼤致在魏晋以前，思想界都以儒家学说为核⼼，中国⼈⼀直相信⼈类和⾃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配下，做为个体⽣命必须从属于这种外于它⾼于它的权威。⽽这种权威却在东汉末年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同时，⼈开始了对⾃⾝的认识与重视，相应地，在⽂学创作中有了“⼈的主题”的逐渐兴起。
东汉桓帝时,⼀个普通诗⼈秦嘉将到洛阳赴任，写给因病不能⾯别的妻⼦：“⼈⽣譬朝露，居事多屯蹇，忧艰常早⾄，欢会常苦晚。”写夫妻间的暂别，居然将整个⼈⽣都抱怨进去了，似乎⽤笔太重。其实不然，这是作者思想开始⾃我⾰命的端倪。“⼈⽣⾃应是‘我’之⼈⽣，不是附庸礼教，附庸给世俗的⼈⽣,⼈⽣之乐，也应是‘我’所寻得,‘我’所断定的,⼜何必受圣⼈教诲的限定，受旁⼈议论的认可。”(沈国藩语）这些，作者⾃⼰认识的也许还不甚明晰，但他已⽤⾃⼰的哀愁的多少去衡量⼈⽣的价值，这不已经是其⼼可诛的叛逆思想吗?这种叛逆思想便是⼈性⾛向⾃觉的体现。如果说秦嘉的这句诗还只是个特例，那么,⼀些⽆名⽂⼈写于汉末的诗作《古诗⼗九⾸》则⽆可辩驳的具有认识那个时代思想意识的典型意义。
⼀、⼈性，是⽣命的本真，是⼈的⾃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统⼀，是⽆法⽤其他强制⼒来掩盖，遇到合适的⼟壤，它便会成长。
众所周知,《古诗⼗九⾸》⾮⼀⼈⼀时之作，它的产⽣⼤约在东汉顺桓之后，建安之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从⽂化背景来看，西汉建⽴之初，统治阶级实⾏⼀系列休养⽣息政策，各项制度相对开明。刘邦时,“开布⾐将相之局”与对秦暴政的反思，促成了黄⽼思想的确⽴。从汉初的“萧（何）规曹（参）随”到⽂帝时窦太后“喜黄⽼之学”都可看出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切⼊。
其次，汉代思想界影响最为⼴泛深刻的，当属今⽂经学和谶纬，它们宣传“天⼈感应”和“君权神授”。东汉王朝将之定为儒⽣必读书，它们代表了当时官⽅的意识形态。后来，随着今⽂经学的消亡，谶纬也没落了，企图把孔⼦儒学变为宗教神学的努⼒终究没有成功。⽽恰恰在与“经学”与“谶纬”的⽃争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开始萌芽、⽣长，王充的《论衡》就充满了对经学的批判与怀疑，它不能见容于东汉初，可随着天道⾃然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命⼒⼀天天的强⼤，这部代表汉代哲学思想最⾼成果的书最终为世⼈所推崇。
再次，东汉道教的产⽣，也反映了中下层⼈民对⿊暗社会的不满，渴望幸福安宁⽣活的思想要求。
最后，汉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长⾜发展，特别是在数学和天⽂学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进步都反映了⼈对宇宙对⾃⾝存在的重新探索和积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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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代的思想界，其主流虽是儒学，但黄庄思想的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今⽂经学与谶纬的相继消亡，道教的产⽣以及⾃然科学的新发展，都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着站“正统”地位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越来越多的⼈开始怀疑“天”与“神”，开始怀疑纲常的固有性，进⽽开始了对宇宙对⾃然对⼈⽣意义的积极思考。
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是什么歌⼆、东汉末的历史⼟壤决定了刚刚觉醒的⼈性之芽⽣长极为艰难
