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伴随着频道资源的丰富和电视产业化的诉求，花样繁多的娱乐节目风起云涌，日益充斥电视荧屏，且发展势头至今方兴未艾。这些节目在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娱乐审美需求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仅就娱乐性而言，即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左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表现为娱乐不足，节目的可视性缺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度娱乐，甚至是“娱乐至死”。这貌似矛盾的两种景观，其本质却是基本一致的。究其深层原因，恐怕在于娱乐精神的缺失或变异，这又集中体现在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身上。
一、召唤真正的娱乐精神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认为：“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幽默是娱乐的精神内核，本身既可以产生娱乐效果，也是娱乐的高级阶段。风趣幽默、寓庄于谐向来都是对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审美期待，这就需要娱乐精神的内在支撑。
娱乐的精神内涵，需要人性的光辉和人文的关怀，最终力求到达“澄怀味象”的审美境界与纯
粹状态。娱乐精神应当是一个人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排解生存压力、表达人生态度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娱乐精神也就成为支撑一切娱乐节目的内涵素质，它决定了各类娱乐节目及其活动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也是体现和衡量电视娱乐节目思想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尺。
据考证，“娱乐”一词早在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已经出现了：“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的解释是：“娱，乐也。”当然，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千百年来有着自身的演变过程。至于“娱乐”一词当下的准确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使人快乐，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从这两层意义上来理解，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娱乐”显然都属中性词汇，并不含有任何贬义彩。
民俗学家钟敬文曾经专门撰文《论娱乐》：“娱乐是人的自然情绪的流露，只有当人们高兴或有闲暇时，才有兴致来进行娱乐活动。娱乐是人类生活要求的反映，生活的一些现象通过人们的提炼、总结，使之成为娱乐或竞技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之后，又慢慢地脱离了原来的生活形态，成为艺术化的生活形态。”可见，不管是较浅层次的娱乐还
是较高层次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的需要。娱乐的形式和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快乐，娱乐显然并不是庸俗浅薄和玩物丧志的代名词。
毋庸讳言，娱乐还是有着不同的层次和品位之分的。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李泽厚则从美感产生的阶段和层次把美感分析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包括性本能、情欲、行为、心境、理念的被压抑，通过审美获得解放和宣泄，达到心意的满足和愉悦;最高层次的境界就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性境界，是整个生命和存在的全部投入。
因此，就电视娱乐而言，似乎也可大致分为纯粹的娱乐与审美的娱乐两种。“纯粹的娱乐是一种‘以娱乐为手段，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心理之目的’的娱乐方式，它注重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游戏、欢娱。而审美的娱乐是‘观众沿着感受力的光谱深入而灵活的做出反应’，是一种审美层次上的心灵的愉悦。”前者是一种浅表层的感官娱乐，属于快餐式的娱乐;后者是内核层面的精神娱乐，值得反复品味、甚至有历久弥新之感。而在当下，大众在理解和使用“电视娱乐”的概念时普遍偏离了“娱乐”的本性特点，只是将“娱乐”贬抑为仅仅满
足于人的感官享受的低级活动。这显然是对娱乐精神的刻板印象，也是我们必须界定清晰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国传统的“以德为先”的教育是一个主张以道德的“超我”来抑制快乐的“本我”的过程。反映到电视媒体上，便是长期以来其强大的娱乐功能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电视剧和歌舞类综艺节目在弘扬“主旋律”的大前提下承载着部分娱乐的功能。可以说，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是从传统的文艺晚会中脱胎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的日益市场化和观众娱乐需求的提升，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才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大面积地占据电视荧屏。在当代社会，电视娱乐节目以感性、轻松的内容和形式释放了一直以来压抑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快乐“本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比过去的任何文化形式都具有民主性和解放性的特点，因此引发了广大受众的心理共鸣。
从电视发展的历史维度进行观照，我们发现，自从电视这种媒介诞生以后，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尝试着与其结缘，可以说，电视为娱乐方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它以人自身作为传播符号，实现了对感官的全方位调动;它与观众之间有着最直接的通道，让人
以一种整体状态进入娱乐节目当中;它在交流互动中还原了人最初始的人性化娱乐状态，并以这种人际亲密的放松状态舒展了人的天性，与人的生命状态相和谐。同时，由于电视时空与生活时空的伴随状态，使得电视娱乐节目成为人们生活流程中的一部分，构建了大众娱乐的同一时空。通过电视，娱乐游戏更加社会化，成为现代人类生存的减压阀。
电视娱乐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众心理压力的释放、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
qq飞车皇族 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把娱乐看成美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劳动或其他生存困境的避风港。因为在困境中，人们寻求的往往是精神(如宗教)的支持，而非娱乐。文化研究学者理查•戴尔曾经指出：“对娱乐的两种想当然的描述乃是‘逃避’和‘满足’，这两种描述指向了娱乐的核心要旨，即乌托邦主义。娱乐提供的形象是可以逃避进去的‘更好之物’，或者我们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之物。”换言之，娱乐行为是以乌托邦主义为旨归的。娱乐是人类的天性，人们需要一种轻松的娱乐，以形成对劳动的调剂和补偿，并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满足生存的整体需求。通过娱乐节目，人们进入一个虚幻的空间，获得暂时的轻松
