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斯佩罗尼（Charles Speroni）的《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下称《妙语录》）题目中的“妙语”原文是“wit”（诙谐）和“wisdom”（智慧），译者把这两个字翻译成“妙语”，应该是为了便利中文读者的理解，因为中文很难到一个对wit一词贴切而顺口的翻译。然而，斯佩罗尼并列使用“诙谐”和“智慧”是有道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诙谐是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十七、十八世纪的诙谐（或俏皮）成为欧洲的一种文学风格甚至审美尺度，还是偏重于睿智、见识、理解、思考的话语和文字能力。这些虽然不再以“智慧”相称，但也还是智力不凡、见解超俗、表述独特的意思。
在《妙语录》中，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包含在“笑话”或“玩笑”中的诙谐和智慧，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facetiae）。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早就已经在收集笑谈妙语了。《妙语录》中介绍的第一位，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就是最早收集笑话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们对民间日常生活充满了兴趣，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十五世纪的贝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不光花费很大精力来收集笑谈（Facetiae，1506），也还收集成语（Proverbia Germanica，1508），这些都是普通人喜爱的话语形式。十六世纪的多梅尼奇（Lodovico Domenichi，1515—1564）在他的《开怀大笑》（Facetie，motti et burle，1574）中收了981个笑话。这类收集属于一种在文艺复兴时
期被称为“丰富”（copia）的艺术，也就是尽量多地搜罗富有变化的同一类东西，往往都是一些“小玩意”。笑话只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收集的小玩意中的一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就同时收集多种小玩意，包括成语（1500年初版题为Collectanea Adagiorum，1536年的扩充版中收有4251条成语）和纹章标志（1612年版的Alciati中收有212种）。他有一本题为《论词语的丰富》的著作（1512年第一版题为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后改题为De Utraque Verborum ac Rerum Copia，简称为De Copia）。这部著作所提出的人文学习方法对当时欧洲学校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著作在伊拉斯谟活着的时候就至少发行了85版，书中就拉丁语的套话“你的信让我很高兴”这句话，就收了146种不同的说法，“我将终身记得你”这句话也有200种不同的说法。
《随笔》2013年第1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玩笑这个“小玩意”zia
斯佩罗尼的《妙语集》收录的“玩笑”是一些可以称为“趣闻轶事”或“幽默故事”的短小作品。他说明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当一个崭新的、思想开阔的与古代的经典文献的交流被重建
时，那些很大程度上处于古代的格言警句的影响下的趣闻轶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注意到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这些常常是肆无忌惮的趣闻轶事，西塞罗称其为‘妙语（facetia）'（意大利语称为facezia，英语称为facetious），在古典人文研究的全盛时期，又再度被赋予了同样的名字。”斯佩罗尼提到了古代警句格言对文艺复兴时期笑话妙语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什么是“笑话”呢？最早的以“笑话”（facetiae）为题的集子便是波焦的《笑话录》（亦可译为《妙语录》），成书于十五世纪中期，书中大多是喜剧性的滑稽和诙谐轶事，许多篇章又都同时讲究文字的诙谐。故事和文字属于两种不同的诙谐，在波焦那里有很好的配合。就文字的诙谐而言，波焦“妙语”中的笑话或俏皮话不只是为了逗笑，而是要让读者对西塞罗在《演说者》（De oratore，II，54—71）中对玩笑的讨论有所体会。西塞罗相当看重玩笑这个小玩意，因为得体而恰到好处的玩笑、妙语是演说的一种必要修辞手段。幽默和玩笑能够拉近演说者与听众的距离，提高演说的效果。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塞罗对两种幽默作了区分。第一种是贯穿于演说始终的那种，称作为cavillatio。另一种是个别的风趣、诙谐之言，称作为dicacitas。西塞罗还区分了两种不
同“诙谐”（wit），一种是叙述性的（讲述某件事情，in re）；另一种产生于特别的语言运用方式（in verbo），前者易于在其他文字中复述，而后者有许多难以在翻译中传达。以今天人们的幽默感来说，文艺复兴时收集或写作的那些笑话，有的好笑，有的并不好笑。这是因为，一个特定人认为好笑的东西，在另外一人看来可能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个特定时期好笑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就不再好笑。因此，尽管《妙语录》中的许多东西包含一些笑料，但不宜把它们看成是不逗笑便无价值。它们的价值在于包含着许多古典的轶事、中世纪宗教布道中穿插的小故事（exempla）、寓言、成语、谚语、自传片断、座右铭、谜语，还有警句、格言、箴言（尤其是下面还要谈到的aphorism和apothegm）。因此，不妨把《妙语录》当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小型文化读本。
