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一、居住空间中的私密与公共要素变迁简析
“公共”与“私密”总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在居住空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形成促使人类开始定居生活，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型聚落出现在世界各地。同时期的住宅遗址中，发现了用于家族聚会的“大厅”和供小型家庭长期生活的“房间”结构，成了人类开始分室居住的证明。居住空间中的“公共”与“私密”可能在此时才初步出现了分野。不过，这里的“私密”是相对于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居民而言的，与当代的“私人空间”概念依然有很大差距。
一般认为，人类的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孕育了早期的城市，后者逐渐成为商业与手工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城市中，居住空间受到了更多来自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为便于经商和手工业生产，很多住宅开始自发地与工作场所进行组合，产生“前店后宅”“家庭作坊”等居住模式。另外，随着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的出现，城市居住需要特定的空间作为对政治、宗教、文化环境的回应：在“私密”方面，不仅有主人的私人空间，还有宾客、仆从居住的私密空间等，在“公共”方面，有用于家族、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也有面向社会开放的社交空间，以用于展示社会地位、显示自身权力等。到这个阶段为止，居住空间中的私密领域所包含的居住活动一直在不断丰富，且“私密”与“公共”要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混合。
18世纪中叶，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制造、铁路交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进步让人口空前集中于城市，对生产效率的追求催生了体量庞大的工厂以及高度密集的住宅区。在居住成本升高的背景下，城市住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规模缩减，因此不得不将一些居住活动排除到私密领域之外，转移到公共领域中进行，因此出现了一批“小资产阶级穷酸相的独立式小住宅”甚至是贫民窟。
粗制滥造的住宅给城市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多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环境的社区应运而生。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与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分别在欧洲和美国推动社会主义社区实验，尝试落实“平等社会”的理想，这些社区内部都建立起了集体食堂、公共图书馆、公共绿地、采光连廊等设施。在同时期的英国，工厂城镇索尔泰尔（Saltaire）则更
进一步，将一些原本分散在住宅内部的活动集中到公共空间中，比如公共浴室、公共厕所、公共厨房等。这些社区实验的共同点在于：通过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居住活动，来缩减个人私密空间，分摊单个居民的生活成本，从而提升生活质量。在这个时期，居住空间中的私密比重开始下降，公共空间承担的居住活动更加丰富。二、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可能性猜想
时至今日，由于我国家庭成员的数量正在逐步减小，中国即将迎来一种以核心家庭甚至个人为主的“个体时代”居住方式。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家庭规模下降趋势明显，户均人数从1979年的4.65人缩减到2000年的3.59人。今天，一些空间如会客厅、厨房、娱乐室等，对于小家庭而言存在着“负担不起”或者“需求不大”的问题。因此，在当代城市居住方式可能会更加倚重于公共空间，居住活动所需的私密领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而更多的居住活动会转移到公共领域中进行。那么这种潜在趋势会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态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管理学领域的一些理论成果可以为城市居住空间设计提供宝贵借鉴。“结构惰性”是产业链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当众多个体构成一个具有紧密关系的网络，相互间存在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时，“结构惰性”就可能被诱发——成员之间耦合性会日益增强，联系变动开始减少，个体的专门化程度上升，结构相对简化。最后，网络整体架构固化，成为效率较高的结构。
笔者猜想，“结构惰性”的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由于交通的通达性、信息传播效率得
到提升，居住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耦合性也会提高——许多原本需要依赖私密空间的居住活动可以便捷地在公共空间中完成，于是触发“结构惰性”。在“结构惰性”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具有十分完备的功能属性，通达性良好，个人居住空间则会变得精简，仅保留高度私密的活动（如睡眠、梳妆、如厕、洗浴等），并将非私密的活动放置到公共区域中进行，城市居民可以在公共区域中与他人共享条件适合的空间，从而完成大多数的居住活动。
作者简介：周瀚翔（1994），男，福建福州人，研究生在读。
金思昭（1995），女，朝鲜族，黑龙江牡丹江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综合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