到了汉末，随着庄园经济的急剧发展，财富集中已是“百夫之豪，州以千计”了;⼴⼤⼈民却空前⾚贫，阶级⽭盾极其尖锐。东汉从和帝开始，政权被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中，顺帝是由宦官拥⽴的，它同时扶植外戚，导致了桓帝时的梁冀专政，延熹⼆年的“除梁”.使政权为宦官独掌宦官专权，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阶级⽭盾进⼀步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官僚⼠⼤夫与宦官之间的⽭盾也⽇趋尖锐。许多州牧趋炎附势，在察举和辟召官吏的时候，顺承宦官集团的需要，排斥不肯攀附的⼠⼈，使本来就漏洞百出的察举和征辟制度更加腐朽，社会风⽓更加污浊。当时有童谣讽刺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居，寒素清⽩浊如泥,⾼第良将怯如鸡。”官僚⼠⼤夫为了参政议政，掀起了“清议”运动病为此遭受了党锢之祸，这说明
宦官专权的极端专制，极端⿊暗：它不能容纳本阶级中⼀些最基本阶层或政治集团代表⼈,⼀系列尖锐的社会⽭盾导致了频繁的战争, “三⼗六⽅，同⽇并起”的黄⾦⼤起义与军阀混战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天天⾛向倾覆。
有牛的成语另外，民族⽭盾也异常尖锐：羌⼈寇掠，鲜卑兴起，百姓被迫放弃农桑，疲苦徭役且死伤严重。
⾯对动荡不安、君门深远、宦官当道的历史现状，多少⼠⼈（包括⽂⼈）都在为他们的前途命运忧虑、慨叹。这种共同的忧患意识，使“因⼈⽣理想的幻灭危机重重⽽跌⼊颓废感伤低⾕”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暗，并且对⾃⼰进⾏反思：⼈⽣如寄,⼈⽣的价值该是如何呢?既然是荣枯变幻、危机重重、世态⽆常、祸福旦⼣，那么⼈⽣的最后归宿⼜将是如何?虽说《古诗⼗九⾸》的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极尽⼈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最终把对⼈⽣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融于诗作。
三、《古诗⼗九⾸》所反映的⼈性⾃觉
《古诗⼗九⾸》所涉及的题材，有相思离别之吟，有伤时失意之叹，还有对⼈⽣意义之思，题材范围虽⽐较狭窄，但都集中深刻的反映了汉末⽂⼈对于⼈⽣进⾏的探索，对命运进⾏的思考。
结婚30年是什么婚<⼀> 《古诗⼗九⾸》中，相思离别之作占了较⼤⽐例，有《⾏⾏重⾏⾏》、《青青河畔草》等⼗⾸。
《⾏⾏重⾏⾏》是《古》的第⼀⾸。它是⼀⾸在东汉末年动荡岁⽉中的相思离乱之歌。⾸句“⾏⾏重⾏⾏”中四个“⾏”字，写出了空间上的辽远和时间上的久远，营造出⼀种痛苦感伤的氛围。“与君⽣别离”便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也是相思之情压抑不住⽽发出的直⽩呼唤。“相去万余⾥，各在
天⼀涯”再⾔路途之遥，关⼭迢迢。“会⾯安可知”使战乱之际⽣离犹如死别，相见⽆期的⽆奈。然⽽，别离越久，会⾯越难，相思也越烈，使⼈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胡马”“越鸟”尚且眷恋故⼟，何况⼈呢?这句暗喻思妇对远⾏君⼦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游⼦啊，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相去⽇已远,⾐带⽇已缓”,⾃别后，我容颜憔悴,⾸如飞蓬；⾃别后，我⽇渐消瘦,⾐带宽松，君啊，你还不归来！这种⼼灵上的呼唤，越过千百年，牵动了⼈们旷世的同情与叹惋。“浮云蔽⽩⽇，游⼦不顾反”。相隔万⾥的他，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所迷恋?这正如浮云蔽⽩⽇，是怒主任明镜的⼼灵蒙上了⼀⽚云翳，忽然陷⼊了深深的苦痛与彷徨之中，这份相似是多么刻⾻与沉重啊!使得她“思君令⼈⽼，岁⽉忽已晚”，消瘦的体貌，忧伤的⼼情，使得⼥主⼈红颜愁⽼,⽆望却刻⾻的相思化作⼀句⾃慰的话“弃捐勿复道，努⼒加餐饭”。
如果说，这⾸恋是以不破不漏、句平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东⽅⼥性热恋相思的⼼理特点，那么,《青青河畔草》则表现了直率⼤胆地对爱情的渴望。诗的前六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刻画出⼀个独⽴楼头，倚窗当轩，容光照⼈的⼥⼦，她，正引颈远望：在那青青绿草中，追寻远⾏⼈的⾜迹，在那依依柳丝中，怀念她曾经想留住的那颗⼼。然⽽，希望在盼望中归于失望，情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昔为倡家⼥，今为荡⼦妇”,⼥主⼈想起了⽣活的捉弄：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太重,⼼灵的重压，使她终于迸发出“荡⼦⾏不归，空床难度受”这⼀⽆声却⼜⾚裸裸的对爱情的渴望的呐喊，展⽰了在游宦成风⽽希望渺茫的汉末,⼀代中下层妇⼥的悲剧命运.