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颇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们，他们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搜寻和收集笑话呢？对此，著名的研究者波温（Barbara C.Bowen）在她的《文艺复兴时期笑话百则》（One Hundred Re-naissance Jokes）的序言中说，我们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这种收集大概与笑话的主要用途和运用场合有关，“笑话”是一种宴会上的饭桌闲谈，对文人来说，严肃学习之余可以在笑话中得到放松。不少笑话集是献给政治人物的，对政治人物来说，笑话可以为他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也可以成为一种对他们婉转劝谏的手段。当然，不同收集者会有
不同的动机。
在文艺复兴这个知识大搜集的时代，也许搜集或收集根本就不需要有特殊的理由。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文艺复兴正处在一个从“注释”向“评说”的知识转型时期，收集属于注释，是尚未完成转型的知识形态。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只要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不管是由谁写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可以把它们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这就像伊拉斯谟所做的那样。在这种知识形态中，所有的“作者”（authors）都自动成为知识“权威”（authority），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同一词根。求知者对“著作”十分尊重，把每一种著作都自然而然地当作宝贵的知识。一个人能够尽量多地知道古人说过什么，那就是学问渊博，知识丰富。
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们收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文学小零碎的东西，格言、箴言、警句、座右铭、谜语、笑话。他们收集的方式也与今天不同，今天的收集往往是一个一个“专题”，或者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名家。文艺复兴时并没有这种收集方式，收集者只管收集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即可。当时收集“成语”就是按字母顺序的。科罗奇（Gilles Corrozet，1510—1565）杂搜杂集的《值得记忆的说法集》（Divers propos memorables）就是一个
代表。那个时候，凡是收集者认为“值得记住”的，都可以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因此，自然也就无须对格言、箴言、警句、成语（谚语）等等加以特别区分。
笑话这个小玩意之所以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笑谈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诙谐与智慧的良性结合。在文艺复兴的词汇中，诙谐（好笑）（facetiae）与智慧（见识）（sententia）之间无须划出清楚的界线。德语的Witz就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意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人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那里，“笑谈”（facetiae）与“格言”（apophthegmata）就是同义的。
诙谐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字能力，是有学问的表现，也是一种有实际用途的能耐。善于诙谐的人谈吐不凡，特别有语言交流和交际的能力，也特别能够影响别人。“诙谐”还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以机警、机智、聪明、幽默为特。机警而幽默的人有“急智”，他们善于讽刺、挖苦、调侃，他们跟谁说话都不吃亏。在遭遇对手攻击时，他们便立即能用简洁、犀利、风趣的话来“回嘴”（repartee，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收集的小玩意），但这是一种有文明教养的回嘴，与狠巴巴地用脏话骂人是不同的，就连太尖酸刻薄的回嘴都不是有教养的表现。由于诙谐所体现的文明教养，它的机警、讽刺、挖苦和调侃才会不仅令人发笑，而且还具有审美欣赏的价值。
诙谐离不开智慧，诙谐应该与智慧和教养结伴而行，没有智慧和教养的诙谐会变成油嘴滑舌，与耍嘴皮子没有什么区别。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不一定要有特别新奇和新鲜的想法，因为很多智慧都是从古人那里搬用或借用来的，但说法一定要巧妙，尤其要简短、明快、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因此，当时盛行的各种各样的警句、格言、成语、名言警句、谚语、箴言都有诙谐的因素。这类智慧话语许多来自古典文化遗产，被当作是一种公共财产，饱学之士们广泛搜罗，编辑成书，或翻译，或改写，都是正当的运用，不能用今天的知识产权或学术剽窃标准去衡量它们的价值。