感，减轻和缓释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进而在虚幻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比较中获得某种相对的优越感、替代性的满足和虚幻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最后达成内心颠覆的欲望的实现，是观众不断地收看娱乐节目时心理轨迹的三个层级。“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哲学范畴的娱乐，其游戏本质恰恰蕴涵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全部含义。娱乐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是20世纪的理念，而21世纪的常识则是：我们更勤奋地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娱乐，或者干脆说，工作本身就是娱乐。”由此可见，对娱乐精神的客观理解和准确把握是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基本心理储备，也成为节目得以健康和谐发展的逻辑起点。
二、自娱然后娱人
主持人是一档电视娱乐节目精神内核的载体和形象气质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诠释着传播者的文化理念。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主持人角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电视人际传播的虚拟表达。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早已颠覆了早期播音员或报幕员简单“报词器”的固定形象：照本宣科已成为过去，他们在媒介角与个人角的交叉中游走，成就了节目也传播了自我，在自娱的同时实现了娱人的功能。“主持风格的传递不仅是一种单向传播，更是一种双向互动与交流，是与受众进行现实性或潜在性的‘审美对话’，是在审美主体
与审美客体相互‘对象化’的过程中的一种互动。”正是通过这种物我两忘的频繁互动，电视娱乐节目部分实现了“狂欢化”的审美惊奇。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现实中，总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原本应当轻松愉悦的电视娱乐节目显得要么有些沉重，要么有些浮夸，离真正的娱乐还有较大的距离。
其一，传统的“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等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制约着电视机构的管理者和电视内容的生产者，这就使得娱乐节目承载着过多的非娱乐诉求而难免步履蹒跚，而这一切最终都直接体现在节目的代言人即主持人身上。不妨以万众瞩目而又屡遭吐槽的央视“春晚”为例：虽然表面上看来，这无非央视的一台晚会而已，但其实承担着传递和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大到晚会主题的确定，中到具体节目的选择，小到主持人的每一句台词，都需要字斟句酌甚至层层把关。经过多重博弈和妥协，取得最大公约数后的娱乐元素也就所剩无几了，故而娱乐效果难免大打折扣，受众普遍感觉不好玩、不过瘾。即便是由冯小刚执导，似乎也无可奈何。
其二，绝大部分的电视娱乐节目都是定位与主题先行，然后再选择相对合适的主持人，很少能够根据节目主持人的内涵修养、气质风格和审美偏向来量身打造节目。因此，节目和
主持人很多时候并不能实现完美的匹配兼容而显得多少有些形象错位甚至是“精神分裂”。现在的很多电视娱乐节目实行的都是制片人中心制或编导中心制，主持人的主体意志和言论空间相对受限。当言不为心声而仅为他者的传声筒时，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很难被激活。《实话实说》成就了崔永元，崔永元也定位了《实话实说》，因此替班的和晶便左右为难，延续不延续崔永元的风格都成为陷阱。节目主持得表里不一、身心俱疲，自身尚且如此拘谨，观众看起来也就很难轻松了。杨钰莹 毛宁
其三，部分主持人的素质不高、修养不足，只能无奈地把浅薄搞笑当成娱乐。这种情形在基层电视媒体中尤为常见。一个优秀的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需要综合的素质修养和长期的实战磨练，绝非简单的上岗培训或学历教育可以完成。主持人储备远远满足不了当下井喷的众多娱乐节目，因此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退而求其次，电视机构只能降低主持人的准入门槛，最终也就导致了主持人队伍的良莠不齐和鱼龙混杂。这些主持人为了实现节目的“笑”果，语言尖酸刻薄，行为夸张荒诞，专以整蛊人、挠人痒为乐，装疯卖傻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把目光专门瞄准嘉宾或观众的生理缺陷，直至把娱乐变成了“愚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和编导们其实也并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大多时候都无法从节目中收获愉悦和满足，因此也就很难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传播者都感觉不如意，
自娱尚且不能，也就很难奢望能够娱人了。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票房
徐子珊整容 作为娱乐节目的核心与主导，主持人需要还原到自然人的本真状态，进行一种相对松弛的交流。
譬如何炅在舞台上似乎到处乱跑，李湘在主持中经常口误说错，临场的调整和自我解嘲不仅不让观众厌弃，有时甚至能更有效地调动现场的气氛，体现节目的真实性与原生态，而真实最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原谅即使不完美的现场直播，也不愿意接受滴水不漏的录播、重播。“节目主持人作为一个个体身份的代言人，他的形象塑造和话语表达在个性的旗帜下得到了媒介所代表的社会的认可，惟其个体化的展现才越发容易让观众产生认同感。这也是观众在一个安全的面具下释放自我的途径之一。”受众的主观情绪投射到主持人身上，能够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李维嘉个人资料
纵观近二十年来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嬗变，从央视的倪萍、朱军、李咏等到湖南卫视以何炅、谢娜为代表的“快乐家族”，从《壹周•立波秀》中幽默张扬的周立波，再到《非诚勿扰》中温情睿智的孟非，娱乐节目主持人俨然成为当今文化消费时代的“精神符号”。优秀的主持人是节目的标签和品牌，是对受众的品质承诺，就像只要提及何炅与谢娜，人们自然
就会联想到《快乐大本营》一样。正是主持人与栏目二者的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常青藤”。自1997年开播至今，主持人虽历经几次变动，但主持风格和娱乐精神一以贯之，号称“湖南第一主持天团”的“快乐家族”也成为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成功范本。这种成功是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的结果。其实早在栏目开播之初，主持模式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文艺晚会，李湘和海波两个主持人串词，娱乐效果一般;2000年增设外拍板块，李维嘉的外景主持与李湘、何炅“里应外合”，渐渐将独尊舞台变成全民平台;2006年的大调整后，已然形成了台上台下“嬉笑怒骂皆主持”的场景。李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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