《孟冬寒⽓⾄》和《客从远⽅来》以奇思与近似的风格抒写了思妇的痴情浮想。《孟》诗的前六句，写“我”感到“寒⽓”已⾄,“北风惨栗”，“我”因“愁多”⽽“知夜长”，深宵独⽴，俳徊室外，寒⽓彻⾻，仰观众星，寒星伤⽬，感⽉盈亏，愁思满怀，置书怀袖，珍⽽重之。
“⼀⼼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是⼥主⼈公内⼼的袒露：我全⼼全意的忠于你，爱着你，你是否还知道我的⼼呢? 《客从远⽅来》⼀开篇就展⽰出⼥主⼈公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
慰藉的“感伤”之情：“客从远⽅来，遗我⼀端绮，相去万余⾥，故⼈⼼尚尔！”当⼥主⼈打开绮缎,⾃我情感被推向⾼潮：“⽂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其中倾注着夫妻之间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联系⼥主⼈公当前的处境：夫妻万⾥相隔来反观全诗，不难看出,⼀切的描述只不过是她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所以开篇喜悦中蕴含着夫妇离别的⽆尽凄楚，痴情的奇思伴随着声声咽泣！
另外，《庭中有奇树>>借⼥主⼈公折花“遗所思”表达了她的哀怨与希望，寄托她深深的爱情；《迢迢牵⽜星》借⽜郎织⼥的爱情⽐拟⼀对夫妇的离别之苦；《冉冉孤⽣⽵》则写⼀对有婚约但尚未成婚的恋⼈，因男⽅迟迟不来迎娶,⼥⽅遂有的各种疑虑与哀伤.
当然，《古诗⼗九⾸》中，也有表现游⼦思归的，如《涉江采芙蓉》的后四句，将⼥⼦思夫的⼝吻“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移向游⼦⼀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离居，忧伤以终⽼”。“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感受，设想到家庭的离思，因⽽把同⼀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的⾓度变现
出来”。
对爱情的渴望，在⼈性中占有很⼤的⽐例.特别是对于汉末的妇⼥，对美好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渴望占据了她们⼼灵的⼤部分空间.但在那个离乱的岁⽉，有多少⼈能有完美的爱情与婚姻?客旅的游⼦都成了“负⼼汉”,⽽他们也同样怀着对佳⼈痛苦的思恋，怀着⼀腔⽆法排遣的离愁，只把⼨⼨相思、点点离愁、缕缕别怨留给了他们天各⼀⽅的爱情⽣活。所以，对爱情的⼤胆吟唱留在了汉末⽂⼈的笔下。
<⼆>伤时失意，是《古诗⼗九⾸》的另⼀题材
这类题材不管是叹⼈⽣之短，知遇之难，乡愁之切，还是仕途之艰，其主旋律都围绕诗⼈对⾃我价值的思考，即贯穿了“⼈的主题”。诚然，在思考的过程中，以《古诗⼗九⾸》的作者为代表的许多⽂⼈或同阶层的⼈开始感到了个体⽣命与宇宙的对⽴，不管他们以怎样的⽅式去解脱⽆限宇宙对有限⽣命造成的压迫，不管时及时⾏乐还是较积极的思考⼈⽣，这都昭⽰了⼈性在艰难中⾛向⾃觉。
《青青陵上柏》与《驱车上东门》在感慨⽣命短促这⼀点上有共同性。《青青陵上柏》中，主⼈独⽴苍茫，俯仰兴怀：天地永恒,⼈⽣却如旅⼈⼀样匆匆，主⼈公因感于⽣命短促⽽及时⾏乐：“⼈⽣天地间，忽如远⾏客，⽃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但他却仍摆脱不了“戚戚”，纵⾔“极宴娱⼼意，戚戚何所迫？所以说，作者的⾏乐很勉强，与其说⾏乐，不如说借⾏乐以消忧。忧的原因，当然不只是感到⽣命短促，更有对寻欢作乐、醉⽣梦死的君门的失望。《驱车上东门》的主⼈公驱车上东门，遥望城北，
看见邙⼭墓地的树⽊，不禁悲从中来，由墓上的树⽊想到墓下的死⼈，发出“⼈⽣忽如寄，寿⽆⾦⽯固”的怨怅，即⽽也发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感叹。
在《⽣年不满百》的作者怀疑的眼光中，许多传统观念都轰然倒塌，他以惊世骇俗之⾳：“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将吝啬聚财的“愚者”与“仰慕成仙者”逼到到⼀种极尴尬的境地。
这些及时⾏乐思想当然不能体现真正的⽣命价值所在，在追求“⽴德”、“⽴动”、“⽴⾔”以求不朽的⼈看来，这种思想是消极颓废的，⾄少是不严肃的。然⽽，这些思想，这些慨叹正来⾃于作者的对⼈⽣的积极思考，包含着对⽣命本⾝的热爱，只不过在⽆奈的现实⾯前，表现为这种痛苦、悲凉的⼼态。
⽽《回车驾⾔迈》的作者，虽也感悟到⼈⽣苦短“⼈⽣⾮⾦⽯，岂能长寿考？”但他同时也思考了⼈的价值，谈到了“⽴⾝”与“荣名”，他的“⽴⾝”除了“⽣计”与“名位”之外，还有道德、事业，即⼀切可卓然⽽⾔的凭借，⽽其中最真实的，作者认为，应当是荣名：当⼈的⾝躯归于⾃然之时，如果能留下⼀点美名为⼈们所怀念，那么也就不虚此⽣吧。这⾸诗虽摆脱不了对⽣命之谜难解的“世纪性的烦愁”，然⽽已经涉⼊了对⼈⽣意义的初步哲理性思考，对诗歌之⽂学本质的朦胧的觉醒。
《西北有⾼楼》的作者，也是⼀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他从寂静⾼楼上传出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不遇知⾳的伤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稀”这也震撼了作者⾃⼰－－他在借“不遇”之悲，抒写⾃⼰
政治上的失意罢了。这种“四顾⽆侣，⾃歌⾃
听“的寂寞正是汉末⽂⼈壮志万丈却报国⽆门的嗟伤。《明⽉皎夜光》中，主⼈公在秋夜⽉下徘徊，想到⾃⼰被同门之友欺骗、抛弃，借对苍穹中星星的诘问“良⽆磐⽯固，虚名复何益”表现作者被炎凉世态所愚弄的伤痛和悲哀。
《明⽉何皎皎》则是抒写游⼦离愁的。久客异乡，愁丝辗转，夜不能寐，其原因⽆⾮是汉末⽂⼈为营求功名旅⾷京师却仕途阻滞、进退两难的痛苦⼼境。本诗既是相思离别之作，⼜是伤时失意之叹。
《去者⽇以疏》则是有感于世路艰难、⼈⽣如寄，在死⽣⼤限问题上，愤激的抒发了世乱怀归⽽不可得的悲怆之感。“去者⽇以疏，来者⽇以亲”，长期作客的游⼦，⾯对流失如此迅速的岁⽉⼜怎能不触⽬惊⼼？唯⼀的希望便是返回故⾥：“思归故⾥闾，欲归道⽆因”旅居的诗⼈将⾃⼰的归⼼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荒中，表明古诗作者对现实与⾃我关系的冥思。
所以，这种“⼈⽣⽆常、及时⾏乐”的思想，可直接表露也可涉⼊到对“良朋宴会、弹筝识曲、夫妇欢会等的间接描写中。将这些题材放到当时特定的背景中考虑，它实际上标志着⼀种⼈⾃⾝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对⾃⾝⽣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时代的进步。
四、《古诗⼗九⾸》的⼈性⾃觉意识对后世的影响
对《古诗⼗九⾸》的评价，历来都肯定其艺术性，但对其思想性基本持否定态度。但是站在“⼈性⾃觉”的⽴场上去看待其思想性，对于探求诗歌中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先，从诗歌的频繁化⽤，可以看出《古诗⼗九⾸》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了深远影响。如曹丕《燕歌⾏》中“明⽉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织⼥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化⽤了《明⽉何皎皎》中“明⽉何皎皎，照我罗床帷”。《杂诗⼆⾸》（其⼀）中“辗转不能寐，披⾐起徘徊”化⽤《明⽉何皎皎》中“忧愁不能寐”。《杂诗⼆⾸》（其⼆）中“弃置忽复陈，客⼦常畏⼈”化⽤《⾏⾏重⾏⾏》中“弃捐勿复道，努⼒加餐饭”；曹植《赠⽩马王彪》第五章中“⼈⽣处⼀世，去若朝露希”化⽤《古诗⼗九⾸》中许多叹⼈⽣如寄之句。《杂诗七⾸》（其三）中“西北有织妇”化⽤《迢迢牵⽜星》中“札札弄机杼”；阮籍《咏怀⼋⼗⼆⾸》（其⼀）中“夜中不能寐”句，（其九）中“步出上东门”句都可寻到《古诗⼗九⾸》中“忧愁不能寐”、“驱车上东门”的影⼦。潘岳、陆机等⼈的诗作都明显受到《古》的影响。
黄圣依乳晕这种影响究其实质就是⾃觉起来的⼈性在诗歌发展中带来的积极影响。⼈们⼀旦感受到⽆限存在对有限⼈⽣的压迫，他们就会寻求解脱⽅式。从诗歌来说，这种寻求是⼀脉相承的：从嵇康的《忧愤》诗到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从陶渊明的“饮酒”、“⽥园”诗到谢灵运的“⼭⽔”诗，整个时代都以声相和，吟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尽管这种对“有限”与“⽆限”的思考还存在着差异（曹操因⽣活在天下分崩，英雄有⽤武之地的建安时代，其对理想的追求，对⼈⽣⽬标积极进取的精神，
以“⽼骥伏枥，志在千⾥，烈⼠暮年，壮⼼不已”震荡了天下英雄的⼼灵；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明⼈在⾃然⾯前绝⾮⽆能为⼒。）但作者离经叛道的精神和对⼈⽣意义的思考与《古诗⼗九⾸》是⼀脉相承的。⽽陶渊明和谢灵运则巧妙的将⼈从“⽆限”的压迫中解脱出来，强调⼈与⾃然不是对⽴⽽是⼀体的。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与“池塘⽣春草，园柳变鸣禽”中，我们更感受到的则是⼈与⾃然的沟通，⼈对归隐⾃然的向往。
综上所述，从《古诗⼗九⾸》中对⼈的真性情的吟唱，对⼈与⾃然关系的思考以及对诗
歌发展产⽣的影响，我们可以客观的将鲁迅“⼈性的⾃觉，是在魏晋”的观点略作改变，即：⼈性的⾃觉应始于《古诗⼗九⾸》产⽣的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